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大诗人陶渊明因不愿“为五斗米而折腰”，愤然辞去彭泽县令的官职，隐居山林，开始了他独善其身的隐士生涯。在后人的心目中，隐居后的陶渊明一直过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快乐生活。事实真的如此吗？
实际上，陶渊明早就彻底“躺平了”：晚年为生存乞讨，5子无一成器，63岁活活饿死。
在《归去来兮辞》中，小序起笔便说“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瓶无储粟，生生所资，未见其术”。
陶渊明说自己家贫、多子，农业劳作不足以养活全家，自己又没有别的营生本领。
在封建社会，一个家庭的生计主要由男性（父亲或丈夫）承担，让家人免于挨饿是他们的责任底线，也关乎男性的尊严。
而陶渊明却非常“坦然地”承认，自己在养家糊口上的无能，似乎并不觉得这有什么难以启齿，没有流露一点愧色与自责之意。
从诗人的身份看，陶渊明这种态度或许可视为一种潇洒率真的风度；但从父亲或丈夫的身份看，他就近乎懦弱无能、不知羞耻、不负责任了。
接着，陶渊明说“亲故多劝余为长吏，脱然有怀”。
既然家庭生计成问题，那就应该主动想办法解决，而陶渊明却是在亲朋的劝说下，才决定去做官来养活家人的。陶渊明不是想不到做官这个办法，而是不愿做官。
后来，亲朋的劝说让他想通了。虽然想通了，但他仍有所顾虑——“风波未静，心惮远役”，于是求得靠近家乡的彭泽县令。然而，得官不久，他又“眷然有归欤之情”。
陶渊明后悔了，他说“饥冻虽切，违己交病”——虽然衣食问题急迫，但违背自己的意愿却让他内心痛苦。
他想到曾经为了糊口而让自己为人役使的经历，辞官的意愿更坚定了——“怅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
既然那么迫切地想辞官，那就辞官吧。可他仍然“犹望一稔”，想等到公田里的庄稼收获了以后，再“敛裳宵逝”。陶渊明恨不得星夜离去，说明他一刻都忍受不了官场生活；而他又不得不为了饱腹暂且忍耐——可以想见他内心因为这物质与精神上的矛盾而备受煎熬。
陶渊明内心始终在入仕与归田的两端摇摆不定，直到母亲的去世，他才“自免去职”。
在陶渊明的一生中，他不止一次辞职，而是先后四次。这番经历让他看透了官场，也看透了自己，像他这样的人，不归是不行了。
“田园将芜胡不归？”他归到上京里，归到园田居。前者为老宅，后者有他家的田产。
后来发生的一些事，他没料到，比如园田居失火，房子烧光了。又遇灾年，逢兵乱，他穷得饿肚子：
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
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
这已经是辗转乞讨了，又饿又羞怯的情状溢于言表。何之，哪里去。行行，走了又走。斯里，这里。估计他走到离家很远的地方，敲门尚且拙言辞。而当初辞掉彭泽县令，他没想到会沦落到这种地步。
那么，陶渊明的孩子们呢？难道没有一个成器的吗？不能照顾他们的父亲吗？
陶渊明的确有五个儿子：俨（小名阿舒）、俟（阿宣）、份（阿雍）、佚（阿端）、佟（通子），分别出于前妻和续娶之妻。
这些小家伙的共同点在于都不肯好好学习，陶渊明在作《责子》诗中一一点名予以批评，但态度很温和，最后甚至说：“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不出所料，这几个孩子长大后没有一个成器的，陶渊明依靠不上。
陶渊明生命的最后时光，是在他的老宅里度过的，贫病交困，后来活活饿死，享年63岁。
所以你们看，辞官后的陶渊明，更多的是“弱年逢家乏，老至更长饥”的穷愁，“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的悲苦，“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的凄凉。
由于受那几首著名诗作的影响，我们心目中的陶渊明总是那么悠闲，那么恬淡，这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主观臆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