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苗寨插队落户，是1968年秋冬之交。初来乍到，不免对一切都好奇。那里的山很陡，树很密，家家都要在山林深处砍柴，以备冬天的煮饭和取暖。当地人烧柴极猛，灶台和火塘，一个冬天下来，少说也得六七十挑加上好多大树根才够用。如果还想把柴晒干了到炉山镇上去卖钱，那就更得多砍。通常，是把手臂粗的丈把长的柴，齐齐地砍个二十来根，然后用拇指粗的青杠树枝，硬拧成藤，捆作人字形长长的架子，从山上挑下来，至少五六里路，干这种活儿，没有一把子力气是不行的。如果老弱病残，就只好去近处山里，捞些杉枝松毛，捆上一捆回来，虽然也好烧，但没有火子（也就是炭），烟也太大。
临近冬天，太阳落山早。黄昏时分，遥遥地看到后山有一个矮小的人影，背着大大的一捆干松枝，从远处看去，仿佛只有那一捆松枝在移动，不免心生恻隐，就迎上去帮忙。走近一看，是一个脸皱如鸡皮，而且长了雷公嘴的老太，因为驼背，个子惊人地矮，如今想来，她大概只有一米一、二的样子。究竟有多少岁？实在说不清楚。她看我上前来帮她，惊讶地睁着眼睛，但不吭一声，鼻孔朝天，眼睛也朝天，一点儿表情也没有。
她的住处原是旧烤烟房，就在我借住老杨家谷仓背后的斜坡上。去过贵州苗寨的人都知道，通常烤烟房是以黄土夯成，满打满算也只有八尺见方。为了熏烤烟叶，并没有窗户，稻草盖的屋顶虽然高，可进出的门，却只及常人腰间。我帮她把柴火背上去，靠在烤烟房墙外，她也没话。只看见她打开门一钻，就闪进去，反身把门关上了，好像并不想和我这个外人招呼。回头看，老杨的儿子正鬼头鬼脑地向我招手，我便匆匆回到坡下。
老杨的儿子叫老海，和我年纪相仿，读过三年小学，算是寨子里的乡秀才，在他爸爸也就是大队支书的庇护下，当着小队的会计。大凡当了会计的乡秀才，总是这些地方的消息灵通人士。他神神秘秘地问我，晓不晓得她是哪个？我摇摇头。他鬼兮兮地说“她是白老太，你晓不晓得白老者？”我还是摇摇头。
于是，他便打开话匣子，给我讲了有关“鬼师白老者（当地把‘者’读作‘仔/崽’）”的故事。
白老者是姓白，还是因为他脸白还有几颗白麻点？直到现在，我也没搞清楚，反正他来头不小，据说当年曾是这一带有名的鬼师。苗寨缺医少药，鬼师就是走乡串户的医生，古代中国常常“巫医”连称，这些鬼师也一样，念念咒语，做做法事，然后上山弄一些草药，给人们既驱鬼，又治病。古话说，“人而无恒，不可以为巫医”，白老者是这一方颇有声望的人士。他有多大年纪？什么时候学会当鬼师兼医生的？谁也不知道，老海更不清楚，只知道“饿饭”年代也就是1960年以前，他已远近闻名。
我插队的那时候，居然这一带还在闹土匪。一个姓杨的土匪潜伏在山上，已经十来年了。相传他是苗族，本是一方豪强，1950年国民党从贵州溃退，委任了他一个什么“司令”，所以，口耳相传中就叫他“杨司令”。不过，他的司令宝座大概屁股也没有坐热，原本就不多的兵将很快被南下大军横扫，他只好躲进深山老林。因为是当地人，乡亲多，地形熟，公安军警十几年也抓不到他。听苗寨人说，有时候他呆得闷了，还会下山来走一走。还有传言说，他曾到县城唯一的灯光球场看过篮球比赛，散场以后，还会去路边小店，靠着柜台喝四两包谷酒，在牛场坝的大树兜上睡一觉，才慢悠悠地回到山里。直到1967年文革初期，才因为一个疏忽被抓到枪毙了。传说，因为他常年住潮湿阴暗的山洞，得过一种说不清楚的毛病，还是靠了一个鬼师给他治好的，他讲义气，要报恩，就常常拿些腊肉、香烟、包谷酒给这个鬼师。
