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桐城的“六尺巷”，原本是邻里礼让的象征，六尺宽，百米长，但因廉让的精神，成为了中国一处影响深远、镜鉴遐昌的悠长廉脉。
故事说的是清康熙年间的大学士（俗称宰相）张英，老家旧宅有一块空地。邻居吴家新修院落，打起这块空地的主意，外延扩张。结果两家起了纷争。两家宅地都是祖上基业，时间久远，对于宅界谁也不肯相让。
张家守宅人势弱。于是修书一封，赶紧派人送往京城，寻求京官主人施以援手，好让祖宅寸土不让。
这毕竟是京官的颜面。如果按此情形，张英当时可能并非大员，尚不至于位居宰执要津，否则邻家也不至于虎视眈眈、挖地起墙。同时，地方官员也不敢让宰相家的利益受到半点损害。
京城一纸素笺寄来，写着一首诗，28个字：“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字里行间很清楚，他不会找地方官府来给邻居施压，而是希望自家人大度一些，主动让出三尺宽的空地。
他这一让，让邻居赧颜惭愧，人家在皇帝身边办差，拥有京官殊荣，还主动礼让，于是赶紧改变建房设计，也照样子退避三尺。
两家曾为一点地争得面红耳赤，打了嘴仗不要紧，还向外借势要对簿公堂。结果被一首通俗易懂、以古鉴今的七绝，教以化之，让出了一桩300多年还在颂扬、堪为范例的美谈。
六尺巷，本是一个家长里短，成就了一方廉洁典范。
名臣之父 芝兰玉树
很多人对张英这个名字并不熟悉，但其儿子张廷玉可以说是家喻户晓。
张廷玉在康雍乾三朝的皇帝办公室当差时间很长。汪由敦在《桐城张公廷玉墓志铭》中说：“登朝垂五十年，长词林者二十七年，主撰席者二十四年，凡军国大事，奉旨商度。”
“五十年”，堪称古今奇迹。有了这个50年，所以创作者们尽情地渲染，即便是反映康熙晚年庙堂之争的电视剧，也是安排张廷玉一出场，就是大学士，人称张中堂。
电视剧《雍正王朝》中，康熙首次废太子后，重议新太子，张廷玉和佟国维、马齐同为上书房大臣，张中堂举足若轻。佟国维、马齐联络诸大臣，联名举荐八阿哥，打击废太子胤礽。佟国维还因张廷玉既不参与，也不上密折，在廷议时斥其为奸臣，激怒康熙罢免佟国维，给马齐降两级留上书房行走，排名在张廷玉之后。剧情安排，张廷玉已然是首辅了。康熙驾崩时，张廷玉可以对康熙后事做具体安排，如招隆科多取来大行皇帝的遗诏等。
历史的真相是如此吗？张廷玉在康熙朝入直南书房（上书房），不假！但那是康熙四十三年（1704）的事。他在康熙临终前的最高职务不过正二品的刑部左侍郎、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而康熙两废太子期间，张廷玉虽在南书房当差，是康熙的大秘，但品级不过从五品。这够不上在廷议说话的资格，也没有举荐新太子的资格，更当不起“张中堂”的称谓。清朝的中堂大人，前提是殿阁大学士，要能至少管一部。部级衙门一般有两人分坐于东西，当中是空的，如有管部大学士在场，便坐在中间，故称中堂。
虽然张廷玉在康熙朝干过侍讲学士、内阁学士，但这些与殿阁大学士是有很大区别的，所以说，把康熙朝的张廷玉称为张中堂，是一种不尊重历史的拔高。待到雍正上台，张廷玉才迅速升迁为皇帝的首辅和百官的领班，成为名副其实、当之无愧的“张中堂”。
张廷玉能被康熙看中，主要还是因为他有一位好父亲：原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张英。雍正作为皇子时，也曾师从大学士张英学习四书五经，后来登基修贤良祠，又将张英入祀其中，以国家名义表彰他的一生美德。
侍读修书 一生勤慎
康熙十六年十月，张英入直南书房，充任过皇太子胤礽的师傅，不久升任侍读学士。三年后，康熙以张英“勤慎可嘉”，命吏部从优议叙，授翰林院学士兼礼部侍郎衔。第二年，张英乞假回乡重新安葬父亲。丁忧返朝，翰林院掌院学士缺人，康熙认为：张英为人厚重，不喜欢干预外事，补授此缺，十分合适！
张英先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职。康熙谕示吏部：张英和内阁学士徐乾学学问淹通，宜留在朝中办理文章之事，嗣后不要将他们列为巡抚人选。遗憾的是，张英与侍读学士德格勒撰写起居注失误，被吏部题革职降级，康熙帝从宽处理。
康熙帝命内阁学士李光地接任翰林院掌院学士，张英改任兵部右侍郎，不久调任礼部右侍郎。李光地离职回乡省亲，康熙下旨，命张英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后兼礼部左侍郎，并管詹事府詹事事务。
