潮新闻客户端 记者 宋浩
在南孔庙旁边谈孔子的春秋时代，是一种什么体验？
10月26日到27日，钱报读书会“无边无际：从春秋到空山——李敬泽新书分享”活动在衢州市图书馆举行。
作家、评论家、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带着《我在春秋遇见的人和神》《空山横》两本新书，做客钱报读书会，与浙江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考古学者郑嘉励对谈，读书会由浙江大学教授、评论家翟业军主持。
衢州是孔子后裔的世居地和第二故乡，素有“东南阙里、南孔圣地”的美誉。南宋建炎三年（1129），孔子第四十八世嫡长孙、衍圣公孔端友率曲阜族人随宋高宗南渡，定居浙江衢州。在古老的孔庙附近的这场读书会，呼应了孔子和春秋时代。
读书、考古发掘，都是和古人对话、和自己对话的过程
得知本场读书会的嘉宾是郑嘉励时，李敬泽开玩笑说自己有点紧张。翟业军日常交往多，已经很熟悉了，但郑嘉励这位考古学者，线下还是初见。李敬泽的父母毕业于北大考古学系、曾参与殷墟等重大考古遗址的发掘工作，所以他在家里不敢乱说话，特别是谈春秋，在专业人士面前容易露怯。
但郑嘉励在《读墓》一书中说的一句话，让李敬泽很有共鸣：“在墓地里，我与古人对话，和死人对话，更重要的是和自己对话。”郑嘉励长期从事浙江地区宋元考古和研究，30年间参与了宋六陵等多处宋代考古发掘。李敬泽说，不仅考古学家这样，我们读古书实际也是在和古人对话、和自己对话。
“读古书，所学何事？我们要从古书里得到什么？绝不仅仅是我读书了，有了学问，我这知道那也知道，说起一段来我比你懂得多，我碾压你了，这都没什么要紧。”
古书，古典的历史文化，对我们来说不仅仅是知识层面的问题。李敬泽提到，知识层面的问题，现在容易解决，各种搜索乃至AI就可以解决。过去我们崇拜的大学者，什么都记得很清楚、倒背如流，今天只要一个智能手机就解决了。
而今天，我们从历史文化和传统中真正要得到什么，在于我们能否与古人发生真正的对话。“你怎么理解古人？你一定是带着自己、带着现代人对世界、生活、人情世故的理解去和古人对话。”
“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时你与古人相谈甚欢，有时你觉得古人完全是个陌生人，有时对古人心生仰慕，有时候很讨厌他、完全不能接受他，这都是有可能发生的。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不仅理解了古人，一定程度上也理解了自己，同时让自己变得更开阔的过程。”
这是李敬泽读《春秋左传》等古典作品多年后的感受，但早年开始读的时候，也没想这么多，没太强的目的性，纯因为当时“无所事事”。
二十五六岁时，李敬泽刚工作不久，是一个青年编辑。工作不忙，下班就跑去什刹海游泳，完了回去读《史记》和《春秋左传》。时间充足，他“无聊”到一边读，一边随手翻译成白话文。跟随司马迁和左丘明的笔，李敬泽被春秋时代充沛的元气吸引了，在书中碰见圣贤、英雄、疯子……
“你在书中碰见他们，你发现你对他们有话说，他们对你也有话说，这样的对话特别有意思，对我来说是特别刺激、特别有挑战性的对话。”
比如孟子和告子讨论人性的本质，告子以水打比方，正如水流方向不分东西，认为人性不分善恶。孟子冷笑反驳，正如水不管朝那流永远都是往低处流，人性永远是向善的。
李敬泽读到这里，很想加入对话：孟夫子的性善论对不对另说，他的论证逻辑首先有问题：人性是人性、水是水，水往下流与人性之善有什么关系？孟子虽然是李敬泽敬重的先贤，但孟子一不小心给无数赖子提供了耍赖的口实。在《人性与水与耍赖》一文中，李敬泽由此想到贪官们的忏悔书、想到西方哲学、想到文学中歌颂童年的母题，思维发散开来……
关于文体：做苏东坡一样多面向的人
《空山横》是一部演讲集，整理了李敬泽不同场合下的演讲内容。郑嘉励和翟业军对于李敬泽演说功力十分拜服。口语的演讲中，他依然将跑步、文学、鹅掌楸、AI这样不同的内容，根据不同的语境讲出一篇内容，给人启发。
这与他的“敬泽体”有相似性。“敬泽体”的风格，就是贴近读者，兼具诗性与诙谐，看似东麟西爪，实则气韵贯通，在文学、哲学、历史之间进行理性分析。
郑嘉励和李敬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除了职业工作写作（考古报告和论文、文学评论），还有不少风格鲜明的随笔作品。翟业军请他们谈谈自己对文体的认知。
郑嘉励表示，在考古报告和论文之间，存在无数种过渡形态。将一个考古发现如实地写成报告，似乎工作就做完了。但这是一个考古工作者的全部经历吗？不是，挖掘的时候，也许有前人死于一场意外，也许雇来一起发掘的民工会有无数故事，这些考古的生活也是值得记录的。
对于郑嘉励来说，有时偏感性、有时偏理性，有时抒发个人情感、有时偏向客观叙事，有时候站在古人角度考虑、有时候从考古一线的角度考虑……考古这一工作的文学性，就在其中。把考古工作的复杂化、宽广化，文体的问题就不必拘泥了。
李敬泽也有同感，他说，现代的我们是把一种非常晚近的“特殊状态”当作了“常态”。在这种特殊状态下，我们说这个人是小说家/诗人，仿佛他这辈子只写小说/诗歌。“这其实是相当晚近的现代文学艺术分工下的结果。”
古人不是这样。李敬泽又提到苏东坡，他主要不是写诗的，他也要写报告——给皇上写奏议、策论、表状，而诗人身份只是他生活中的一个侧面。
对于自己来说，李敬泽没有单独把自己当成一个评论家、要整天写文学评论。“我的身份和面向是不一样的。我也写工作报告、工作总结，我写公文写得很好，各种公文都能写，”写文学批评，有时候是正儿八经的论文，有时候是报纸来约稿，有时候是完全不同的体……总之要看阅读对象是谁。
“在任何一个时代，一个人的‘体’其实是复杂的、多面向的，那么文章的‘体’也必然是复杂的、多面向的。都是你的‘体’，都是你的一方面，你应该能够很好地将这些‘体’，用你的文，将那个方面很好地表达出来。”
李敬泽说，上班时候开导年轻同事，“当然有点‘爹味’了，我说你们不要认为你们学了中文，是中文硕士或博士，到了班上让你写报告或方案就觉得很委屈，难道你一辈子就是要写诗和散文吗？工作本身就是你的‘体’，包含在你的体内，那你就应该很好地将这个公文、方案也写好，这样你才是一个完整的，生机勃勃的，有着多面向的人。”
“关于‘体’的问题，我没有那么拘泥，或者我就应该选这个、不选这个就委屈，我是一个摩羯座，对我来说哪个我都想写好，我都要写到最好。”李敬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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