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失地老年人的生活遭遇来看土地的价值--基于浙京豫的田野调查）
土地流转在各个地方都在如火如荼推进。不少地方推动土地流转的动机是共同的，都认为大户经营土地也可以充分利用土地的生产力，同时还可以将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客观的结果就是大量的失地农民确实进入城市务工，农业释放的劳动力被工业吸纳。然而，存在占比较大的失地老年人群体被忽略了，他们在失去土地之后的生活遭遇如何？这与所处社会经济结构有关，同时我们也可以反思土地的多元价值。
一、浙京豫三地的失地老年人生活遭遇
在浙江地区的农村调研，白天在村里鲜少能够见到相对低龄的老人。作为失地农民，他们并没有被剥夺劳动的机会，很多的低龄老年人也就是我们讲的超龄农民都活跃在县乡两地的服务行业。由此我们看到的一个现象是开私家车载客的是老人、在饭馆从事服务工作的是老人、在公共场所看到的保安与保洁也是老人。充沛的非正规化的就业机会影响下，不少老年人生活的目标是“搞钱”。甚至有老人一天打两三份零工。高收入的同时也有相对较高的负担，尤其是出生农村的年轻人面临着城镇化压力转化为家庭的共同负担，再加上老年人不想作为负担被子代养老，自我养老和为子代输入资源的可及性，让这里的老年人过着的是一种“发展性导向”的生活。
在北京郊区农村调研，则随处可见相对低龄的老人。该地也较早的以退耕还林和大户流转为要求推动了失地农民的形成。每亩地每年可以拿到1000元左右的租金。同时，老年人能够享受到北京的社会福利，几乎所有的在户籍老年人口每个月都能领到1500-2000元左右的养老金。这里的老人确实表现出了颐养天年的感觉。就地城镇化的低压力、进入京城实现城镇化的艰难从而却步、公共服务的普惠全面延伸、婚姻高地的低成本（不要彩礼）等让这一群体的养老节奏为“生活型导向”。
在河南农村地区调研，也同样可以见到进入相对低龄的老人。该地为增强村集体经济收入，大量发展地租经济，通过先后三四批的土地集中流转，将农户的土地全部以800元/亩/年的方式流转了过来。如此一来，户均两三亩地的老年人的经济收入为2000元/年左右的土地流转费用，统一的国家基础养老金每月150多元即每年1800元，子女给予的一部分现金以及每年在村里做小工（每年2000元）左右。失去土地种植的老年群体相对而言没有充沛的非正规就业机会。经济收入无法开源的情况下只能生活支出节流。由于流转比较彻底，老年人种菜的机会也失去了，很多老人就游击战一般的在边角地带开荒，加上子代面临的沉重负担，这一群体的养老状态呈现出的特征是“生存型导向”。
二、作为原因的浙京豫三地经济机会结构
浙江地区的乡村整体是被纳入到城市经济发展带内的，这就是说经济机会结构是立体且多元的。正规就业机会的充沛可以吸纳本地的劳动力，同时也是全国劳动力流入的主要地点之一。同时，浙江县乡村三级区域内存在大量的非正规的作坊式企业，这些企业用工要求是低技能、低成本的，由此溢出了大量的非正规就业的机会。而老年群体尤其是相对低龄的老人再就业不需要提供社保，同时劳动力成本又低，所以，充沛的就业机会和丰沛的老年劳动力是适配的。
北京地区作为经济、文化和政治中心，尤其是近些年淡化经济中心的发展导向。城市内的非正规就业的经济机会是比较少的。同时，存在的一个问题是北京的老年群体就业机会被全国老年人以及本地年轻人所挤压。一是全国老年人挤压其就业空间，北京作为劳动力流入地，对去技能化的劳动力仍然是有需要的，周边省市的老年人也会大量的涌入到北京从事保安、保洁、保姆等工作，与北京当地的老年群体形成了竞争，有老板说本地人不愿意吃苦，一般不愿意用本地人。二是本地年轻人挤压其就业空间。本地乡村的年轻人获得高等教育经历的仍然在少数，绝大多数都是完成了中专教育。这些年轻人有“北京包袱”是很少会出北京就业的，在北京城区就业又面临来自全国高学历人才、高技能人才的竞争，在城区竞争不过的情况下退回到郊区社会就业，成为“退守青年”。然而，郊区确实不发达的经济所提供的岗位有限，年轻人涌入的情况下，老年群体被淘汰也属于正常。如此以来，北京的经济结构是对老年群体不友好的。
