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护民族记忆 （点击支持记录老兵故事）
大家好，这里是真实战争故事。
今天要讲的是抗战时期空军内部一桩冤案，法官审判时都忍不住落泪，但当局却坚持要判。
在抗战最需要的时候，23名飞行员被捕，纷纷投入集中营。
冤案为何发生，背后有怎样的政治漩涡，答案都在飞行员郭烽明的讲述里。
伊犁的七月天气燥热得令人难过。
1943年7月25日，一早就听说司令周至柔要来，空军教导队全体都奉命动员了。
我们把寝室的地扫了又扫，床铺几乎是用刨子一样的用力擦，每一个人在床边茶几上铺一张新桌布，没有的就准假给大家到街上现买。
勤务兵从街上喊来三个擦皮鞋的人，每个人的马靴擦得照的见人影，洗浆房奉命把衬衣军服洗好烫好，床单棉被一律换净的。
号兵一直在练习“接官号”，全队的清洁兵一齐动手打扫，甚至于要把地铲掉一层，想把树皮刮去一层。
队长集合我们演习点名，要把右臂伸直举得端正，两目凝神注视不许做怒容但又不准笑。
苏联顾问也守着他们的规定，每个人穿着整整齐齐的西装。总顾问还戴一顶呢帽，热得满头是汗。
我心想这真是不必要的恭维。他对航空一窍不通，不要说指挥空军作战，连指挥逃警报都要失败，那么多空军兄弟不都被他指挥没了吗，有什么好尊敬的。
傍午时候我们已经在机场列队相候了。足足等了一小时，一架G.四七客机落了地，铁门开了，先出来的是总队长宁明阶，接着是周至柔。
我们是全武装，军服整齐，流了汗不准动手擦，而他穿的却是短袖夏威夷衬衣和短裤，戴着考克帽。
大家一肚子充火，午饭吃不下，打碟子，敲桌子，出了气回寝室，一群人烦闷已极，点燃纸烟，用力的抽，像乡里人抽纸烟，发出吱吱的声响，卅几个人住的大寝室里，烟气腾腾，空气很快的融合了灰色的烟，烟气浓得使空气成半透明了。
郭烽明航校毕业照
郁闷归郁闷，队上还在紧急准备，要预备伊宁最好的筵席请他，我们也要去应酬一下。
之所以要应付他，是为了好搭救5个不幸的同学。
在春季大雪未消的时候，轰炸队有五个同学因为晚操跑步没有喊“一二三四”被囚了。这是任何人不会相信的事，然而那却是事实，我不扯一点谎的。
就因为“一二三四”，5个同学关在黑屋里三个月，又送兰州军法处去了，罪名是“抗命”。试想一想当兵的一天要喊多少次“一二三四”，“抗命罪”每天都在等待着我们。
可是这点小事，队里却扣着伙食钱不发，孙浮生又给我们安了个“企图包围蒙蔽长官，发动暴乱”的大帽子，我们真是到了想做奴才而不可得的时候了。
中队长张光明来了，喊我和另外两名同学，说：“周主任召见。把衣服穿好……”
我早已准备了一些话，要向周至柔说，为大家争一点福利。
万万没想到，他们想杀死的竟然是我。
我和两个同学打起精神，走到队部去。
走到总队长室，周至柔已经坐在那里了，桌子上光光的什么都没有摆，两边只有总队长和总队副陪着。
我们三个进屋脱帽，走到离他六步的地方立定，穿马靴的两足用力靠拢，中队长引见说：“他们三个来了。”
说过就退出去了。
周至柔点过名字，开头一句话：“你们是不是共产党？”
我听见这句话一身都麻木了，直挺挺的站在那里，眼睛有点发花，如果当时有一面镜子给我照一照，也许我的脸色是红、黄、白、紫循环着，我有生以来还没有听到过这种硬栽一头赃的混账话，我知道了谁在背地里害我，我就气冲冲的说：“报告周主任，我若是共产党，我自己死！”
