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在家中走廊为学生授课。
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于1962年下记云：
初春，陶铸同志陪同胡乔木同志到中大看先生，谈及旧稿重印事，虽已交付书局多年，但却迟迟不予出版。因言“盖棺有期，出版无日”。胡笑答云：“出版有期，盖棺尚远。”（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增订本，171页）
陈寅恪先生有诗记其事，题作《壬寅元夕后七日，二客过谈，因有所感，遂再次东坡前韵》，壬寅元夕后七日，时在1962年2月26日。
所谓“出版无日”指哪一本书，蒋天枢未明确说明，今人或理解为《金明馆丛稿初编》，或理解为《论再生缘》。寻绎陈寅恪著作出版状况和“盖棺有期，出版无日”的语境和背景、事后的复述和转述，本文认为《金明馆丛稿初编》《论再生缘》二说均未得其实。
一、“出版无日”并非陈寅恪著作出版受阻
1950年代大陆出版的陈寅恪先生著作共三种，旧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论述稿》分别于1954年、1956年由北京三联书店重印，新著《元白诗笺证稿》于1950年12月由陈寅恪先生所在的岭南大学，以“岭南学报丛书第一种”的名义出版，此后连续三次重版：1955年9月北京文学古籍刊行社版，1958年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增补本，1959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新1版。
进入1960年代，因为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以下简称中华上编）和北京中华书局（以下简称北京中华）先后将陈寅恪著作列入出版计划，并通过不同渠道向陈寅恪先生约稿，有关陈寅恪著作出版一事分为两条主线同时展开（参见高克勤《〈陈寅恪文集〉出版述略》、徐俊《一个未能实现的出版计划——1960年代中华书局与陈寅恪先生的交往》）。
因重印《元白诗笺证稿》的缘由，中华上编向陈寅恪约稿，提出的要求是“将尊撰有关古典文学论著编集交我所出版”（1958年9月2日致陈寅恪函），而9月6日陈寅恪回函更明确中华上编9月2日来函事由为“函询论文集交稿日期由”，并第一次提到论文集拟名为《金明馆丛稿初编》，“若无特别事故，大约可在1959年2月以后8月以前交稿”。在以后的通信中，《金明馆丛稿初编》与“整理旧稿”往往交替使用：
贱躯自去年至今疾病缠绵，以致整理旧稿工作完全停顿。……但俟健康稍复，自当继续整理旧稿工作。（1959年6月7日陈寅恪函）
拙著《金明馆丛稿初编》现因疾病缠绵，未能寄上付印，甚为歉疚！……俟整理补正告一段落，当即寄上。（1959年8月18日陈寅恪函）
寅恪现正草《钱柳因缘诗释证》，尚未完稿，拟一气呵成，再整理《金明馆丛稿初编》。年来旧病时发，工作进行迟缓，想必能鉴谅也。（1961年9月2日陈寅恪函）
在陶、胡访陈之后一个月，1962年3月30日陈寅恪致中华上编函中，特别用括注的方式注明“旧稿”即《金明馆丛稿初编》，函云：
又现正写《钱柳因缘诗释证稿》，已至最后一章，但因材料困难问题复杂，非一气呵成然后再整理旧稿（即《金明馆丛稿初编》）不可，否则必将功亏一篑也。至旧稿须补正之处颇多，新添之意见及材料亦非自己动手不能满意。若旧稿未及整理而盖棺之期已到，则只好听诸后人而已。总之，卖驴之券倚马之文固非烛武之才师丹之岁所敢效法者也。（1962年3月30日陈寅恪函）
显然可见，所谓“旧稿”在1958至1962年的语境中，是特指《金明馆丛稿初编》的。但综观后文所述，这里屡屡言之的“整理旧稿”，与后面的“旧稿重印”，其区别也是明显的。
