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出身台湾名门望族雾峰林家,也是第一个牺牲的台籍共产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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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这里是真实战争故事。

今天为大家讲述红色特工林正亨的传奇故事。

三年前,我们编辑部曾专程去北京的潘家园,拜访过林正亨的儿子林义旻先生。

走进他的家中,宛如置身于电影剧照中,从清代、民国到新中国,跨越百余年的照片中,无一不是男才女貌,风度翩翩。

这些照片中的人,是他的曾祖父、祖父、父亲……

他们都在用一个中国的信念,演绎着林家的百年传奇。

雾峰传奇

口述者:林义旻

此时已是凌晨时分,台湾基隆港码头,人声鼎沸,到处都是准备乘船的旅客。

大批的警察和特务在码头上巡视,检查来往的行人和旅客。

沈保珠头戴漂亮的遮阳草帽,身穿藏蓝色连衣裙,脚蹬一双轻便的坡跟皮凉鞋,脸上化着淡淡的妆,拎着旅行箱,看起来像一个出门旅行的富家女。

她把遮阳帽压得低低的,警惕地环顾四周。表面上怡然自得,实际上她已经非常紧张,手心直冒汗。

她之前和特务打了很长时间交道,能一眼就看出对方的身份。她小心地绕开这些人,混在旅客中往客轮走去。

现在,她竟要在这些特务的眼皮子底下,从台湾逃去大陆。

等到9点,船终于开动了,可刚出港口,走了十分钟,船突然停了下来,电台在全船广播:“请每个旅客待在自己的座位上,不要四处走动。”

话音未落,只见一艘警备船靠近渡轮,很多国民党宪兵冲上来,挨着房间搜查。沈保珠以为是来抓自己的,非常紧张,恨不得找个地方藏起来。

可是船舱那么小的地方,往哪里藏?她尽量拉低帽檐,心想,听天由命算了。

宪兵们一队队从房屋门口走过,但没有人注意到她。他们的目光一直在成年男子身上。同房间一个年轻男子被抓走了,他正在吃的面包扔下一半。

客轮上一片混乱,有跳海的,惊叫的,家人哭闹的。原来宪兵们是在抓壮丁,扼守台湾需要有足够兵源,因此青年男性不准离开台湾。

客轮停在海上半个小时,才开始航行,一直开到了澳门,没有再发生什么大事。

沈保珠提心吊胆地从澳门转道香港,一路都非常顺利。脚一落地,沈保珠肠子都悔断了。

要是把小青带出来该多好呀,现在只能隔海相望了。小青那么小,才几个月大,就把她一个人丢在那里,沈保珠心像刀割一样痛。

沈保珠是我的母亲。1946年6月,我们一家,登上了回台湾的轮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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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台不久,父亲被任命为台北市警备司令部劳动训导营警官,专门负责训导和帮助社会上无家可归的青年无业游民。

那是台湾最为混乱的时刻,父亲每天早出晚归,因频繁外出参加活动,他被警务局以逾假不归为由免职。

为了全家生计,母亲拿出外婆留给她救命用的积蓄,帮失业的父亲置办了一家“建成行”皮鞋店,专门经营从内地贩来的儿童皮鞋。

但没人知道,皮鞋店还有另外一个更重要的“身份”——就是中共台北市秘密联络站。

图片1944年,父亲赴缅甸抗日前全家合影

每天深夜,父亲和母亲两人在昏黄的灯光下都偷偷打开收音机,把新华社播放的新闻一字一句地摘录下来,再分发给组织的年轻人阅读。

记得父亲在壁柜里挂着一幅中国地图,几乎每天他都要在地图上插一些小红旗,我那时还小,好奇地问他,为什么要插红旗,他神秘地笑笑说,将来我会知道的!