同去的两同学徐世椿和王觉非偷偷的看我一眼，同声说：“我们不是的，请主任调查！”
因为紧张，他们说话把禀告上司的格式“报告+官衔”忘记了，我看着他们也有点张皇失措了。
“不用调查，你们的官长报告你们是共产党，我相信你们的官长。”他那长满紫红色小痘的脸，板得更凶了，两只眼瞪得直直的盯住我说：“不要你自己死，有军法在，我要杀你们！”
“请主任调查！”徐和王又重复了一遍。
我知道无可挽回了，站在那里脑子里想起了同学，想起了母亲，想起了身在万里之外，悲痛与愤恨交织着，我没有说一句话。
“你们不承认？”停了一会，他又问，大家都默无一言。
“给我关起来”周至柔厉声的叫了起来；我退出房门，看到外边已经布置好了，七八个武装士兵在那里等着。
空军司令周至柔
队副刘超然说：“把飞行胸章领花佩剑取下来！送禁闭室去！”
我把胸章领花扯下来交给看守兵，看守兵又交给他们的排长，排长双手呈送给值星官。周至柔，你可不要把这些取自日本人的战利品向蒋介石讨功吧。
随着每两个兵押着我们中的一个人走下了台阶。
“向左转，送进禁闭室，不准会人，不准送棉被……”刘队副说。
向左边走十几步就是重禁闭室，这十几步可真难走了。
我一步一步的慢慢走，回头四五次，向寝室方向看去，竟一个人都没有，我不能告诉任何人我的遭遇，往日总有些微风和桦树叶子沙沙作响，猛听来像是雨声，可是今天却像死一样的寂静。
卫兵开了大锁，我们三个人走进那个矮矮的门槛——那个门槛虽矮，却是不容易跨出的啊。
砰地一声门又关了。徐世椿颓唐地坐在泥土的地上，眼圈有些微红，王觉非面壁而立,不作一声，我叹了一口气，心情平静了许多。
一九四三年七月廿五日，我失掉了自由。
从1940年到42年，我都在成都学飞行，280多个同班同学摔死了6个，淘汰了近200个。
中国式的、美国式的、苏联式的驱逐机我都可以骑上去，如同骑老牛一样的安稳。我自信我的特技也做得不错，快滚、慢滚、翻跟头大致正确。
我读了些书，资本论缩本，联共党史、大众哲学都有。我甚至坦白地向政治指导员张慎哉说，我要把飞行当副业，我要写诗，我要当新闻记者。
读的书多了，我不愿意无理由的服从，更不能盲目的信仰什么主义，我们开始团结脑壳里不是豆渣而是脑浆的同学。
41年底，我邀请了一些好朋友深夜里偷偷地起来，歃血为盟组织一个自学团体，名叫“飞箭社”。
社员渐渐多了，我正准备打破班级界限扩大组织的时候，一位社员畏难而退。为了怕他出卖我们，立刻宣布解散。
而愿意自学的人可始终不愿丢下书本，我们开始办油印小报，为了表明志趣，定名为《云野》，意在空中耕耘播种。
我们时常在夜里队长查过寝室之后，悄悄的起来写稿，油印，装订，忙到二三点。我在那时候学会了抽烟。
最危险的一次是前夜熬了几乎一通宵，第二天黎明又赶到机场去飞行。我想不飞，但我被排定下来。
我飞单座的霍克三式，在起飞之后，盘旋上升的时候，我睡着了，两分钟后醒来已离开指定“空域”三十几里，如果不是那种飞机稳定，恐怕我已在沉睡中死去了。
42年冬天，我以驱逐科第四名的榜次毕业了，写了些自勉的散文，我对于喊“蒋校长万岁”深恶痛绝，只认为见到日本人一拼是唯一的好方向。
我写着：“压不住血管里沸腾的血浪，连人带飞机向法西斯强盗冲下去吧!”
