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经济史学名家系列讲座第212讲 | 张琦：古典经济学的公平观——从济贫法到财税再分配

首先，张琦副研究员对“公平观”作出了定义：公平观接近道德哲学中的分配正义概念，是指体现了一定程度结果平等的经济资源的分配。他引用了亚里士多德、佩雷尔曼、菲尔普斯的论述来证明这一定义的合理性。张琦副研究员回顾了古典政治经济学中与此相关的观点。亚当·斯密并不认为看不见的手能够自动促进公平的(just)分配，他提倡同情、仁慈、善良等美德，而自利只有在促成社会的利益时才是道德的。斯密与当时对穷人的主流看法相左，指出人与人的差异主要是后天而非先天的；高工资能使人们更加勤奋、敏捷。在财政税收方面，亚当·斯密的税收四准则将公平(equality)放在第一位，主张税收采取量能原则，即有能力的人多交税。特别地，斯密指出房租税的合理性在于富人的税负一般最重；地皮租金比房屋租金更适合课税，因为地皮所有者具有垄断性质。在对通行税的讨论中，他主张对豪华马车征更多的税，因为这样容易使“懒惰和虚荣的富人对贫民的救济作出贡献”。最后，斯密主张政府办公共教育，这在当时的英国也是超前的。

随后，张琦副研究员重点阐述了古典经济学对济贫法的看法。旧济贫法的特点为按教区为单位实施救济、实施院外救济。以教区为单位的缺陷在于：一是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不一、保障标准不同，容易形成流民；二是规模太小无法共济。1795年英国出现了斯宾汉姆制度：由教区对工资低于一定标准的穷人补贴，标准按面包价格和家庭人口计算。时人多批判其推高了失业率、压低了实际工资。马尔萨斯批判道，济贫法对人口的预防性抑制和积极的抑制都造成了破坏，导致社会普遍贫穷、道德水准下降，他建议全国统一征收济贫税，全部实施院内救济，且济贫院条件应该艰苦。李嘉图在对济贫法的缺陷看法上同意马尔萨斯的观点，但认为在教区层面征收和使用救济金更加经济高效。

1820年代，英国济贫支出连年增加，著名的《1834年济贫法委员会报告》认为应改革济贫制度对身体健全者补贴的问题，提出“低于舒适”(less eligibility)原则，并用济贫院检验(workhouse test)贯彻之。其中，报告的主要作者之一西尼尔认为，济贫法的问题不是推高人口增长率，而是减少工资基金；对人口增长的抑制靠的不是食物，而是场面用品(decencies)；当经济增长，更多奢侈品变成场面用品，人们就会减少生育。因此，马尔萨斯主张通过道德约束减少人口增长率，而西尼尔主张通过提高生产来改良社会。在此报告指导下，《1834年新济贫法》将院外救济改为院内救济，将救济待遇降低到独立劳动者薪酬水平之下；若干教区合并为联合会作为救济单位。该法导致济贫支出显著下降。

张琦副研究员对英国古典经济学的济贫法之争作了小结：首先，学者对穷人的态度发生了转变，不再认为穷人是天生懒惰，而是济贫制度把人变懒；其次，在经济学史上第一次展现了公平与效率的权衡；再次，触及了后来公共选择学派的“税费-服务”的关联性；最后，涉及到了群体公平和代际公平的问题。

张琦副研究员进一步论述了古典经济学对财政税收问题的讨论。李嘉图主张分配中性原则，即税收不应该改变人们在社会中的相对地位。约翰·R·麦克库洛赫在税收领域颇有贡献，他强调税收的“便利性”，其所说“税负公平”，是指经济部门之间的税负公平，而非个人间的税负公平。约翰·R·麦克库洛赫认为税收有好处，包括提高纳税人的勤勉、激励商品生产的创新、促进经济繁荣等。约翰·穆勒提出了生产与分配的二分法，认为生产的法则和条件具有自然真理的性质，分配则是只和人类制度有关的东西。他认为税收采取“受益原则”是荒唐的，而主张“均等牺牲”原则，即每个人为课税付出的不便应当相等。他还赞成对继承和地租课征累进税。这里，穆勒明确了“私有财产权+财税再分配”的思想。

会议现场

在评议环节，吴文研究员提出了西尼尔和马尔萨斯的两种人口理论如何统一的问题，并猜想，马尔萨斯的理论描述的是食物等生存品所主导的经济社会；三十年后，工业革命展开，场面用品的作用更加重要，因此才有了西尼尔的人口理论。

周建波教授在发言中指出，中西经济思想史应当打通研究，就讲座中提到的内容而言，可以从自利和自私的分野，联系到孔子的“见利思义”和“见利忘义”的区分；亚当·斯密时代对穷人看法的分野，与先秦孔孟和法家对穷人的看法相似；麦克库洛赫提出征税便利性理论，在中国古代也有对应，重农抑商的原因之一正是农业的定居特征便于征税，商人的流动特征不便于征税。他还指出马尔萨斯人口论到西尼尔人口理论的转变要靠技术的进步。

嘉宾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