这年7月11日，陈寅恪先生伤足住院。中华上编从陈守实、蒋天枢二先生处获悉，特去函问候，并表达了获知论文集已经编就的欣喜期待之情：
关于先生论文结集出版事宜，前曾数次奉洽，此次亦扰陈、蒋两先生言及，云已编就，闻之欣忭。未知全稿能否即予赐寄，我所当尽快安排出版，以慰读书界多年想望之殷。（1962年7月25日中华上编函）
在中华上编耐心等待来稿的同时，北京中华经过请示汇报，也已于1961年4月正式向陈寅恪约稿。约稿信云：
寅恪先生：为推动科学研究，我们打算出版一些老一辈的学者的论著。过去几十年间，您发表过不少学术论文。只因这些论文都散见于各种报刊上，有些现在已不容易找到，研究者深感不便，我们很希望您能把这些学术论文汇编出版。未悉尊意如何？请拨冗惠复为荷。敬礼 编辑部
如果杨荣国所说不虚，1962年1月，杨荣国还就论文集的事“已问陈寅老，须待明年春季，一俟完成，可交你局”（杨荣国函）。
可见在1962年前后，无论是中华上编还是北京中华，对于出版陈寅恪先生的论文集，都是求之若渴、翘首以待的。换言之，“出版无日”并非陈寅恪著作出版受阻，相反，南北两家中华，此时都在殷切等待陈著的整理完成。
二、《论再生缘》不符合“旧稿重印”
《论再生缘》油印本印行于1954年春夏间，除了交存学校数册外，主要在友人间流传。
1958年秋，一本从台北“中研院”辗转传到美国麻省剑桥的《论再生缘》油印本，被余英时先生偶然发现，余先生有感于书中的“兴亡遗恨”，写了《陈寅恪先生〈论再生缘〉书后》（《人生》杂志1958年12月号），并将《论再生缘》交香港友联出版社，于1959年印行。
友联出版社版《论再生缘》问世后，海外轰传一时，也引起内地的关注。关于香港版如何传入内地，尤其是如何传到北京并引起高层关注，有不同的推测。目前大家已经知道的北传线索有三条：
（一）1960年，香港《大公报》记者赠送中山大学党委书记冯乃超一册（参见《陈寅恪的最后20年》，88页。所据为1962年档案《陈寅恪小传》。一说由《大公报》记者将书赠送陈寅恪，陈将书上交冯乃超。参见胡守为《陈寅恪传略》，《文史哲学者治学谈》，41页），引起中大对《论再生缘》流至海外的调查，最终以章士钊（携至境外的途径之一）的统战身份而不了了之。
（二）1959年11月25日，陈垣收到澳门汪宗衍寄赠的港版一册。陈垣致汪宗衍函：“久不通消息，正怀念间，忽奉到《论再生缘》一册，在远不遗，至为感谢。惟书前缺去三四页，美中不足，倘能再赐我完整者一部，更感谢不尽。”12月5日汪宗衍覆函：“《论再生缘》一书乃寅老数年前之作，冼三家（编者注：冼玉清）屡为言之，乃其未成之稿，后流入港肆，被人盗印出售。偶得一册，而书中间有累句，出版说明更推波助澜，多违时之语，故特抽出三纸。顷承垂询，检出补寄，并另购一册邮呈，祈查收。”（以上二函见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511页）由此可知，1959年底，在北京的陈垣已经收到了两册港版《论再生缘》。
（三）1960年8月以后，金灿然向香港方面要来港版《再生缘》，送给齐燕铭、郭沫若等。郭沫若于当年12月上旬看到金灿然送给他的《论再生缘》（郭沫若《序〈再生缘〉前十七卷校订本》），引发了他的研究热情。金灿然是8月4日从杨荣国的谈话介绍中获知陈寅恪《论再生缘》的。
余英时《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新版序言：“我曾有过一个推想，以为《论再生缘》传至北京，也许另有途径，未必是广州中山大学呈报上去的。”（余英时《陈寅恪研究的反思和展望》，《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1年1月16日）余先生这个推测是对的，从北京中华所存档案看，在杨荣国介绍之前，金灿然、齐燕铭和郭沫若都没见到港版《论再生缘》，甚至不知道陈寅恪的这部著作。因此，余先生推测“援庵老人新入党，想必遵守党纪，既知《论再生缘》在香港被‘盗印’，断无不向党报告之理”，“北京党中央知有此事，或直接间接与陈垣有关”的存疑，可以澄清了。
