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反民粹主义和特朗普创伤 | 国政学人

特朗普的崛起激起了关于美国民粹主义的盛行及其对该国政治生态影响的广泛热议。他的民粹主义不仅体现在他不寻常的外交政策上，也体现在其对精英阶层持续不断的言语抨击中。像特朗普这样的“民粹主义领导人”通常出现在社会经济危机时期，而这种模式已经成为许多研究民粹主义学者的共识。有观点认为，“某种程度的危机”是“民粹主义的必要先决条件”。也有观点提出，民粹主义是危机的表现，危机甚至已经成为民粹主义者展现自己的不可或缺的契机。

特朗普的“美国优先”（American First）和“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口号表达了极度情绪化的危机感，他承诺要“抽干”曾经加速美国衰落的“腐败”精英阶层，挑战了“美国例外论”，其“孤立主义”（Isolationism）立场也与美国两党长期秉持的“国际主义”核心共识形成了鲜明对立。

对于精英阶层来说，这种“孤立主义”等同于“民粹主义”。其对特朗普（及其主义）的反对主要不是关于文化问题或他的言论，而在于其外交政策目标与成果公然挑战了自由主义国际秩序（LIO）。特朗普相继退出了世界卫生组织（WHO）、巴黎气候变化协定、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等组织，包括质疑北约的实际效用，这些均反映出他对两党共识基础——支持民主和人权——的摒弃。

特朗普将精英阶层视为“人民公敌”的言论，进一步激发了民粹主义的动员，加强了他与“民众”的联系。他将自己塑造成与“沿海精英”（Coastal elites），以及全球化抗争的“真正的美国人”，这样的外交政策引起美国国内精英阶层的强烈不安。因此，精英阶层选择通过框架策略来“洗刷”特朗普式民粹主义，以抹平民粹主义带来的巨大政治创伤，同时利用这种创伤重塑美国致力于国际主义和LIO的大国形象。

反民粹主义认为，民粹主义威胁体制、破坏社会和谐，敌视多元主义。反民粹主义的主体由公民社会行为者（如社会运动、非政府组织、协会等）以及文化、政治和经济精英所组成，它试图将民粹主义自然化为一种负面、贬义的象征，并利用这种象征将反对派的政治和社会身份妖魔化。

反民粹主义者认为自己在政治、智力和道德上都优于民粹主义者。在他们看来，民粹主义会导致庇护主义和煽动性政治。反民粹主义者倡导理性和能力，反对民粹主义者的业余主义，经常使用居高临下的话术对民粹主义动员所造成的违法行为表示蔑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反民粹主义与民主恐惧症（Demophobia）不谋而合，从而给那些名义上寻求保护自由民主国家免受民粹主义动荡“异常现象”影响的既有势力带来了挑战。

反民粹主义与民粹主义之间辩证地相互作用，因为反民粹主义是由其对立所定义的。对民粹主义领导人和政党的批评未必上升到全面反民粹主义的水平。相反，反民粹主义将对民粹主义者的教条式反对与一系列方法相结合，将那些威胁既定合法模式的人物或运动边缘化。

正如特朗普的情况一样，民粹主义者的行动可能会造成“创伤”，而反民粹主义者则认为自己是防止政治偏差的“盾牌”。在“克服”特朗普创伤的过程中，精英们强化了“民粹主义是一种社会和政治疾病”的观念。总体而言，美国反民粹主义的特殊性在于该国在国际秩序中的地位，在于其文化力量的投射，以及其塑造世界政治的广泛能力。

外交政策不仅仅涉及外交手段和国家具体方案的细节。相比于严格的外交政策“理性主义”概念，本文更强调其情感维度。情感与理性并非对立，也并非与影响政策制定者如何实施国家战略的物质因素无关。事实上，情感与决策背后的认知过程密不可分。从外交政策的角度来看，情感是国家定义自我身份与利益的核心。在美国，外交政策形成了其霸权主义导向的国家认同。

情感维度的重要性在“创伤”时期更加明显。创伤涉及诸如战争、种族灭绝、恐怖主义等层面。其中，政治创伤可以定义为在特定的社区或群体中造成极端痛苦的事件或情况。对于精英阶层来说，2016年特朗普当选总统是一种灾难性事件，也是一场对国家秩序的民粹主义颠覆。

谈及特朗普创伤，就不得不谈论特朗普民粹主义的外交政策。对于政策制定者和公众来说，由于外交政策涉及一个国家的政治精神和价值观的投射，因此外交政策可能成为精英寻求认可和验证其的思想和地位的一种手段。如果精英所代表的国家形象受到“玷污”，由此产生的失败感或震惊感会影响其对国家利益的看法，导致外交政策总体目标或方向的观念发生变化——特朗普的民粹主义不仅会扰乱外交政策话语和执行的正常模式，而且往往被视作对美国“例外”身份的严重损害。

精英阶层有时也会被称为“Blob”（一说“圈内人”），即由精英和专家构成的知识网络，他们致力于在冷战后外交政策制定过程中，尽可能形成广泛的两党共识。”精英阶层也非铁板一块，然而，由于它反映了美国社会阶层中经济精英和专业人士的利益和观点，所以它可以被理解为外交政策话语中的一个连贯的行动者。由于精英阶层成员与美国企业和金融精英联系密切，加之反民粹主义观点深深根植于经济和媒体机构，因此，精英阶层引导了更广泛的精英阶层反对特朗普式的民粹主义。

本文的分析方法与国际关系中情绪的话语方法相一致：情绪内嵌于话语之中，并通过话语得以展现。本文采用定性框架分析的解释主义模式以研究精英阶层的反民粹主义话语。作为一种排列或组织特定话语的方式，框架具有多种功能与逻辑，与构建者的意识形态、世界观和交流议题紧密相关。有些框架的选择是有目的的，而这种有意从特定视角构建议题或问题的行为，则意味着将某些（可能相关的）因素“排除在框架之外”。