有人传说，这个鬼师就是白老者。是不是？谁也不知道。反正白老者的身世很神秘，他虽然不是土匪，但是多年在炉山、重安一带走乡串户，谁也说不清他的来历，也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姓白，只知道他会治病。我听到最神奇的故事，就是大风峒那边一个姓孙的，原本是少有的壮汉，曾肩挑两扇百十斤的猪肉上贵阳卖。有一年夏天得了怪病，肚子大得如水牛，到秋天，手脚却渐渐瘦得像麻杆，求医问卜不管用，靠了白老者作法施药，真的把人从鬼门关救了回来。听说这个姓孙的家里到处借钱，给他送了一头百来斤的猪作为报答。
白老者的名气就是这样越来越大。当地人传说，因为他对杨司令有恩，所以杨司令很听他的话，如果谁敢得罪白老者，肯定吃不了兜着走。不过，人家问白老者，他从来不说是或不是，也从来没听说他真的让杨司令干过什么事情。解放后十几年，杨司令在山上躲躲藏藏，走东走西，白老者则也一个寨子一个寨子游方串户，驱邪看病。直到前几年老了，也许走不动了，也许是政府禁止鬼师搞迷信，管得严了，才在我们这个寨子落下来。原本他是孤老，年纪又大，应当属于生产队供养的“五保户”，但生产队也耍奸，为了不给他白吃，就硬给他配了一个嫁不出去的白老太，有了白老太，他算是成了家，成了家有人赡养，他就不算“五保户”了。
白老太据说也不是这方人，哪儿来的？不太清楚，对面寨子里孙家的人，说她是猪屎仡佬，或者说她是仲家。不管是仡佬还是仲家，那就不是这边的。我们这边儿不是紫姜苗，就是九股苗，都是不那么驯服的生苗。据说，白老太和白老者成家的头几年，白老者还偶尔外出看病。老海说，他看病的时候，总是要先作法事，咿咿呀呀地唱歌，耍剑摇扇，在堂屋设香案绕圈子，喷酒念咒，搞得神神鬼鬼，所以还总有酒喝有肉吃。
我到苗寨的头一年，很奇怪，从来没有见到白老者本人。有人说，他老了走不动，有人说，他生了病躺在床上。其实现在想想，更可能是文革“横扫一切”的缘故，他也不敢轻易四处捉鬼看病，总之，他在那个烤烟房里不露面已经好久了。开始我还好奇，时不时张望一下，看看后面山坡上有没有人出来，时间长了也就淡忘了，只是偶尔看到白老太蹒跚身影出没，心想白老者大概活不了多久了。
热热闹闹或者轰轰烈烈的文革高潮，在1969年年初，已经有点儿消停下来，不过，“扫除一切害人虫”的势头还带着惯性，时不时也会闹个动静。有一天，公社领导突然来我们寨子，找到大队支书就是老杨，嘀嘀咕咕了好一阵。隔了一块田，我老远地看见老杨苦着脸，摇摇头又摆摆手，好像很为难。后来很快就明白了，上头要寨子里斗争白老者。据说，杨司令还没枪毙的时候，在大牢里面曾经供认，确实有一个鬼师曾经给他看过病，不然他早就害病死了。上头怀疑就是白老者，一来因为苗寨有传说，白老者有神通能看病，二来因为白老者四处采药，恐怕到过杨司令藏身的地方。公社领导说，不管是不是白老者，他成天做鬼弄神就是“搞四旧”，也得狠狠地“整”一下。