1962年7月，中华上编提出将已经在港印行的《论再生缘》交由《中华文史论丛》第一辑发表：
大作《再生缘考》虽未公开发表，但学术界早已遐迩传说，均以未见印本为憾。据闻香港商人曾盗印牟利，实堪痛恨。为满足国内读者渴望，此文实有早予公开发布必要。是否可交《论丛》发表，如何？甚望即加考虑，示复为感。（1962年7月中华上编函）
8月1日，陈寅恪答复中华上编：“《论再生缘》一文尚待修改。”（高克勤《〈陈寅恪文集〉出版述略》）
综上线索，1962年春陶、胡访陈前，陈寅恪先生本人并无出版《论再生缘》之意，《论再生缘》在内地的传播也与“旧稿重印”无关。
三、稽延多年未出版的是“旧稿重印”二种
除了中华上编和北京中华都倾力组约的论文集，陈寅恪先生1949年前出版的旧著重印，也一直在进行中。《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论述稿》分别于1954年、1956年由三联书店重印，并在1955年下半年有将《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从三联书店转至北京中华出版的计划。
1955年11月24日陈寅恪致中华书局总公司经理部函（网拍档案）：
中华书局总公司经理部：今接尊处本年十一月十九日（55）华总字第180号函，藉悉一切。查三联书店本年十月二十五日（(55)稿用字第3916号）致函鄙人云：“……此书决定改归中华书局重印，我店前与你签订的出版合同，将由该局继续履行。”据此本无另订合同之必要，又若照尊处所拟新合同则鄙人所受亏损过多，不能同意。兹为通融起见亦可另订新合同，但有四点须请照办。即
（一）尊处所拟合同无时效一条。（请查三联原合同第 ）请照三联原订合同斟酌改延有效时限（但不能太远）。并于合同满期时，出版者应将本著作物的总印数通知著作人。（请看三联合同第十一条）（二）尊处所拟稿酬办法中之递减办法较三联原订合同鄙人所受亏损甚大。请照三联原订合同办法。（请看三联稿酬办法第三条）
（三）请照三联原订合同第十二条“本合同签订后，如出版者变更稿酬办法，本合同仍得执行至第一条所规定的限期为止”办理。
（四）尊处来函云：“争取于短期内出书”，“短期”二字并无确定期限，请改一确定时限。（请看三联原合同第五条）至于其中小节如赠送著作人初版样书之册数与三联原合同不符，可不计较。
总之，鄙人此函与尊处洽商照办之条件实皆在三联原订合同之内，尊处本应继续履行者，并非越出原订合同之外也。又本人曾自写封面书签，已交三联照印，以作纪念。如三联未将此书签交与尊处，请即寄一样式以便再写。专此奉答即希函复为荷。此致 敬礼 陈寅恪（钤“陈寅恪印”朱文印）敬启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廿四日
复信请迳寄广州康乐中山大学东南区一号二楼陈寅恪收
陈寅恪1955年11月24日致中华书局函。
此函长达三页，首页有1955年12月1日收文章。据此可知在1955年10月三联书店通知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转由中华书局出版，照原订合同执行。但中华书局却寄去了新合同，合同内容不够专业且不甚友好，遂有此长函。陈寅恪先生有明显的不快，但做了耐心说服。12月31日，中华书局回函同意继续履行三联书店原订合同，1956年1月5日陈寅恪再致中华书局总公司经理部函（网拍档案）：
敬复者：兹奉尊处去年十二月卅一日（55）财编4382函云：“三联书店移转我局出版的大著《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一书，我局同意依照三联书店与您签订的出版合同继续履行，俟期满后再行洽商，暂不另订新的合同。前寄合同两份，请即退还。”等语，兹将前寄合同两份随函寄还，请查收为荷。此致 敬礼 中华书局总公司经理部 陈寅恪敬启 一九五六年一月五日
