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旧立新,谱写“城中村”蝶变传奇|我们的人民城市·红旗样本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人民至上,是上海这座城市的发展理念;而城市更新,则是上海民生改善的关键战场。这些年来,一个个“城中村”被拆平,一片片老城厢被改造,老百姓们在城市脉络的新旧变迁中寻找归属,在人民城市的宏伟蓝图中守望家园。

红旗村,或许是最为典型的案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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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旗村鸟瞰全景图(改造前)

作为上海市中心城区面积最大的“城中村”,红旗村改造深受各界关注。在这里,诞生过曾经上海最大的专业水果交易市场,年交易额30多亿元;586亩土地上密密麻麻“种”满了楼,是村民们难离的故土,也是大量外来人口的庇所。然而,正是这块无人敢“啃”的硬骨头,创下了2年内9大市场6万人完成大搬迁的“红旗速度”。

2016年6月30日,红旗村“城中村”综合整治攻坚战目标彻底画上完美句号,成为上海市2014年启动的11个“城中村”改造试点项目中,推进最快、成效最好、影响最大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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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旗村鸟瞰全景图(拆平后)

回眸十年沧海桑田,曾经喧嚣的市场已经拆平,外来人口聚集的私房已成废墟,摩天大厦拔地而起。曾经依靠市场租赁、房屋租赁为生的村民开启了人生的新篇章,而当年来红旗村“滚一滚”的旧改工作人员也早已各自奔赴新的民生战场。


离开漂泊陋巷

自上世纪90年代起,来沪务工人员、从事水果批发生意的商户、“见缝安床”的拾荒者以及零星本地村居民,就共同混居在红旗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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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红旗村居民生活情景

狭小的巷弄里山路十八弯。违章搭建遍地都是,印刷店、小旅馆和小饭店很多,乱糟糟的建筑上方还有密集的电线,墙上尽是老旧的电表,电线全卷成一团,还有人在电线上晒衣服、晒被子。衣物下,狭窄巷落内堆满了电动车、桌凳、果篮筐、水桶等各类杂物。从白天到夜晚,三轮车、助动车川流不息,各类人员来来往往,热闹又混乱。

熟悉红旗村的人都知道,要改变这样的状况有多难。无论是从地块地理区位、面积规模,还是从地块内利益主体、关系复杂程度来看,红旗村“城中村”改造项目的难度均为国内首屈一指。

曹杨路果品市场的拆除,吹响了攻坚的第一声号角。市场关闭和租户清退工作是为了城市更健康地发展,但对这些老板和伙计而言,就是“短期断了财路”,避免不了矛盾与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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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杨路果品市场

原红旗村生产一队队长归伟俊回忆道:“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让他们全部搬迁,除了不断走访,做思想工作之外,关键在于帮他们找到新的市场做生意。”提供出路、合理疏导,工作组通过疏导开辟新市场解决了不少租户的后顾之忧。

“开发商保障了村队的利益,而村队又保障了村民、租户、经营户等的利益,最后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刘玉春在市场内经营干货生意多年,在他看来,市场的拆除对红旗村地块内的各类生态链的经营和维系造成了一定打击,但也为后面的租户清退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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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荡荡的曹杨路果品市场

为租户联系新的出租屋帮助其搬家,还没搬走的,为其单独接线供应水电,提供一切便利……这些看似小事,点点滴滴却是到人心里去的。

时任中环集团副总经理张民表示:“我们之所以细之又细、慎之又慎,是因为我们的工作始终是为了人民,我们始终认为,以前的历史遗留问题到了我们手上就不能再遗留下去。”

有了更清晰的方向,告别在红旗村的“漂泊”的家,大家对于未来又有了奔头。


搭建临时营房

“想要胜任上海中心城区任何一个动迁基地的旧改工作,去红旗村滚一滚就可以了。”这句话,有点夸张的成分,但夸张得一点也不过分。

2014年9月29日,普陀区成立了红旗村城中村改造指挥部,改造序幕由此拉开。区、镇属企业共担重任,各有关部门和单位投入大量业务骨干,几乎放弃了所有双休日,连续作战,创造了我国“城中村”改造的“上海红旗模式”。而这一模式兼具村集体主导型和政府主导型“城中村”改造的优势和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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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办公室板房