我们那个寨子很小，一半姓孙，大概有五六户罢，住在对面山坳下的竹林中，一半姓杨，只有四户，住在这边的山坡上。这只是半个生产队，还有半个在三四里外的白沙井，白沙井和这边虽说算是一个生产小队，却往来不多。孙、杨之外唯一的外人，就是白老者和白老太，他们来历不明，谁也不知道他家乡在哪里。虽然多少有些隔，但因为都讲苗话，在一起厮磨时间长了，总还有些亲切感，乡里乡亲的，谁也不好下狠手整人。支书老杨，算是这一带唯一见过世面的人，也是唯一汉话讲得好的人，传说抗美援朝他还到过朝鲜，是政府信得过的干部。尽管不拿薪水，也总得替政府出力，上头有了这道圣旨，他无可奈何，只好把鸡毛当令箭。
记得那天晚上，月明星稀，生产队二三十个人，围在杨家的火塘边上，装模作样地开会斗争白老者。树根树兜燃着的火光中，我看到横七竖八坐着的，有对面孙家背着娃儿的婆娘，有还在搓草绳的孙家老太，有拿着长烟杆的占举、占兴兄弟，有打打闹闹的几个年轻人。白老太陪着她老公进来，这下子，我才第一次看清楚，原来白老者个头不高，略微驼背，大概七十左右了，眼角上满是眼屎，脸上白胡黑须，乱七八糟，鼻子却少有地呈鹰钩状，走起路来哆哆嗦嗦，真看不出有什么神通。大家七嘴八舌用苗话乱讲了一会儿，支书老杨就很威严地用汉语说了一句，“最高指示：我们斗争完了”。
大家一哄而散，谁也没有把斗争白老者当回事情，但老杨算是向上面交代了。那天以后，白老者还是每天不出门，躲在烤烟房里，白老太每天上山捡松树枝，背回去做饭。每天傍晚我回头看，总是看到高高的烤烟房，发黑的房顶冒出炊烟，炊烟袅袅地散入后面的松林中，渐渐和暮云连成一片。
转眼入了夏，这是我下乡的第二个整年，也就是1970年。那年我选了给生产队做瓦，整天忙着牵牛踩泥，筑版堆垛，还得自己编草帘子盖瓦坯，然后平场地放瓦桶，昏天黑地累得半死。一天傍晚时分，白腊那边的一个女知青，记得是姓潘的，惊慌失措地跑来告诉我，新寨知青姚老三被毒蛇咬了，好像是烙铁头（一种毒蛇），现在腿肿得像水桶，人已经昏过去了。医疗队远在炉山镇上，十多里地，远水不解近渴。有老乡说，请白老者，死马当活马医吧，现在人已经抬到支书老杨家了，这时候，老杨也六神无主，只好上坡请白老者，等我赶到老杨家，白老者已经来了。
那天的情景，让我看得惊心动魄，几十年后也不能忘记这一幕。
外面天色已经微黑，老杨家的堂屋，只有正面神龛上点着煤油灯，火塘燃着柴火。靠墙放着的担架上，原本人高马大、生龙活虎的姚老三已经昏迷，在昏黄的煤油灯光中，只看见他的身体一抽，又一抽，嘴里吐着白沫。我不敢看他的腿，据说已经肿得发亮。几个从新寨扛他过来的知青，好像已经吓得呆若木鸡，那个来报信的白腊小潘，甚至呜咽无语，一直抱着头。熊熊燃烧的柴火，光照得正面墙上的毛主席像时暗时亮，堂屋里人的脸，也亮一阵暗一阵，看上去很诡异。白老太不知从哪里摸出几块木牌，上面写着乌黑的字，居然有“上大人”、“盘瓠大神”之类，她恭恭敬敬地把木牌放在毛主席像前面的供桌上，奇怪的是，党的支书老杨好像也熟门熟路，立即端上米饭、包谷酒和一碗腌缸豆，算是敬神之物。