此后，张英担任过一段时间的工部尚书、礼部尚书，仍兼管詹事府事务，并兼翰林院掌院学士。期间，张英也受过连带处罚。他任礼部尚书三个月后，一等公佟国纲所写的祭文被康熙斥责“极为悖谬”，张英因未能详审祭文而被免礼部尚书。后来，张英又因教习庶吉士不严，被连降三级。
没过多久，康熙恢复张英的礼部尚书，命其仍兼管翰林院、詹事府，先后充任纂修《国史》《一统志》《渊鉴类函》《政治典训》《平定朔漠方略》总裁官。
康熙三十六年七月，64岁的张英以年老上疏，辞去了兼管翰林院、詹事府事务。但让他更想不到的是，一年多后，康熙再次对其委以重任，任命其为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成了无实名但有实权的宰相。
做官先做人。历史上著名的六尺巷，就是张英“为人厚重”的精神产物。他以礼让廉洁之风影响故里，还在60岁时劝说夫人将原计划给他办寿宴、唱堂会的费用拿出来置办100件丝绵衣裤，施舍给行走在路上的穷人。
国士之目 家风长存
张英年长康熙帝十六七岁，但康熙自青年时就喜欢这一个大哥哥陪同，写诗作赋、讲经论史。他的会试考卷，被大学士李霨给予了极高评价，“激赏不置，有国士之目”。
某次，康熙通知翰林院“选文学之臣醇谨通达者入侍左右，讲论经史”，掌院学士傅达礼、熊赐履推荐张英、李光地等四人，康熙钦定张英。而且每次去南苑休假或到四方视察，都一定会带着张英前往。
康熙十六年，康熙帝给武英殿大学士勒德洪、明珠下指示，说自己爱读书写字，而身边近侍都不读书，以致他讲论没人答得上话。他要在翰林院选择两名博学善书的人，常伴左右，交流学问。十一月十七日，康熙首批选中日讲官、翰林院侍讲学士张英与内阁中书高士奇，入直南书房。他们上班第一天，康熙帝说：“张英、高士奇，选伊等在内供奉，当谨慎勤劳，后必优用，勿得干预政事。伊等俱系读书之人，此等缘由虽然明知，着仍恪遵朕谕行。”
儒臣入直内廷南书房，由此开始，虽然级别很低，要求甚严，但也能看出，康熙在亲自培养朝廷要员。
高士奇本来被安排整理文案，禁止参与政事，然而他是一个极不安分的人，因在权力中枢“地既亲切，权势日益崇”，“日思结纳谄附大臣，揽事招权以图分肥”（《清史列传·高士奇传》）。康熙二十八年，有“铁面御史”之称的左都御史郭琇再次严辞弹劾高士奇等人，列举高士奇四大可诛之罪，说他是真正的“国之蠹而民之贼”。
而张英因“供奉内廷，日侍左右，恪恭匪懈，勤谨可嘉”，康熙帝曾对辅臣们说：“张英始终敬慎，有古大臣风。”（《清史稿·张英传》）
张英不但为人谨慎勤勉，而且经史也讲得好。康熙说自己在处理“政务之暇，惟好读书，始与熊赐履讲论经史，有疑必问，乐此不疲。继而张英、陈廷敬等以次进讲，于朕大有裨益”（《康熙起居注》）。
张英在康熙身边工作了数十年，位极人臣，但始终坚守了康熙帝规定的政治底线，惠及后世。张英的谨慎持重，影响了其子张廷玉。张廷玉后来成为康熙帝晚年信任的汉臣、雍正帝遗诏配享太庙的汉人。
张英在《聪训斋语》中，重点谈论他对治家、读书、修身、择友、养生、怡情等方面的看法，与古人对话，熔铸智慧之光。他把勤政廉洁视作做官的第一要务，以身作则，处事廉俭，居官清廉，要求入流子弟做到“使我为州县官，决不用官银媚上官”，“衣食宜俭”“节俭行善”，告诫子孙“人能知富之为累，则取之当廉，而不必厚积以招怨”。他跻身朝堂，就给自己退隐后的生活做了规划，立了规矩：“予于归田之后，誓不著缎，不食人参。”这也影响了其子张廷玉效乃父风采，行清廉家风，并在《澄怀园语》中写道：“为官第一要廉，养廉之道，莫如能忍”，“能拼命强忍不受非分之财，则于为官之道，思过半矣”，“居官清廉乃分内之事”，寄语家人子孙为人为事为官，要知道“忧患皆从富贵中来”“行事俭即做官清”“勿贪取妄求”，即便“生于富贵之家”也切不可“染纨绔之习”，更要明了“赌博之为害，不可悉数，故前人恨之切骨”。
道光名臣吴振棫在《养吉斋丛录》卷四中写道：“张英、张廷玉、张廷瓒、张廷璐、张若霭、张若澄，一门之内，祖父子孙先后相继入直南书房，自康熙至乾隆经数十年之久。此他氏所未有也。”
行文至此，不由再次想起六尺巷。尤其是那句“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一条本可无名的小巷，却因为一个人的智慧和胸怀，成为了天下人敬仰的节操和精神。百米古巷并不长，长的是它向远方延展的廉洁之路。（作者供职于湖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来源：北京晚报·五色土
作者: 向敬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