铜川路405弄2号的红旗村基地,也成为不少人“临时”的家,承载着大家奋战在红旗村的昼与夜。

“可以说是集全区之力来完成这项工作。”据时任上海中环天地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程亮回忆,高峰时期食堂里甚至有两、三百人同时就餐,中环集团几乎全员扑在红旗村改造项目上,最后整个地块比计划提前185天完成整治工作。

2015年10月31日,曹杨路水果批发市场顺利关闭,一个近3万流动人口组成的拥有巨大商业利益的“生态部落”自此消失于时代洪流;2016年6月30日,红旗村地块综合整治目标提前半年完成,曾经高压线下违章密布的地块基本成为平地,铺满绿网,焕然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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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户清退联合执法

时间紧、任务重。镇、村、队工作组与动迁组密切配合,认真做好政策宣传,面对一些对政策不认可、家庭矛盾突出、不积极配合的动迁户,大家不厌其烦,反复做工作。针对态度较为强硬的最后几户村民,工作组便发挥原红旗村老书记、老队长的作用,挨家挨户问询、逐个化解矛盾。

时任中环天地投资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肖云继连续2年在指挥部现场过生日。第一年生日,红旗村正式启动改造。第二年生日,曹杨路果品市场正式关闭。而这365天里,他和同事们几乎每天都忙到深夜,凌晨两三点还在想,要怎么找市场业主谈、怎么和村民沟通、怎样让大家主动搬、主动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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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房


住进“新的老家”

住进“新的老家”是红旗村不少村居民的心愿。

时任上海中环天地投资有限公司档案管理员张新怡曾为一位老村民拍过一张合影。照片里,一位老爷爷坐在家门口,红红的砖墙旁有很多盆栽和竹篱笆,一团安详。“他告诉我,红旗村改造他们也是盼了很多年,之前几次都是传出消息后面没声了,很高兴这次真正开始改造了,这是他一辈子住的地方,有太多回忆和感触,希望能在拆掉之前和他的家留一张影作为纪念。”张新怡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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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章建筑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红旗村的农田都渐渐转为建设用地,村民们选择集资募款,在自家土地上“种楼”,当起了包租公、包租婆。工作组摸排时发现,红旗村地块建筑总面积约36.2万平方米中,将近29万平方米是违章建筑。

“说实话,随着出租户越来越多,村里也越来越乱,居住环境也很差。只要一把火,就全完了。”红旗村四队老队长归德祥是村里德高望重的老人,红旗村改造时被请出山,做村民工作,“总体而言,村民对红旗村改造是支持的。很多房子都是70年代造的,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这也是大家比较担心的一件事。”

对上了年纪的人而言,安土重迁,这样大规模的拆迁,在当时还是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然而阳光动迁、政策透明,打消了征收对象钻征收空子的侥幸心理,为征收工作顺利开展打下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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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居民动迁安置签约现场

“一房一价,现场网上都有公示,大伙都看得见,透明得很,而且越早搬奖励就越高。我因为准备得早,也算是比较积极,所以拿到了早交房的奖励。”红旗村村民归云月经历过两次动迁,生于斯长于斯,她对红旗村的变革是翘首以盼的,“我是在这里长大的,总归希望这块地方能越来越好,摆脱旧貌,焕然一新。那以后,这里再也不会是我女儿不愿意来的地方了。”

按照相关政策,红旗村的村居民享受原拆原建待遇。随着动迁安置房的第一根桩基被打下,村民看着这些房子一天天地“成长”,对动迁也没有了后顾之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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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迁安置房

中环集团审计专员朱丽晔回忆道:“2016年2月17日下午,最后一户村民到动迁基地看房,夫妻两人徘徊许久。征收二所的工作人员耐心为他们介绍房型、讲解政策,夫妻二人反复推敲,最终选定了一套二室二厅的户型,签下最后一份房屋补偿合同。”而这也标志着红旗村地块村民达到了100%签约,这个数字,创下了当时上海市集体宅基地征收签约率之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