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位于甘肃最西端，处在甘、青、新三省（区）交界处；山西则居于华北平原西部，依傍黄河之东，雄踞太行之西。在漫长的中国历史进程中，敦煌是通往西域和中亚的关键交通枢纽，被赞誉为“华戎所交一都会”，自汉武帝“列四郡，据两关”起，已历经了长达 2100 多年的岁月洗礼。山西更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宛如一座宝库，珍存着整整 5000 年中华文明最为完整的记忆，享有“中国古代博物馆”的盛誉。
两地在地域上相距千里之遥，然而，当我们细细探寻，无论是在那神秘莫测的莫高窟壁画里，还是在那些历经岁月沉淀、散落在时光角落的简牍中，都能清晰地看到，敦煌和山西之间竟然有着长达两千年之久既真实又厚重的人文交流史。这宛如一条隐秘的文化纽带，跨越千山万水，将两地紧紧相连，在历史长河中相互辉映，共同演绎着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与源远流长。
从汉代至唐代，敦煌和山西的人文交流一直从未中断。
敦煌莫高窟与山西五台山在1000多年前就有着不解之缘。
莫高窟61窟，建于五代晚期，是河西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及夫人开凿的功德窟，又称“文殊堂”，主要为供奉文殊菩萨而修。该窟的亮点是西壁的巨幅五台山图。这是敦煌壁画中规模最大的山水人物图，也是全景式历史地图。五台山图长13.6米，高3.5米，画中详细描绘了东起河北正定，西至山西太原，方圆五百里的山川地形及社会风情，再现了五代时期五台山佛国圣境的氛围。
图中山峦起伏，东、北、中、西、南五台并峙，各有一山环抱，山川道路交错纵横，城池村镇星罗棋布。其中所描绘的驮运、铡草、推磨、舂米、挑担行路和迎来送往的人物等，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生产活动和人民生活的图景。图中出现城郭、寺庙、亭阁、楼台、塔堡、草庐、店铺等各种历史建筑199处，桥梁13座，菩萨画像20身，僧俗人物428位、乘骑驼马60多匹。对五台山周围的城镇作了十分翔实的描绘。
1937年6月，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和中国营造学社的另外两位学者莫宗江、纪玉堂，正是凭借《五台山图》发现的线索去往五台山，找到了深山之中的佛光寺。
敦煌距五台山千里之遥，莫高窟怎么会有五台山的地图呢？
文殊菩萨在佛教中是智慧的化身，道场就在山西五台山，自北魏起，就是佛教徒心中的圣地。唐代，不断有印度、西域等地的僧侣前往五台山朝拜。
从敦煌遗书于阗国土亲礼五台山圣迹的记载来看，当时沙州地区有不少僧人也随入朝使的行列到过五台山。他们回到敦煌之后，以极大的热情叙述、讲唱和描绘他们亲眼所见的五台山，为我们留下了这幅珍贵且形象的历史地图。
1000多年前，唐朝这两位山西籍诗人让敦煌玉门关、阳关威名远扬。
描绘边塞风光、风土人情，反映戍边将士军旅生活的诗歌作品，被称为“边塞诗”。边塞诗源自先秦，盛唐时期达到顶峰。唐代诗人几乎都写过边塞诗。唐诗中的边塞诗，不仅数量多，而且内容丰富，艺术娴熟，名家辈出，名作纷呈。敦煌玉门关、阳关是最能引起诗情诗兴的地方，一直是中国历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也是他们心中的诗和远方。
盛唐诗人王之涣，祖籍并州晋阳，今山西太原。王之涣与岑参、高适、王昌龄并称为唐代“四大边塞诗人”。他写的边塞诗大气磅礴，意境开阔，热情洋溢，韵调优美，朗朗上口，广为传诵。特别是《凉州词》“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是流传千古的佳句，唱响了远在千里之外的玉门关。
另一位盛唐诗人王维同样是山西才子，他是河东蒲州人，今山西运城人。王维清新洗练的语言表达，融入了音乐美的韵律美，有着独特的艺术魅力。他一生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特别是《送元二使安西》“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被誉为送别诗的压卷之作。元二出使安西，今新疆库车附近。王维在渭城，今陕西咸阳，与其送别时写下此诗，同样唱响了远在千里的阳关。
在《重修敦煌县志》中记载，从民国元年至二十二年，26任县长中只有4人有传，其中两人就来自山西，他们是第16任、18任县长朱恩荣和第19任县长赵晋芬。
朱恩荣，山西绮氏县，今临绮县人。民国十五年—民国十七年任敦煌县长。朱恩荣先后在任三年，修党河大桥、抓教育、抓水利，修订敦煌《十渠水利规则》四十条，抓官员廉洁奉公、抓社会治安，能文能武，善政累累。
朱恩荣修订的《十渠水利规则》，被收录在历届《敦煌县（市）志》中。至今，敦煌四季八节浇灌轮次等水利管理办法仍然是遵循朱恩荣修订的规则。
重修党河大桥是朱恩荣在敦煌从政期间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民国十六年七月，山雨暴发，河水猛涨，党河大桥复尽被洪水冲毁。桥冲毁后，朱恩荣反应迅速，亲临现场，仔细察看灾情，查找毁桥原因，虚心听取意见建议，提出重建措施和施工方法，当年八月即动工建设。施工期间，对桥墩基础做了大的改进，掘河底七八尺，垫满卵石，然后立柱。柱周围笼罩沙砾石囊，再压上树枝茨草，防止大水冲刷。桥西备退水闸一道，开挖退水沟，以减消水势，减少洪水对桥的冲击。桥东西两端再各建两座牌楼，东西正面题“党桥”，东牌楼题“鳌背同登”，西牌楼题“虹霁乍现”。横桥下居中，木刻水兽一，仰首南望，蜿蜒欲活，是蠕腹之象。重建工程用水款千余元，用工八千余，历时二月，当年十月竣工。
郭璘撰写碑文。郭璘老先生当时已年过六旬，为人耿介，性孤峭，涯岸自高。对朱恩荣县长累累善政，老先生由衷地敬佩，应众人之邀，欣然提笔，作《重修党桥碑记》，抒发了他和百姓对朱县长发自内心的称颂赞美。郭璘在文中深情祈盼:“从此河流顺归，永庆安澜猗欤”。
“勿说一官无用，地方全靠一官”。山西人氏朱恩荣县长对敦煌百姓怀有深深的情怀，践行了在其位，谋其政，尽其责，恤民情，惠民生。朱恩荣县长也得到了百姓的拥护爱戴。据《重修敦煌县志》记载：“去之日，绅民依依，随车不忍舍，并为制锦署联，以系去思”。
进入新时代，敦煌、山西文化交流仍在赓续。2016年，山西出土的鎏金童子葡萄纹高足杯亮相首届敦煌文博会。2024年第七届文博会上，“晋味”又一次飘到了敦煌。文博会山西文创展区，由临汾市组织的12家文化企业13类600余件展品精彩亮相。其中，尧都古陶、平水绣、乡宁紫砂壶、蒲县柳编、霍州年馍等一百余件非遗及文创产品入选敦煌文博会“匠心传承、创意绽放——非遗及文创精品展”，山西、敦煌两地携手，共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奔流文化·器物】敦煌与山西：跨越2000年的人文交响（上）
文丨奔流新闻通讯员孙宏 记者荆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