只见白老者左手持蒲扇，右手拿木剑。突然间，原本满脸皱纹老态龙钟，现在一扫而空，本来脸上那几颗浅浅的白斑，也衬得面目狰狞诡异，整个人就仿佛精灵附体。在昏暗的灯火中，他很有节奏地左边一摇，右边一晃，前进几步，又后退几步，就好像跳舞。后来我读了大学，看古书多，才知道这个步子很有来历，两三千年前就有，出土竹简《日书》里，后来道教典籍里，记载多得很，叫做“禹步”。据说，大禹治水，把腿搞坏了，走路一瘸一拐，传说鬼怪害怕大禹，所以也害怕人走这种步子，“禹步”便成了巫师劾治妖魔的一种法术。白老者手中的木剑，左边挥动几下，右边挥动几下，口中咿呀咿呀地念念有词。后来我也知道，宝剑原来是古代传说斩妖剁鬼的利器，汉高祖刘邦就是斩蛇起事的。再看另一边儿，白老太也不闲着，她跪着捣蒜似地磕头，堂屋正中挂着毛主席像，我一开始还以为她在向毛主席叩首，仔细看，其实是对着主席像下面的那几个牌位，上面写的是几个歪歪斜斜的字，那时候，我也不知道“盘瓠”是个什么神，后来才搞清楚，盘瓠原来是西南夷共同的祖先。
苗家的堂屋里向来有火塘，火塘向来总是燃着火，火光映着每个人的脸，时亮时暗，人的心情也一时紧一时松。这时候，支书老杨似乎忘记了党员身份，起劲地和他的会计儿子老海一起，在一旁敲锣打鼓。突然，油灯捻子一爆，昏暗的堂屋里突然一亮，我看到白老者有如出神一般，霎时间眼光如电，口中噗地一声，把满嘴的水喷在木剑和姚老三脸上，口中咿咿呀呀地唱了几句，低吼一声，纵身从堂屋门直窜出去，刹那间，消失在后山密林里，只剩下我们在屋子里呆若木鸡。大概有十分钟吧，他才慢慢下山进屋，嘴角冒着白沫，好像咀嚼着什么。事后我想，他大概是上山采了药草，嚼烂了敷在姚老三的右脚上。
这一下，又弄得大家大眼瞪小眼，明明姚老三被咬的是左脚！可那时居然谁也没有说话。更令人惊讶的是，两个小时后，居然从左脚被蛇咬的地方，汨汨地流出黑血，原本肿得老粗的腿，看着看着也渐渐消肿，姚老三也醒了过来。
姚老三很快又活蹦乱跳了，知青生活又回到原来的老样子。日复一日，我还是在路边踩泥打瓦，上面白腊和新寨的知青，赶场天路过，还是到我瓦场歇脚喝水，下面莲花塘的知青，也一样到我这里来聊天，顺便偷我的书。不过，白老者治好姚老三的神奇故事，还是一传十十传百，自然也传到了公社，或许还传到了区革委会。
转眼翻年过去，秋天烧瓦，冬天砍柴，过年杀猪。城里人文化革大命也有点儿消停下来，苗寨里更是该过日子照旧过日子。过了春节，就是1971年的春天了。这一年，我暂时离开寨子，凭着当年体校训练的底子，混到城里的乒乓球队，还到省城参加了比赛。三个月后，乒乓球比赛结束，我又混到县里的篮球队，尽管球技平平，但朋友照顾，当个板凳队员，在队里混饭吃。虽然这种大锅饭还是朝不保夕，但总比我在生产队饿肚子强。1970年，我辛辛苦苦做了一年瓦，完成三万块火瓦（不是泥的瓦坯，而是烧好后的瓦），拿了全队最高工分，但是运气不好，恰巧遇到这一年“农业学大寨”，生产队按照大寨共产主义方式分配，总共我才拿到六块钱。特别是，分的粮食不够吃，秋天收割的时候，在地头现场分，按照所谓“人七劳三”，也就是七成按人口平分，三成按照工分。我们知青都是单身汉，按人头就吃了大亏，如果你那天再没有跟到田里，也许你就错过了这一次分粮食。苗族人其实很善良很朴实，可是经历了太多次的饥荒，饿饭饿怕了，怎么会欢迎凭空来分他们一份口粮的知青！一年辛辛苦苦挣来的粮食，不过刚刚够吃半年，一年辛辛苦苦分到手的钱，甚至不够买煤油和盐巴，我只能赖在县城里的球队，好歹有口饱饭，每月还给五块钱，更何况球队还发两身红色的罗纹球衫穿着。