现在回想起来,父亲这是在地图上标明共产党一一解放的城市,期待着有一天红旗能插到我们脚下这块番薯形状的小小海岛上。

很快,国民党军队在大陆兵败如山倒,蒋介石打算撤退台湾。为了保住台湾这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开始了全境近四十年的戒严。

形势虽然严峻,生命的延续还是如期而至。

1949年3月13日,母亲在台湾生下我的二妹——小青。

小青从一到来,命运就充满了悲剧色彩。母亲怀她时,台湾百姓生活正处于恐怖之中,极度缺乏安全。

而母亲由于长期操劳,身体底子虚,怀孕后更是吃什么吐什么,整天头昏脑胀,随时会晕倒。

父亲每天都忙得不着家,根本无法照顾她,一切都要靠她自己克服。

小青刚出生,母亲就得了场大病,身体一下子垮下来,吃不下东西,干不了活,没有一点奶水,吃了十几服中药也不见好,只好请了奶妈。

奶妈除了照顾小青,还要照顾母亲。奶妈只有三个儿子,因为没有女儿,她就把小青当成亲生女儿抚养。

母亲也待她像亲姐妹一般。父亲还托人帮奶妈把三个孩子都送去教会学校上学,不光不收学费,还管饭吃。

我们早已把她当成了家中不可或缺的一员。这个半路捡来的家人,回报给我们的是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

但谁也没有想到,这为小青的后半生埋下一个巨大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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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青出生才一个多月,蒋介石派大批特务到岛内“清理基地”,捕杀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先后枪杀了五千多人。

在特务追捕名单中,父亲的名字赫然在列。

到8月中旬,父亲接到情报,外出躲避。他悄悄回家,想拿几件换洗的衣服,再离家出逃。

多日不见,见忙于奔逃的父亲又消瘦不少,母亲很心疼。全家人难得能聚齐,母亲特意下厨,鱼丸汤,萝卜糕,香酥芋头,豆汁蒸排骨,卤肉饭……

满满一大桌子菜。一家人吃完晚饭,奶妈抱着小青去睡觉,母亲去厨房收拾碗筷,父亲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给我们讲故事。

图片小青出生三个月时和母亲在台北留影 

讲到一半,大妹困得眼皮打架,我先带她回屋睡觉。等母亲从厨房出来,父亲也倚在沙发上睡着了,连日的疲惫让他打着沉重的呼噜。

母亲知道父亲得趁夜色走才安全,但又舍不得叫醒他,拿来条薄毯盖在他身上,关掉大灯,拧开沙发旁的台灯。

温柔的光线像给整个房间都披上了一层淡淡的影子。母亲轻轻地靠在父亲身上,静静地看着身侧的人,这是二人许久以来唯一能彼此相互依偎的时刻。

凌晨三点半。

“当当……当当……”一阵紧促的砸门声响起。

睡梦中的我们都被惊醒了,“正亨——”母亲惊恐地喊着父亲的名字。

“别怕,保珠,他们来了。”父亲的声音很镇静,像是早已准备好了。

“嘭”一声,院子的大门被踹开,一群全副武装的宪兵冲了进来,把我们全都赶到客厅里,开始大搜特搜。

我们被吓得缩在墙角,一直搜到早上7点,屋里被翻得一片狼藉,他们找出了一把手枪和几册《综合文摘》,还有一台油印机,以此证明父亲私自印刷了革命刊物,宪兵长下令带走父亲和母亲,其他人就地释放。

父亲、母亲都被强行推上警车,院里传来一阵哭声和喊声,四周的邻居们躲在门后,偷偷朝外张望,没人站出来,他们大张着嘴巴,神色惊恐窃窃私语。

在台北刑警总队里,父亲受尽了酷刑:鞭抽、火烙、刺甲、压杠子、灌辣椒水,折磨得他死去活来,但把一切责任都揽在自己身上。

过了几天,母亲被放了回来,他们是想以此做诱饵,抓更多的人。两个特务日日守在我家负责监视。

一堆特务住到我家来,这些人的吃喝全都压在了母亲身上,这巨大的负担压得母亲透不过气来。

父亲在牢里生死未卜,她干脆豁出去了,让家里的两个特务再次带她去了刑警总队。

那一刻,母亲不是知书达理的小姐,她像只炸毛的猫,将身子拱成了一把上膛的枪,为了守护我们这个家,随时都准备与坏人同归于尽。

“我爱人没罪,是你们非要抓走他!你们不让我出门,要让我养你们的人,我没这个义务!”母亲开始在警局大厅控诉他们卑鄙的做派。

局里的人也被这个瘦弱的女人惊到了,想着还得留着她做诱饵,只能悻悻地将母亲放回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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