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夏季35℃的天气,闷热的球馆里只有电风扇吹出的微风。孙晨璐坐在轮椅上,左手手腕卡着轮椅,稳住身体,右手手腕上用弹力带绑着乒乓球拍,不停地挥拍、接球。一筐球有一百多个,她要打完两筐球才能休息,打完已是满头大汗。
孙晨璐在备战残疾人运动会。根据残疾级别的划分,她属于残疾程度最严重的TT1级,躯干功能丧失,手指也没有了抓握能力。打球时,孙晨璐只能用弹力带固定住球拍,通过大臂的力量带动手腕挥拍,弹力带绑松了,挥拍球拍时会松动,绑紧了,手部血液循环不畅,过一会儿就又冷又麻。在这样不便利的情形下,她练习乒乓球已有四年。
2019年参加脊髓损伤生活重建训练营时,孙晨璐和同伴学习打乒乓球,被教练选中跟队训练。2021年,孙晨璐夺得了全国第11届残运会乒乓球TT1女子团体和女子双打的金牌。夏季集训过后,孙晨璐参加2024年成都第10届残疾人运动会,取得了单打金牌。
“曾经觉得四肢瘫痪的自己就像一个废人,但打乒乓球的四年里,觉得自己有无限可能。”孙晨璐说,即使无法自如掌控身体,依然想要赢得胜利。在突然遭遇车祸,从健全的人变为高位截瘫的残疾人后,孙晨璐花费了几年时间跨越被厄运砸中的绝望和痛苦,重新寻找活着的意义。现在她可以坦然地坐在镜头前说:“我们其实比自己想象的要更坚强。”
希望与绝望之间
“史铁生就是肾衰竭导致了尿毒症,这是脊髓损伤最严重的情况。”孙晨璐用平静的语气介绍自己的病情。2017年1月底,她打车去首都机场,即将展开去新加坡的旅行,却在机场附近遭遇车祸,事故中的其他人都没有事,只有她颈椎受伤,2、4、5、6节颈椎爆裂骨折,伴随颈5脊髓损伤。进了3次重症监护室,做了5次手术后,命保住了,但除了脖子和胳膊,身体其他部位都失去了感觉和运动功能。
车祸后有小半年的时间,孙晨璐的脑袋都被架在冰冷的外固定铁架里,头骨里的四根钢钉,连着戴在身上的塑料背夹,让她痛不欲生。她说不出话,手指也写不了字,父母探视时只能用眨眼回答他们的问题。她无法进食,要从鼻子里插入长长的食管,打入流食,管子插入鼻腔的过程让她窒息。吸痰时则要将20厘米长的吸痰管插入呼吸道里,一天12次,每次都带来让人恶心的溺水感。
经过半年的时间,外伤痊愈,终于能从病床上坐起来,孙晨璐又开始了长达两年的康复过程:每天从早上8点到下午17点,她跟学生一样上课,扎针灸、OT(作业疗法,经过选择的作业活动对由于残疾丧失生活自理能力的患者进行训练,帮助其重返社会的一种方法),PT(物理疗法,锻炼手指、胳膊、腰腹、腿部)。“医生跟我说,人和动物之间最大的区别是,人的手可以做精细化的动作。”孙晨璐上肢能动的地方只有胳膊,刚做完手术时,胳膊都抬不起来。用康复器械锻炼了两年臂力和手腕力量,她才能做一些简单的事情,例如两只手夹着化妆刷化妆,但她再也没办法穿衣服、拿筷子了。
腿部也一样完全瘫痪,只能被动地按摩去缓解神经痛和减少关节的变形,“通过运动和康复恢复腿部的机能,能动能站是不可能的。”
如何安放身体成了需要费心考虑的事情。孙晨璐不能久坐,躺在病床上的那段时间,她没有痛觉,感知不到侵蚀臀部的褥疮,疮口深及骶骨。她做了植皮手术后,被挖掉的这块肉再也长不回来了。现在她一旦坐久了,曾经手术缝针的伤口会钻心地痛,她只能侧躺,或者依靠辅助装置站立。“坐三个小时左右,就要站半个小时。”
孙晨璐知道,她的身体不可能变得更好了,“只能尽力保持现状,减少并发症,脊髓损伤最头疼的是无法控制大小便,要靠导尿等外力辅助,处理不好就容易得尿毒症。”她知道史铁生的遭遇,清楚最差的结果,却没太大的忧虑,“没有发生的事情,为什么要去担心?”