附尊处前寄合同两份
但差不多七年之后，《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华版尚未印行。1962年12月19日，陈寅恪致中华书局编辑部函（网拍档案）：
中华书局编辑部：关于再版“唐代政治述论稿”事，前已函覆同意重印。兹有所说明者，三联书店一九五六年版曾对原稿作某些改动，致使文气不贯，或与原意不符，列举如下：
（一）第一一三页倒数第三行“士大夫阶级暂时联合”原为“士大夫阶级统一战线”。
（二）第一〇四页第三行“以攻高丽”，原为“以攻高丽之小邦”。
（三）第一五〇页倒数第二行最后，脱“兹迻录关系史料全文于下，治吾国中古史者读之，不能不为之惊心怵目感叹不已也”等字句。盼于再版时恢复原状。又第五五页第四行，“李义府撰常何墓志铭”，请改为“李义府撰常何碑”；第一五九页第八行“及流寇相类”，请改为“及李张相类”。至于本书较大之修改补充，以后另行告知。此致 敬礼
陈寅恪（钤陈寅恪朱文印）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九日
1962年12月19日，陈寅恪致中华书局编辑部函。
原件显示中华书局收文时间为1962年12月26日，其上有赵守俨次日注记：“此书已缓印。俨 12.27.。”
第二年，1963年2月18日，中华书局古代史组致陈寅恪函（网拍档案），2月16日赵守俨拟稿、萧项平签批，18日封发：
寅恪先生：大著“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及“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两种，本局准备先印后者。另一种恐须在本年第三季度以后再作具体考虑。如决定重印，当遵62年12月19日大函所嘱改正。承示“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将来可能作较大之修改补充，正所欢迎。专此 奉复并致敬礼 古代史组
1963年2月18日，中华书局古代史组致陈寅恪函。
当陶、胡访陈之际，《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由三联转北京中华重印，至此已经稽延六年之久。此时胡从北京来，且是出版主管部门领导，《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旧稿重印”正是引出“出版无日”的话头。
四、竺可桢日记所见陈寅恪著作出版事的佐证
竺可桢到访康乐园，比陶、胡访陈早十几天。
1962年2月14日，竺可桢由中山大学副校长（不久改任暨南大学校长）陈序经招待，竺可桢与吴有训两位中科院副院长一道去看望了陈寅恪和姜立夫。竺可桢日记：
我和刘力（编者注：竺可桢秘书）、吴副院长乃去看寅恪。他住原住的宿舍二楼，精神甚佳而健谈，虽目盲而谈笑风生。吴副院长与彼乃25年前联大老同事，与其夫人亦相稔。谈及供应，说广东供应虽好，但为了北京和各方来人多也穷于应付。……谈到英国，云人只知英国博物馆的敦煌莫高窟的汉简，而不知Aurel Stein初发现莫高窟时取了许多藏文的稿件，对于唐和吐蕃史料尤可宝贵。其初存于Indian Office，现不知在何处。曾函科学院图书馆，但迄无回信（云已去函二年，其夫人唐君不知其事）。我允回京后为之一查。（《全集》第16卷，200页）
两年之后，1964年4月13日，竺可桢四访陈寅恪于中山大学。竺可桢日记：
见寅恪更苍老，因去年臀部落地骨脱节未治愈，迄今接不上，所以只能卧床或坐手推椅。寅恪对于渠为杨树达所著书一序未能刊出，甚不以为然。又在1962年9月Eastern Horizon《东方地平线》中在Mote书评，曾提到渠近作明清之交历史问题。我允为之查复。