但思想的自由在空军中是不许有的，甚至于连思想都不许有。
1943年，成都早春的天气冷得反常，每天早晨都是大雾，户外温度总在摄氏零度左右。
我们冷得不支，把飞行用的三层衣服都穿起来，每个人又都把长筒的狗皮毡靴也穿上了，海獭皮的飞行帽也不离头了。
命令来了，前任驱逐队长雍沛告诉我们说：“你们要调到一个很好的北方去。”
还说那里伙食可以吃得好，天气好，白俄女孩子好，混血儿也爱撩起克（俄语：飞行员）。
大家都明白，这一次目的地是新疆伊宁空军教导队。
大部分同学的生活开始糜烂。一天不停地赌，麻将、十点半、牌九，圈子围得水泄不通。厨房变成了餐馆，随时像馆子一样的喊菜，一天不停地吃流水席。
进城的，找女朋友开旅馆，钱不耍光不会回来的。
跟着，营房里发生了窃案，我的军大衣和表不见了，床单不见了。第二天、第三天，每一个寝室都失落了衣服。勤务兵是跟了几年的人，一股子纯朴的农民气质，一定不会偷。
几天以后，大家都明白了，外边有人挑着箩兜来，一挑一挑的买衣服，自然价钱是很便宜的。
飞行员有人做贼了，我想这就是国民党空军需要的飞行员——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飞机夫。
好的人也有，有几个就坚持每天早起洗冷水澡，坚持读书的也有。
我急求早走，被排在第二批。
行期既定，又有人打着新的算盘，把所能卖的都卖掉，在成都大买茶砖、西药、蚌扣，甚至于有人买橘子皮，准备带到新疆去做一本万利的生意。
双流营房大门，上写“学生第三队”
1943年的2月6日，第二批启程了，一早在北门外凤凰山机场搭机西行。
一路上看地面，绿色的四川，黄色的甘肃，亮的灰白的大戈壁，下午四点半才到了白雪耀眼的北疆，在迪化着陆。
航空招待所供应的是苏联式的西餐。马肠、肉饼、黑面包、萝卜汤和一大盘通心粉，特别把存放得好好的哈密瓜飨客。
房舍陈设完全苏式设备，钢丝床、俄国毯子，两个人合围直达屋顶的火炉（代壁炉），墙壁上挂着列宁史达林和伏罗希洛夫的放大照片，宽宽的一丈多长的红布上用白纸贴成了俄文标语。
当时我是不懂俄文的，但我却为了这种布置激动了火一样的感情。
一整天的空中飞行本来很疲乏了，但是我无论如何合不上眼，我想象着像苏联尤其是俄罗斯那样侠义为怀领导革命的民族。
我想象那辽阔无边的大草原上健康的人民该有多么开朗的胸襟，当第一位苏联的朋友伸出那只坚实的生着密密的黄色绒毛的手握住我的手的时候，我的心会跳出来的吧！
第二天，飞往伊宁。
飞机越过塔尔奇依楞山，驾驶员林大刚骤然推低了机头，我才睡醒了。
下面是伊犁河谷，傍午的太阳虽然并无多少暖意，但是一地的白雪反射着强烈的白光，我竟不能睁开眼睛。
窗外一片白光，天山在这里分叉了，下面是伊犁河谷。
北面一排一排的雪山，南面天山也洁白一片，中间的伊犁河上也铺着厚厚的雪，圣洁得像是有史以来都没有经过人间烟火的样子。
天是白的，发着刺眼的光，地是白的，也浑然一片，找不出天地的界限，我的心胸竟像是空了，我似乎是钻进了一个熔炉，物化了我。
飞机盘旋着降低了，我看见雪原上的路，小簇的针叶林，和乡村。路像一条灰白的带子从城市扯出来，弯弯曲曲的向前伸展着。
飞机低了，路显了，在路边看见了小村落，像小孩们摆的积木，又像一堆火柴盒。伊犁的平房多，从天空看下去，方方正正的排列着，屋顶因房里生火是不积雪的，越显得那些轮廓的小巧玲珑。
飞机更低了，山脚下偶然有了一簇簇的针叶树，雪覆盖着它们，边缘上有一线深绿色的影子。这是伊犁冬季唯一的绿色，林边有马拉车出现了，冬天的马车换了雪橇，寒带粗犷的人民活跃在雪原上。
飞机对准了“T字布”符号，下滑降落。机场边停着一辆卡车，有一群马队跑来了，穿黑制服，戴羊皮帽，我认出了自己的朋友们！
跳下飞机，我们拥抱着跳，大声叫，喜得说不出一句话来。
当时国民党的空军存在着严重的派系之争。
东北派、广东派、广西派、中央派，是尖锐化了的。中央派定期升官，杂牌子等一步。
更日趋严重的一个问题，是军官与飞行员之争。
飞行士永世不能升军官，严禁投考空军军官学校，否则一经查出，请进监牢。
飞行士只有靠团结，努力学习，与他们军官比，让他们丢脸。军官们偏不争气，学识技术比飞行士一天不如一天。
我正是卷入这场斗争漩涡中心的那一个，自己还浑然不知。
第二批到伊宁的有二十几个，第一批飞行士同学先我们一个月到达，以老伊宁的资格开酒会欢迎我们。
