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城记忆
我是土生土长的成都人——不仅是我当年就出生在少城里面著名的成都实业街产科医院,而后在长顺下街上半节巷4号长大,更是因为在20世纪30年代初,我祖父就在少城商业街50号修建了祖宅——“健庐”。到现在将近100年,我们已经五代人与成都生生相息。
绕城四十八,
穿城九里三。
一进东门天涯石,
二出南门五块砖,
三桥九洞石狮子,
青羊宫去会神仙。
20世纪60年代,茶店子还时兴“赶场”,我们从西门车站坐公交去都算是远郊线,票价1角(市内1角的车费差不多要坐穿城了)。据记载,1949年前的成都市人口仅60余万,面积穿城九里三,围城四十八(华里),有五十二条正街七十二条小巷,全圈在高十米宽五米高大的城墙里边。
老成都的城墙和城门,在成都人的心目中有一种难以割舍的情结。过去,城墙就是成都城市最主要的建筑,它们东西之间相距9.3公里,南北之间相距7.7公里,环城一周有22.8公里。有东、南、西、北四座城门和四座城楼,城墙墙厚1.8丈,高3丈,站在墙头可鸟瞰全城。在整个清朝,四座城门是成都与外界联系的唯一通道。东门(牛王庙为界)称迎晖,南门(府南河为界)称江桥,西门(北巷子为界)称清远,北门(万福桥为界)称大安。四座城楼也分别有名称,东门城楼称博济,南称浣溪,西称江源,北称涵泽。想想,那时候哪有“宽窄巷子”什么事呢?
如今的“宽窄巷子”早已旧貌换新颜,两相比较可谓云泥之别。从将军衙门往西,宽、窄、井三条巷子连同金河街一字排开,犹如几条商业花龙盘桓在昔日落寞的街区,让人根本无法想象“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宽/窄巷子街上没有一间饭馆、茶铺、商店,买米、买菜、买盐、买醋、买酱油、买火柴都得走出巷子,到长顺上街去买;喝茶也得到巷子东头拐弯处一个苍蝇茶馆去,哪有半点商业气息?”现在却是几条街道遍布茶楼酒肆饭店旅舍,各种商店鳞次栉比,从西点蛋糕到凉粉锅盔,从星巴克到好利来——古今混同中外杂处,真成了网红集中打卡之地。
实际上,民国直至新中国改革开放,成都的商业中心靠近东边,主要集中春熙路、盐市口一带。其他不说,当时成都最大的综合性副食品市场——安乐寺(后改名中心菜市,就是再后来的红旗商场)就在盐市口正中地段,那种影响辐射,岂是现在玉林市场可比?而当时最为集中的居民居住地——少城社区(新中国成立后分斌陞街道和黄瓦两个街道办)则静悄悄地在西边兼收并蓄,并无多少出色之处。别看现在“宽窄”现在天天人流汹涌,似乎商机无限,改革开放前的长顺街(少城主干道),连一家大型商店都没有,就连饭馆也只有屈指可数的几家。
我是在1958年到雅安的,因父母都在那里工作,成都的外公外婆已管不住我,怕我乱跑出问题,所以就把我送回了父母身边。虽然以后每年我基本都是在成都过暑假,“文革”期间还在成都住了很长一段时间,但毕竟不是成都的户籍人口了。这一别就是30多年!到 1993年,我正式重返成都,名义上是驻蓉办事处主任,实际上是带职停薪自谋生路。20世纪90年代的成都,颇有“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味道,改革开放政策似乎激发出了新老成都所有的积极因素,我只能说——那是一个混乱的时代,也是一个繁荣的时代——青年路鱼龙混杂“吼货”夜市,培育出了成都最早的民营企业家——杨百万。但是,成都的活力又岂止一两个杨百万所能代表?只看看当时新南门外的“热盆景”就可见一斑!
虽然是当之无愧的的老成都,但实际上对新成都的了解非常有限——譬如“宽窄”,譬如锦里,譬如太古里,譬如熊猫基地……就是原来自以为比较熟悉的草堂、武侯祠、望江公园,其实也是“人面不知何处去”了。留下的那些所谓的“成都小吃”,更多的是徒有虚名——譬如赖汤圆、龙抄手、夫妻肺片等等,更多的则是外来物种,与老成都根本不搭边。不过,出于对成都的深厚感情,大暑当值,我还是和夫人携手而行,挥汗如雨徜徉在少城故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