刚开始复健的时候,孙晨璐抱有希望,“我想着多做运动,说不定身体就恢复了,但是一年一年地过去了,发现没有任何改变,可能一辈子就这样了,又开始绝望。”她在希望和绝望中反复煎熬,身体疼痛、情绪崩溃的时候,她想着死了算了,但有时仅仅是吃一顿饭,出门看到蓝天,又会让她庆幸自己还活着。“其实你没法选择,人要么死,要么活,活下去只能硬着头皮往下走,但觉得还是活着更好。”
重新活着
孙晨璐需要重新学会适应这具陌生的身体,“瘫痪的最初,我就像一个睁着眼睛的活死人。”曾经轻而易举能做到的事情,变成困难的挑战,仅仅是从床上起身的动作,孙晨璐就练习了三年。从床上坐起来时,她先大幅度晃动双臂,依靠惯性翻动身体,再用双手慢慢把自己撑起。穿袜子时,她要把双手捅进袜子,用手背撑开它一点点套上脚,再把每一个脚趾摁进分趾袜,“你想象不到袜子口的松紧带对我的手指头来说是多么大的阻力啊。”她必须穿分趾袜,时不时痉挛的脚趾蜷缩在一起时,指甲会刮破血肉。
除了日常起居,孙晨璐也想要重新与世界建立联系。出车祸以前,她是一个热爱旅行的姑娘,走过二十多个国家,“我见过塞纳河畔的钟楼,也去过美国1号公路,在布鲁克林大桥下听过轰隆隆的声音,看过哈佛的小松鼠,还去土耳其跳了伞。”瘫痪以后,她几乎全部的活动范围,都在医院和家里,这也是她认识的坐轮椅的朋友们的生活常态。
在北京复健完回到贵阳老家后,父母周末都会推着孙晨璐出门,出门前她要像从前一样化好妆,穿上裙子,尽管耗时长久,但她要证明自己依旧活得漂亮。2022年,她第一次尝试了独自坐电动轮椅出门,去赴朋友的饭局。贵阳地处山区,道路坡度大,过十字路口只能走地下通道,她无奈开轮椅走车行道。跟汽车、电动自行车一同通过路口时,她心里还是紧张极了,在餐厅坐定后,她松了口气,又觉得“自己还可以做挺多事情的”。
她始终保持对旅行的热爱,坐着轮椅去上海、深圳、广州等城市,测评不同城市无障碍设施的便利程度,发现成都对残障人士尤其友好,便决定搬来成都居住。“路面平坦,地铁很多站点设有直梯或升降机,公共设施对一级残疾证本人和陪同人员都免票。”
车祸后的第三年,父母陪她去新加坡旅游,填上了曾经的遗憾,后来在赏樱花的季节去日本环岛旅行。2024年9月上旬,她刚完成了去西藏的心愿,坐着轮椅去了珠峰大本营,又经拉萨入林芝,深入雅鲁藏布江峡谷,看到了南迦巴瓦雪山。
从前健康的孙晨璐拖上行李箱想走就走,现在坐在轮椅上和父母一同出游,考虑的事情倍增。母亲有时候心疼她要做很多的出行准备。“她要查机票订酒店,还要查询无障碍设施,打电话向航空公司预约机上轮椅,问酒店门前有没有台阶、床宽不宽、软硬程度如何。”比如在雅鲁藏布江峡谷住宿时,孙晨璐没想到当地民宿的门太窄,轮椅进不去,网上选定的几家房子都住不了,只能开车实地一家一家地问,最后花了两个小时才找好住处。
有人不理解孙晨璐都瘫痪了还要到处跑,“为什么要出门给别人制造麻烦?”她会捍卫自己本该拥有的权利,“我们残障并不是我们的错,大胆走出家门,大胆做自己。”
“璐英流”
孙晨璐以“璐英流”为网名将残疾人的生活日常和出行体验分享至互联网平台,意外地收获了几百万次的观看量。残疾人群体虽然庞大,但在网络上几乎“隐身”,孙晨璐最初做博主,是为了多认识一些朋友,为残障人士发声。在拍视频、对外讲述经历的过程中,她也更加接纳了自己,更重要的是,她想找寻“我还能够做什么”。
车祸发生时孙晨璐25岁,刚刚毕业参加工作,任职于北京一家留学机构。在业余时间,她还考取了证券从业资格证、学习法语,未来的职业生涯如何发展,都还在探索之中。在医院做康复治疗的时候,为了保持语感,她还一边做复健一边听英语播客,但她再也回不到原来的职场了。
事实上,许多企业会设置专门的残障岗位,但这些岗位至少都要求能够生活自理,例如听障、视障或上半身健全的人,朝九晚五的工作对孙晨璐来说不现实。“之前想过给小孩子补习教英语,但放学后的空余时间都是晚上或周末,跟练习乒乓球的时间有冲突。而且每次上课坐一个多小时,身体上还是很累。”她只能做一些时间自由的线上工作,例如写公众号推文、在社交平台上做博主。
做博主让孙晨璐看到了新的可能,她原本就是爱美的姑娘,首先想到的是分享美妆穿搭,内容优质的博主往往能接到时尚品牌的广告合作。孙晨璐拍一次美妆穿搭视频需要耗费5个小时左右,化妆她能自己用双手夹住化妆品进行涂抹,但穿搭必须依靠父母帮她穿衣服、抱上轮椅,再找角度拍摄。
拍过几次后,母亲一听到要做穿搭就头疼,“换套衣服都要换个20分钟,展示衣服要我们拿相机去找角度,来来回回轮椅转了好几遍都对不上。”
孙晨璐的社交平台内容也会分享残障人士的生活日常、无障碍设施测评和走出逆境的心路历程。网友从视频中获得如何乐观面对不幸的启发,她从评论里得到继续前行的鼓励。前两年,直播行业兴起,她跃跃欲试,“万一我能在直播上做出一些成绩、成为大主播呢?”