“为杨树达所著书一序未能刊出”事，是1951年中国科学院拟出版杨树达旧著《积微居金文说》，书稿前早有陈寅恪的序言，翌年中国科学院编译出版局给作者去信，称陈寅恪旧序“立场观点有问题”，并在出版时删除了序言。作者将此事告知了陈寅恪，陈寅恪也在《积微居金文说》正式出版后回信给杨树达：“贱名不得附尊作以传，诚为不幸。然拙序语意迂腐，将来恐有累大著，今删去之，亦未始非不幸也。”陈寅恪对此是大不满的，以致两年后还在竺可桢来访时提及此事。
1952年的杨树达。
竺可桢回京后，询问了时任文化部副部长胡愈之，胡愈之仅知此事由中华书局经办。此时中华上编胡道静因《梦溪笔谈》注释事与竺可桢通信，竺便向胡道静打听陈稿下落。6月27日，竺可桢在得到胡道静回复后，又作了如下两段补记：
陈寅恪所问《金明馆丛稿》由中华书局上海馆处理。
陈寅恪托问他的著作，后由胡道静询明如下：《唐代政治史述要》和《隋唐制度渊源略编》已重印。但前者涉及征高丽事，所以要缓出版。后者已于去年五月出版。《元白诗笺稿》由上海分局重印。（全集第17卷，99页）
这里胡道静对竺可桢要问的问题理解有欠准确之处，如《唐代政治史述要》《隋唐制度渊源略编》已重印，是误以此前三联印本来回答三联转中华之后重印情况。更要紧的是误解《隋唐史稿》为《金明馆丛稿》。1964年6月27日竺可桢日记：
得中华书局胡道静来函。知四月间我在广州中山大学时，陈寅恪要我询问《隋唐史稿》很久前交入后何以无消息，近又交《明清之交》一稿，也未知下落。我回后问胡愈之，他不知其事，但说此事中华书局经手其事。适胡道静以沈括《梦溪笔谈》注释事与我通讯，我因问陈《隋唐史稿》下落。他回信说，《隋唐史稿》实名《金明馆丛稿》，“金明馆”系寅恪书斋名，此稿到中华书局已年余，因沪馆运动较多，所以被搁置，沪馆领导要我代向寅恪致歉意。至于《明清史稿》不在沪馆，可能在北京中华书局总馆，因北京总馆主要编发历史书籍及古典哲学书籍，而沪馆则编发古典文学书籍云。……我得函后，于今日下午即作一函与陈寅恪，将胡函附去。（全集第17卷，168页）
据中华上编档案，1963年3月陈寅恪才将整理好的《金明馆丛稿初编》寄交中华上编，其《金明馆丛稿初编》自序文末题记作“一九六三年岁次癸卯陈寅恪识于广州金明馆”，均可证“很久前交入后何以无消息”的《隋唐史稿》，显然不是《金明馆丛稿》。胡道静因为只了解在中华上编的陈稿情况，所以主观理解得出了“《隋唐史稿》实名《金明馆丛稿》”的结论。
综上，陈寅恪托竺可桢代为询问其著作“很久前交入后何以无消息”的，既不是《论再生缘》，也不是《金明馆丛稿初编》，而是与陶、胡访陈时说到的同一部书——《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以及《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前引1962年12月19日陈寅恪致中华书局编辑部函，要求将《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以攻高丽”，还原为“以攻高丽之小邦”。中华书局回函确定先印《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将《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以后再作具体考虑。这个处理环节，正可与竺可桢日记“前者涉及征高丽事，所以要缓出版”两相印证。
1966年3月20日，竺可桢再访陈寅恪，日记：
至中山大学寅恪处，他卧在床上，由他太太招待，但寅恪仍健谈，我坐在床上与他谈一刻钟，关于两年前所托问中华书局印刷事，均予以交代。（《日记》第5册，29页，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20年》360页）
五、“出版无日”在1967年的复述
再回到蒋天枢笔下1960年代的陈寅恪，《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1966年下记云：
