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这里是真实战争故事。
今天为大家讲述红色特工林正亨的传奇故事。
三年前，我们编辑部曾专程去北京的潘家园，拜访过林正亨的儿子林义旻先生。
走进他的家中，宛如置身于电影剧照中，从清代、民国到新中国，跨越百余年的照片中，无一不是男才女貌，风度翩翩。
这些照片中的人，是他的曾祖父、祖父、父亲……
他们都在用一个中国的信念，演绎着林家的百年传奇。
雾峰传奇
口述者：林义旻
此时已是凌晨时分，台湾基隆港码头，人声鼎沸，到处都是准备乘船的旅客。
大批的警察和特务在码头上巡视，检查来往的行人和旅客。
沈保珠头戴漂亮的遮阳草帽，身穿藏蓝色连衣裙，脚蹬一双轻便的坡跟皮凉鞋，脸上化着淡淡的妆，拎着旅行箱，看起来像一个出门旅行的富家女。
她把遮阳帽压得低低的，警惕地环顾四周。表面上怡然自得，实际上她已经非常紧张，手心直冒汗。
她之前和特务打了很长时间交道，能一眼就看出对方的身份。她小心地绕开这些人，混在旅客中往客轮走去。
现在，她竟要在这些特务的眼皮子底下，从台湾逃去大陆。
等到9点，船终于开动了，可刚出港口，走了十分钟，船突然停了下来，电台在全船广播：“请每个旅客待在自己的座位上，不要四处走动。”
话音未落，只见一艘警备船靠近渡轮，很多国民党宪兵冲上来，挨着房间搜查。沈保珠以为是来抓自己的，非常紧张，恨不得找个地方藏起来。
可是船舱那么小的地方，往哪里藏?她尽量拉低帽檐，心想，听天由命算了。
宪兵们一队队从房屋门口走过，但没有人注意到她。他们的目光一直在成年男子身上。同房间一个年轻男子被抓走了，他正在吃的面包扔下一半。
客轮上一片混乱，有跳海的，惊叫的，家人哭闹的。原来宪兵们是在抓壮丁，扼守台湾需要有足够兵源，因此青年男性不准离开台湾。
客轮停在海上半个小时，才开始航行，一直开到了澳门，没有再发生什么大事。
沈保珠提心吊胆地从澳门转道香港，一路都非常顺利。脚一落地，沈保珠肠子都悔断了。
要是把小青带出来该多好呀，现在只能隔海相望了。小青那么小，才几个月大，就把她一个人丢在那里，沈保珠心像刀割一样痛。
沈保珠是我的母亲。1946年6月，我们一家，登上了回台湾的轮船。
回台不久，父亲被任命为台北市警备司令部劳动训导营警官，专门负责训导和帮助社会上无家可归的青年无业游民。
那是台湾最为混乱的时刻，父亲每天早出晚归，因频繁外出参加活动，他被警务局以逾假不归为由免职。
为了全家生计，母亲拿出外婆留给她救命用的积蓄，帮失业的父亲置办了一家“建成行”皮鞋店，专门经营从内地贩来的儿童皮鞋。
但没人知道，皮鞋店还有另外一个更重要的“身份”——就是中共台北市秘密联络站。
1944年，父亲赴缅甸抗日前全家合影
每天深夜，父亲和母亲两人在昏黄的灯光下都偷偷打开收音机，把新华社播放的新闻一字一句地摘录下来，再分发给组织的年轻人阅读。
记得父亲在壁柜里挂着一幅中国地图，几乎每天他都要在地图上插一些小红旗，我那时还小，好奇地问他，为什么要插红旗，他神秘地笑笑说，将来我会知道的！
现在回想起来，父亲这是在地图上标明共产党一一解放的城市，期待着有一天红旗能插到我们脚下这块番薯形状的小小海岛上。
很快，国民党军队在大陆兵败如山倒，蒋介石打算撤退台湾。为了保住台湾这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开始了全境近四十年的戒严。
形势虽然严峻，生命的延续还是如期而至。
1949年3月13日，母亲在台湾生下我的二妹——小青。
小青从一到来，命运就充满了悲剧色彩。母亲怀她时，台湾百姓生活正处于恐怖之中，极度缺乏安全。