为了确定相关框架，本文从精英阶层辩论和传播的关键领域中选择了分析文本，这些关键领域包括新闻媒体、报道国际事务的长篇出版物、智库出版物，以及政府内部官员的文章和声明。

本文将框架定义为话语中具备目的性或战略性的元素。针对反民粹主义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的回应，作者最终确定了三个相互关联的评价框架：独裁（Authoritarian）、无能（Incompetence）和不成熟（Immaturity）。在规范性方面，我们确定了一个突出的“主”框架：规范化（Normalization），这是精英阶层为了“恢复正常”、修复“特朗普创伤”的一种手段。 

表1 美国外交政策话语中的反民粹主义框架（作者自制）

对于许多精英阶层成员而言，特朗普式的民粹主义通过质疑传统的外交政策叙事、损害国家声誉以及动摇国家的意识形态目标，严重削弱了美国领导力，这加剧了反民粹主义者重新控制美国政治的紧迫性。

“灾难”并非客观存在，而是精英阶层群体“主观感知”的结果。在这种背景下，共同的政治创伤体验反而成为了团结反民粹主义力量的纽带。因此，将特朗普（及其所代表的民粹主义）描绘成一种有害且破坏稳定的力量，成为了精英阶层群体面对自身创伤情绪时的一种直观且自然的应对策略。

（一）独裁框架

在精英阶层看来，特朗普的MAGA口号代表了接近法西斯主义的独裁主义，而事实上，将民粹主义等同于反自由主义既是反民粹主义势力的话语支柱，也是将民粹主义与自由主义对立的关键。特朗普对“普通民众”的煽动与呼吁，加剧了精英阶层对其政治意图的怀疑。

（二）无能框架

精英阶层试图积极抵御特朗普的反建制挑战，鉴于特朗普的外交决策打破了国际主义共识，精英阶层试图将特朗普描述为“蹒跚学步的孩子”，只能通过政府内部的高层人士（房间里的成年人）遏制其“过激行为”，引导他的决策。这也正是反民粹主义的鲜明特点——将民粹主义归结为不合逻辑和无能的人，主张外交政策不应受到“人民”一时冲动的影响。

（三）不成熟框架

精英阶层将特朗普的行为解释为受本能驱使，缺乏政治逻辑和利益思维。丹尼尔·德雷兹纳（Daniel Drezner）创造了“幼儿园老大”（Toddler in Chief）一词来概括精英阶层的这一观点，指责特朗普和其追随者都是“孩子气的”。领导者应该是普通民众的监护人，而“稚气未脱”的特朗普和其“激情过度”的追随者显然不能承担起精英所认为的政治责任，也无法在外交决策中发挥建设性作用。上文中提到的“房间里的成年人”也隐喻了特朗普“不成熟”的行为，政府中的精英派成为特朗普无微不至的“保姆”，但他们的存在也只是部分缓解了特朗普及MAGA支持者的破坏力。

特朗普的反自由主义、无能和不成熟违反了美国传统的外交叙事，特朗普将精英阶层塑造成“人民公敌”的形象以削弱精英阶层权威，因而迫使精英阶层对特朗普混乱的个人魅力以及“孤立主义”倾向做出回应。尽管存在政治创伤性的情绪，但自由阵线以及后特朗普时代的外交决策试图表现得冷静，并将霸权机制中的民粹主义解释为国家机器中“短暂的功能障碍”。他们致力于向民众传达出一种“严肃性”，这是典型的反民粹主义话语，将话语风格与更程序化的决策元素结合在一起，甚至在特朗普任期结束之前，精英阶层就已采取恢复性的言辞，旨在传达或恢复一种常态感。

“美国回来了”经常被拜登政府重复强调，他曾在国务院的讲话中提到：“传统外交重新回到了中心地位。”这是“基于价值观的外交政策的核心，展示美国在世界舞台上的道德领导地位”，拜登政府上台后着手于纠正特朗普任期内造成的“创伤”，并明确承诺“重振外交队伍”，精英阶层称拜登的外交决策团队是“Blob中的佼佼者”，尽管在上任初期拜登仍然坚持了前任政府制定的某些方针，但随后便很快重新致力于多边主义。尽管不能将拜登政策的前后差异简单归因于（反）民粹主义，但他所推行的规范化框架恰恰说明了反民粹主义对政治情感和意识形态的影响。

拜登政府的最终目的不是寻求改革（或转变）特朗普时期的外交政策，而是恢复到特朗普执政前的传统外交共识，似乎是回到民粹主义爆发前的状态，美国才能“痊愈”。

反民粹主义具有情感维度，虽然美国外交政策的变化不能完全用民粹主义/反民粹主义的联系来解释，但反民粹主义的确塑造了精英阶层对特朗普的反应，且反民粹主义的政策、话语和情感并非完全不可分割，本文通过强调反民粹主义框架的评价性和规范性内容，展示了如何利用政策决策来抵消民粹主义的影响。

反民粹主义通常是预防性的，为了避免民粹主义者上台掌权，但当目标是复“民粹主义灾难”后的现有政治机制时，反民粹主义也能起到纠正作用，即先将创伤外部化，再象征性地、具体地根除民粹主义。然而，反民粹主义者对民粹主义者过度的负面反应也会产生灾难性后果，以至于只要出现制度破坏、国家形象受损或独裁主义的现象，都可以完全归咎于民粹主义领袖或运动。

Populism

民粹主义

Isolationism

孤立主义

Demophobia

民主恐惧症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美国例外论

校对 | 李佳霖 唐一尧

审核 | 李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