河南地区县乡村甚至市里都缺乏工业产业，所能提供的就业机会更加有限。以近期调研的H村为例，村周边有铝厂可以吸纳上万人就业，有景区可以吸纳数千人就业，从宏观来看，形成了一个局部性的就业保护区域。然而，本地释放出的劳动力尤其是年轻劳动力也是足够的，本地化的务工市场中并没有为老年人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即便是非正规的就业机会，如为工厂上班群体提供的餐饮、住宿，在景区从事零售、保洁等就业机会，也几乎被年轻人所捕捉。老年群体在失地之前几乎没有务工尤其是外出务工经历，在失地之后自然也没有能力外出。由此本地的经济机会在客观上排斥了老年群体的再就业。
三、重新审视土地之于老年群体的价值功能
一是经济保障价值。对于浙江地区的老年人农民而言，流转土地后不需要再经营土地便可以获得一份收入，同时在本地就业又能得到收入，或者即便是不种地，每个月有三四千元的收入也不是问题，土地的经济功能是不明显的。北京地区的老年群体在本地有房，结婚负担不重，子代进城能力有限，绝大多数家庭都是生活面向，属于卷不动但是又可以躺得比较舒服的那种，老年群体所能享受的交通、医疗等公共服务比较便利，同时每个月一千多元的保障金下，不种地是可以的，还能多份收入，经济保障价值也不明显。河南地区的老年群体相对而言对土地的依赖性比较强，根据调研来看，流转之前农民每年在土地上种植两季刨去物料成本不除去人工成本的收入是1500元左右。流转之后每年收入800元。虽然说个人从土地上释放出来了，但是没有就业机会，收入在降低。同时本来每年在土地上种菜供自己吃可以省下不少钱，多余的也还可以拿到市场卖，又多一份收入。并且如果有能力务工，种地需投入的时间成本是很低的，种地不影响打工。如此推算下来，流转之后的农民收入降低、支出增加（米面粮油菜都要市场买），经济负担是增重的。由此反推，土地对于这里的老年群体的经济保障功能更强。
二是价值体现功能。不愿意成为家庭的负担，减负的同时给子代家庭支持，这是老年群体自养秩序生成的鲜明表现，其根本原因则是城镇化目标的实现与压力。江浙地区的老年人在就业过程中维持老人尊严，体现其经济收入价值。北京地区的老年群体则较早的进入养老阶段，但是其本身不作为家庭的负担，并且又可以给子代带娃，其价值功能也能体现。河南地区则是传统的农民价值体现途径被破坏，过去老年群体种地以自养的同时给子代输送资源，能够形成整个家庭代际之间半工半耕的良好分工默契，老年人在家庭能够创造财富，就能够继续维持权威，但是失去土地，有没有可替代途径，其价值体现功能在遭遇瓦解。
三是情感和意义寄托功能。如何度过闲暇时光，让自己的生活更加有质量和意义，是农村老年人面临的难题。在多地调研，老年人的经济危机问题不大，所遭遇的是精神危机。浙江的失地老年人仍然可以通过就业来打发时间，在进入养老阶段后，村庄集体经济服务，老年协会、老年活动室等养老公共场所也比较完备，老年人不种地也可以有相对高质量的生活。北京的失地老年人群体没有就业，情感满足和意义寄托的功能满足来自于家庭之间的代际互动和情感交换。子代就近城镇化或者附近就业下，互动频繁，老年人在家庭中情感就可以得到满足。村庄公共服务提供又比较完善，老年人的公共活动也比较多。河南地区的农村老年人在“正当壮年，还是年轻人”的情况下离开土地，但是本地又没有充沛的就业机会，只能被动在附近寻找机会的同时在村庄过早进入养老。由于缺乏经济能力的向下支持，交换性的情感满足得不到实现。同时，村庄集体经济较弱，公共场所的公共活动或者为老服务体系建设不完善，老年群体缺乏意义寄托和情感满足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