而母亲由于长期操劳，身体底子虚，怀孕后更是吃什么吐什么，整天头昏脑胀，随时会晕倒。
父亲每天都忙得不着家，根本无法照顾她，一切都要靠她自己克服。
小青刚出生，母亲就得了场大病，身体一下子垮下来，吃不下东西，干不了活，没有一点奶水，吃了十几服中药也不见好，只好请了奶妈。
奶妈除了照顾小青，还要照顾母亲。奶妈只有三个儿子，因为没有女儿，她就把小青当成亲生女儿抚养。
母亲也待她像亲姐妹一般。父亲还托人帮奶妈把三个孩子都送去教会学校上学，不光不收学费，还管饭吃。
我们早已把她当成了家中不可或缺的一员。这个半路捡来的家人，回报给我们的是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
但谁也没有想到，这为小青的后半生埋下一个巨大隐患。
小青出生才一个多月，蒋介石派大批特务到岛内“清理基地”，捕杀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先后枪杀了五千多人。
在特务追捕名单中，父亲的名字赫然在列。
到8月中旬，父亲接到情报，外出躲避。他悄悄回家，想拿几件换洗的衣服，再离家出逃。
多日不见，见忙于奔逃的父亲又消瘦不少，母亲很心疼。全家人难得能聚齐，母亲特意下厨，鱼丸汤，萝卜糕，香酥芋头，豆汁蒸排骨，卤肉饭……
满满一大桌子菜。一家人吃完晚饭，奶妈抱着小青去睡觉，母亲去厨房收拾碗筷，父亲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给我们讲故事。
小青出生三个月时和母亲在台北留影
讲到一半，大妹困得眼皮打架，我先带她回屋睡觉。等母亲从厨房出来，父亲也倚在沙发上睡着了，连日的疲惫让他打着沉重的呼噜。
母亲知道父亲得趁夜色走才安全，但又舍不得叫醒他，拿来条薄毯盖在他身上，关掉大灯，拧开沙发旁的台灯。
温柔的光线像给整个房间都披上了一层淡淡的影子。母亲轻轻地靠在父亲身上，静静地看着身侧的人，这是二人许久以来唯一能彼此相互依偎的时刻。
凌晨三点半。
“当当……当当……”一阵紧促的砸门声响起。
睡梦中的我们都被惊醒了，“正亨——”母亲惊恐地喊着父亲的名字。
“别怕，保珠，他们来了。”父亲的声音很镇静，像是早已准备好了。
“嘭”一声，院子的大门被踹开，一群全副武装的宪兵冲了进来，把我们全都赶到客厅里，开始大搜特搜。
我们被吓得缩在墙角，一直搜到早上7点，屋里被翻得一片狼藉，他们找出了一把手枪和几册《综合文摘》，还有一台油印机，以此证明父亲私自印刷了革命刊物，宪兵长下令带走父亲和母亲，其他人就地释放。
父亲、母亲都被强行推上警车，院里传来一阵哭声和喊声，四周的邻居们躲在门后，偷偷朝外张望，没人站出来，他们大张着嘴巴，神色惊恐窃窃私语。
在台北刑警总队里，父亲受尽了酷刑：鞭抽、火烙、刺甲、压杠子、灌辣椒水，折磨得他死去活来，但把一切责任都揽在自己身上。
过了几天，母亲被放了回来，他们是想以此做诱饵，抓更多的人。两个特务日日守在我家负责监视。
一堆特务住到我家来，这些人的吃喝全都压在了母亲身上，这巨大的负担压得母亲透不过气来。
父亲在牢里生死未卜，她干脆豁出去了，让家里的两个特务再次带她去了刑警总队。
那一刻，母亲不是知书达理的小姐，她像只炸毛的猫，将身子拱成了一把上膛的枪，为了守护我们这个家，随时都准备与坏人同归于尽。
“我爱人没罪，是你们非要抓走他！你们不让我出门，要让我养你们的人，我没这个义务！”母亲开始在警局大厅控诉他们卑鄙的做派。
局里的人也被这个瘦弱的女人惊到了，想着还得留着她做诱饵，只能悻悻地将母亲放回了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