一见面指着我们的鼻子骂：“乔尔马克”（鬼东西），另一位充翻译说：“你们的鼻子有福气”。
他们表演俄文歌，表演刚学到的伦巴舞，两条腿像拐子马似的乱跺，惹得大家哄堂大笑。
酒会开始了，定做的六十人同吃的大蛋糕，还有糖果和红酒。啤瓦（俄国啤酒）却抬来了两桶，我们被吓呆了。
后来在民航工作的吴天健
“请选主席！”
“吴大脑壳！”
“要得，拥护！”
吴天健上台了，上额宽，下巴尖，脸的轮廓活像个倒立的等腰三角形，伸出了拳头尖叫：“我们在边疆是孤立无援的，我们要有前途就要团结……”
“大家干杯！为团结干杯！”
玻璃杯，叮当的响着，啤酒瓶子对碰，“为团结干杯”，“三碗”，“拼五碗”……
疯狂了似的拥抱，喊着每个人都有的外号，那一夜简直没有把酒当做酒。
“醉了的抬回去！”
但没有一个人愿意被抬，宁愿醉倒在地板上滚，还叫着“团结，干杯！”
我从来没有那么兴奋，我先喝啤酒，拼了十几大杯之后，我再喝红酒，只感觉像咽了口冷气，一身像是麻痹了。
我跳上桌子端起一大杯红酒，我最好的朋友曹体湘劝我不能再喝，红酒是甜的，但含酒精量却不比窝特卡少，我不听。
“兄弟们，有梁山泊的哥哥就有弟弟，我代表第二批的同学敬大家一杯红酒，我们当血喝，让我们有相同的血液！第三期的同学是不能分化的，团结，进步！”
我回忆中，“为团结干杯”那是最后一次。以升官为号召的团结是不能持久的，多少人后来驯良得像只绵羊。
眼下身处的重禁闭室是一间长方形的小屋，窗子开在门上面，离地有七尺多高，除了太阳要落山的时候有光线进来之外，白天黑得就像傍晚。
土墙因为年久失修，靠近地面的部分细粒的土壤一层一层的剥落了，喊不出名字的爬虫们寄生在里面，有些是老巢，有些是新巢，拇指大小的洞满墙都是。
白天可以出来解手，一出门，室外的强光竟使我无法睁眼，夜里小便只能在房里，用一个罐头筒装着，第二天倒出去。
另外有一张门板已经有一位先来的机械士睡了，他还有两床棉被，也就无分彼此的公用了。
第一顿晚饭送来了，值日生是熟悉的陈铭揆同学，另外有工人抬着床和棉被，总值星官和副总队长也来监视。
我们和陈同学相视默默无语，饭是无心下咽了，想到这一夜要睡黄土地，喂跳蚤，我提出了要求，请把床抬进来。
“你们承认了是共产党就好了，周主任一定会从宽处分的，人总要坦白才好！”副总队长刘超然还在劝我们。
“这是重禁闭室，不能抬床，也不能给棉被，再说这是周主任下令执行的。他虽然没有说是轻禁闭或是重禁闭执行，但是我们不好照轻禁闭办，你们也明白，这是周主任交下来的……”总值班官唠叨的一篇废话。
没有说轻重，自然执行重禁闭，这是哪一种逻辑？我心里又恨又恼，但没有说出来。
“可不可以给我们一点草铺在地下呢？”我又让步。
无人理我。
十分钟以后又关了门，天黑了，听见外边有很重而又像跑的脚步来了，“东！东！”从高窗子里抛进来两个罐头两只蜡烛四包“Extra”牌的苏联纸烟和一张小纸条。
小纸条上简单的几句话劝我们安心，并且告诉我们要押回内地。
“你”轻轻的喊了一声，听声音我知道是胡景濂，跟着一切都寂静了。由于他丢下东西就跑，我知道这件事相当严重。
九点钟时候听见外边有口笛响声，我们乱猜了一阵，仍然没有结论。
又过了一会儿，曹楚才和徐嗣源来了，每人在腰里藏着两条被单，喊卫兵们开门。卫兵是维族人，什么也不知道，就遵命开了。
我抓紧把家里情形告诉曹楚才，他是我最好的朋友，嘱托他万一我“没有消息”了，等抗战胜利后再写信告诉我妈妈。
他一直安慰我，不要想得太多。然而每个人的眼里都噙着眼泪。
他们退出门，门反锁了。他又爬上门，伸进来一只手，我把脸伏在他的手上抽噎起来了。
那一晚，伊宁各族人民联合举行了游艺会，欢迎周至柔。正因为游艺会，队上的人都走了，才有同学偷偷溜回来看我，前半夜几乎没有停。
因为精神过度紧张造成的疲劳，两点以后，我就朦朦胧胧睡了一小觉，北方夜很短，三点半钟醒来，已经是第二天早晨。
第二天吃过早饭，外面汽车一直在响，上午有人丢进来两个纸条。
一个纸条写着：“请安心，同学们正设法营救。”另一个纸条告诉我们，可能与周至柔一个飞机走。
守门的维族士兵说着生硬的汉话，阻止人走进暗室。刚要喊出声，一阵急促的脚步声，送纸条的人又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