最勤奋的时候,孙晨璐在一个头部平台做签约主播,又在另一个平台开自己的直播间,结果不如人意。“签约主播要求直播时长,一般是两个小时,过年也要排班,一个星期休息一天,我播了一个月才赚一千多块钱。”
孙晨璐发现,主播能不能吸引粉丝来直播间消费是卖货的关键,为此很多主播会使出浑身解数,或者研究营销套路。她不想钻研套路,索性与平台解约,自己运营账号。“我不想为了播放量,去做不喜欢做的事。”她也有丧气的时候,比如花了很多心思选产品,下单人数却寥寥无几,但她依旧会在客厅的化妆桌后坐定,面对前面亮眼的打光灯和手机镜头,一件一件地讲解产品。
共生
采访过程中,孙晨璐时不时地用手撑着轮椅抬腰,放松腰背肌肉,她的腰部没有力气,穿着带钢板的束腰带。调整几次后,她喊来父亲帮她站上“站立柜”,那是一个方形的木制装置,中间可以容纳一个人。孙晨璐用手臂撑着两侧木板,再由父亲用挡板抵住她的膝盖和臀部,下半身就可以借由外力被动站立起来。
在“站立柜”中立起全靠固定腿部的活动关节,腿部得站直,歪一点关节就会痛。孙晨璐能感觉到痛,但无法自己调整,只能估计疼痛的原因,“右腿要再站开一些”“脚还是歪了”,父亲依言挪动她的双脚。有时候调整半天孙晨璐依然喊痛,父女俩要在轮椅和“站立柜”之间尝试倒腾几次。
“知道痛也是一件好事,”孙晨璐的父亲说,“之前有一个病友没有痛觉,晚上睡觉的时候,腿卡在床边栏杆里,卡到青肿了也没发现,养了很久才好。”在孙晨璐出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父母都很难接受女儿的遭遇,是医院里其他身患残疾的病友给了他们开导。
不幸可以慰藉不幸,孙晨璐现在的朋友中有一些是与她遭遇相似的病友,能够一起聊残障人士的就业和出行。有一些是在社交平台上受她鼓舞的粉丝,对她的经历比较了解。她曾经的人际关系随着过去的生活一起坍塌,“在北京复健的时候,以前的朋友都不怎么联系了,包括追求过你的异性,变得很生疏,我觉得他们也忙吧。而且你身体经历的疼痛,考虑的事情和普通人不一样了,没有经历过的人很难懂。”
对于孙晨璐来说,友情和爱情变成生活中的小部分,亲情占据了主导,每天与她相伴、帮助她照料日常起居的人还是父母,“他们时间都以我的时间为主。”在外地上学和工作时,一年见父母的次数少,现在生活在一起,亲情体验变得丰满,却也会因琐事争吵,“有时候我会想静一静,他们两个也说好烦啊,天天和你在一起,朋友也见不到,出门都得算好时间。”
但孙晨璐知道自己离不开父母,之前她坐电动轮椅独自去春熙路听讲座,路上花了两个小时,讲座听了三个小时,坐到神经痛,腿也又痛又胀,“想喝水连瓶子都打不开,腿痉挛了放不回脚踏板,自己出门真的好累。”她不去想父母老了以后怎么办,“过一天算一天吧,有些事情没办法知道,现在该怎么过就怎么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