自本年十一月至阳历一月，由师母代写检查交代六次。在多次交代之后，则又责令作“补充交代”。（179页）
1967年下记云：
本年一月间，师母代写第六次交代。并再度交代和陶铸的关系。十二月，又写第七次交代。交代本人家世和本人生平经历。（180页）
据此可以推测，蒋天枢所记1962年陶、胡访陈言谈，正是出自1967年1月“师母代写第六次交代”。《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所记陈寅恪第六次交代底稿中“我与陶铸的接触”一段如下：
陶铸以中南局首长身份先后来看过我三次或四次，实在记不清楚了。姑且就谈话最长的第二次说，大约是一九六二年早春，正是上海昆剧团在广州演出完毕的时候。陶铸陪同胡乔木来的，胡是来广州休养的。经过介绍之后，先由胡乔木谈话。他说在清华时可惜没有机会听我所教历史系三四年级的课。后来他就离开清华去了。又谈起我的旧论文稿集起来重印事，我早已交给书局，迟迟还没有出版，因此我说“盖棺有期，出版无日”。他笑着说：“出版有期，盖棺尚远。”（171-172页）
也就是说，这段话并非1962年的现场实录，而是五年之后的1967年，陈寅恪垂暮之年的回忆，其时老病加身，已自称“实在记不清楚了”。
寻绎陈寅恪著作出版状况，“旧稿重印”只能指《唐代政治史论述稿》和《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已交付书局多年”，符合的也只有从三联转到中华的《唐代政治史论述稿》《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迟迟不予出版”，符合“不予”的正是《唐代政治史论述稿》，以“涉及征高丽事，所以要缓出版”。因此“盖棺有期，出版无日”的语境和背景、事后的复述和转述，是围绕《唐代政治史论述稿》《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的重印稽延，宾主对谈之时，陈寅恪的愤激牢骚之辞。或者可以说，“出版无日”是因由“旧稿重印”这一话头，而引发的对著作出版状况的忧虑和不满。实际涉及外在和自身两个方面，反映了陈寅恪先生的暮年心境。
1953年陈寅恪《广州赠别蒋秉南》诗有句云：“文章存佚关兴废，怀古伤今涕泗涟。”胡文辉指出：“陈氏早已忧虑此问题，其1950年致李思纯函有谓：‘已将《元白诗笺证稿》一书付印，以再迟则无出版之机会故也。’(《书信集》，266页)同一时期致吴宓函又谓：‘现已将拙著《元白诗笺证稿》约十六万字十一月出版。……因以后此等书恐无出版之机会故也。’(《书信集》，268页)”（《陈寅恪诗笺释》，660页）时间再往前推，1942年8月1日，陈寅恪在桂林给傅斯年信就说：“弟近日忙于誊清拙著《唐代政治史略》，意颇欲在内陆付印，以免盖棺有期，杀青无日之苦。”（《书信集》，90页）可以说，“盖棺有期，出版无日”是晚年陈寅恪郁结多年而不解的心结，一方面要赶写新书，一方面被催整旧稿，政治压力，老病加身，因此1962年2月26日陶、胡来访时，他说“盖棺有期，出版无日”，3月30日致中华上编函说“若旧稿未及整理而盖棺之期已到，则只好听诸后人而已”，所透露出的无奈心情，不能简单归结为针对某一本书而发。
本文初稿与《一个未能实现的出版计划——1960年代中华书局与陈寅恪先生的交往》同时完成，十年后改定本文，似有所悟，唯有理解到三联转中华的《唐代政治史论述稿》《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历时六七年迟迟“不予出版”，给晚年陈寅恪带来的焦虑感伤，方能更加理解并接近1960年代他拒绝北京中华书局出版其著作的深层原因。
2015年10月初稿，2024年10月21日改订于岱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