记得是夏天里，有熟悉的知青进城，看到我就说，你晓得不？白老者死了！我吃了一惊，便向他打听原委。原来，我们以为文化革命已经结束，其实“走资派还在走，造反派还在斗”，阶级斗争的那根弦，在有些人的头脑里始终没松过。据说，因为姚老三被白老者治愈的故事传得太广，以至于公社革委会也听说了，革委会主任老孙，大字不识一箩筐的家伙，先是一惊，后是一怒。他在会上敲着桌子，说文革几年下来，破四旧已经搞得那么深入，居然白老者还敢做鬼弄神，大搞迷信活动，大队支书老杨居然还参与其中，敲锣打鼓，真是无法无天。
事情上报到区革委会，很快又有人联想土匪杨司令的事情，于是，十二道金牌下来，要在公社举行批判斗争会，这年初，公社搞了一个红旗飘飘锣鼓喧天的斗争会，据说去的人，比赶场的人还多，白老者和地富反坏、牛鬼蛇神站在台上，被一个个挨着斗。虽然苗民向来不把斗争会当做正经营生，但开会算工分，冬天也没什么活儿好干，加上干部们煞有介事，所以也去了不少人。听说从我们寨子到公社所在地，坑坑洼洼的路上拖了十里地，加上在台子上弯腰两个钟头，本来就上了年纪的白老者受不了折腾，回来就一病不起。
他死了以后，很快白老太也死了。究竟怎么死的，谁也讲不清楚。反正他们两个人都草草地埋在烤烟房旁，两个巴掌大的土馒头，没有墓碑，也没有人上供。见惯生死的苗民们，也很快忘掉了白老者，没几个月，烤烟房上面的茅草也快被风刮完了，大概过不了多久，黄土版筑的墙也会坍塌，就像《红楼梦》说的“荒塚一堆草没了”。
在城里混了半年，1971年夏天，乒乓球队解散了，篮球队也解散了，我只能再回到充满了牛粪和青草气味的苗寨，每天仍旧面朝黄土背朝天。不过，那时的我已经成了生产队的壮劳力，扛木头可以扛一条椽子，上公粮可以挑百十斤走十里路，秋收的时候，也扛得了硕大的谷斗。特别是，我还学会了赶牛犁田这种所谓男人才能干的活儿，当仁不让地牵着大水牛下田。其实，犁田这种活儿最清闲，苗寨里的男人常常爱干这种活儿，一犁到地头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吃桿烟”，借着抽烟在地头躲懒歇气。
转眼又到了秋天，水稻割完，水田放干，要再干犁一道。一天，我牵着水牛正在地头歇气，远远地看对面山坡烤烟房断墙颓垣旁边，随风摇动的竹林中，袅袅地有一缕青烟，从白老者白老太坟那里升起，这让我很惊讶，便把牛栓好爬上坡去看。穿过竹林，看到一个高大的背影，再仔细看，原来正是白老者救活的那个新寨知青姚老三。白老者和白老太坟上，一个春天加一个夏天长出来的乱草，已经被他修理得干干净净。白老者坟前平地上，摆了一包当时算高级的朝阳桥牌香烟，一土碗包谷酒，一盘熏过的腊肉，烧着一堆松枝，还点了一炷香。我在地头远远看到升起的青烟，大概就是他点燃的松枝和香火。我从背后还看到，姚老三背对着我，跪着向着坟头磕头，一面磕头一面念念有词。我走过去，拍拍他肩膀，姚老三一惊回头，看到是我，这个身高一米八的大汉居然泪流满面，嘴上哆哆嗦嗦，半天终于说出来一句话，“白老者从来没得见过杨司令”。
我们相对默然。其实我们都清楚，那个时代的冤案多了去了。可是直到很久以后，我想到白老者，仍然百思不得其解的是，白老者生前为什么不说明白？或者他已经说了为什么还要斗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