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陶寺遗址的发现和战国竹简的刊布，尧舜时期在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上的作用得到进一步证实，成为文化中国的一个重要起点。
奠定基本区域——
西周初年何尊铭文“宅兹中国”中出现了最早的“中国”表述，但“共识的中国”的出现要远早于何尊。尧舜都邑所在的冀方，可视为最初的“中国”。
冀方即九州中的“冀州”，大致包括今天山西省、河北省中西部和河南省北部地区。它是九州的起点，也是四方贡纳的终点。《史记》记载，尧死后舜受天命“之中国即天子位”。这里的“中国”便指冀州。“古之天子常居冀州，后人因之，遂以冀州为中国之号”，故冀州又有“中冀”之称。
《楚辞》云：“览冀州兮有余，横四海兮焉穷。”《淮南子》记载女娲补天神话：“断鳌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这些记载虽成书较晚，但其内容都建立在上古以冀州为中心的历史记忆基础上。
值得一提的是，北亚、中亚等异质文化经由欧亚草原和“边地半月形传播带”，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早期中国的文明进程。陶寺遗址出土的铜铃、铜容器碎片等，显示出独特的泥质复合范铸造技术。这一技术直接影响了二里头文化中鼎、爵、斝等青铜器的铸造，成为青铜革命的先声。
塑造政治模式——
尧舜时期形成了以服制为基础的复合型天下体系。《禹贡》除记载九州风物、职贡交通之外，还记载了以“中国”为中心、每五百里为半径向外扩展，包括甸、侯、绥、要、荒五服的天下体系。
四方邦国根据与“中国”亲疏远近关系，分别承担纳粮、防卫等政治、军事和经济义务；“中国”则要担负起传播文教、推进文明的教化职责，以悦近来远，继而实现“声教讫于四海”的清明社会。
从考古发现来看，陶寺遗址周边有襄汾丁村、曲沃东许、洪洞侯村等中小型遗址，呈现出“都城—邑—方城—村”的聚落体系，说明尧舜部族对晋南地区形成了实际的政治控制。
对于远方邦国，则更多是建立在互信互助基础上的民主合作。《尧典》《舜典》记尧舜设官分职，禹、弃、契、皋陶、四岳等四方邦国首领皆在虞廷任职。尧舜遇到治水、禅位等天下大事往往要咨询大臣的意见，贤臣相应地予以直言训诫，显示出在国家治理上存在有效的协作机制。
重德尚贤是尧舜时期的基本施政原则。《尧典》记载，尧“克明峻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道德政治同时是典范政治。“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对整体社会风尚具有积极的引导作用。
道德的极致是“利天下而弗利”的大公无私精神，具体表现便是以尚德尚贤为标准的禅让。郭店简《唐虞之道》说：“尧舜之行，爱亲尊贤，爱亲故孝，尊贤故禅。”这是在国家文明诞生之初、治理能力有限的情况下，为应对自然、社会等各方面挑战而形成的一种原始民主机制。
相传尧在选择继承人时，对舜进行了多方考察。上博简《容成氏》记载，尧与舜“言政”“言乐”“言礼”“言道”，皆得到满意的结果；舜在具体施政时，亦能做到“五典能从”“百官时序”“诸侯远方宾客皆敬”。
进一步来看，陶寺文化早期与中期王族葬地、葬俗、随葬品皆有所不同。人类学检测亦表明，早期与中期人骨在体质形态乃至DNA上亦有差异。这说明早期与中期王族并非同一族属。与之相伴，陶寺早中期都城继续发展，并无暴力争夺迹象，或是尧舜和平禅让的反映。
观众在参观“宅兹中国——宝鸡出土青铜器与金文精华”展。
凝聚核心理念——
尧舜时期萌芽的“中”观念，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论语》记载了尧禅让舜时的训诫：“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清华简《保训》也记载了舜“求中”“得中”，并因此得到尧嘉勉的故事。
就“中”的原初含义而言，它可能与观象授时的历法创作有关。尧对舜强调的“天之历数”指天时与历法，“允执其中”即指由舜掌握测量时间的圭表。陶寺遗址发现的观象台，便是尧派人观测天象、整饬历法的实证。陶寺遗址中还出土了带有彩绘刻度的漆杆。发掘者认为这便是圭尺，是“中”的早期物质形态。
“中”的观念经由东周儒者的演绎，逐渐进入思想领域，衍生出“中庸”“中和”“时中”等多种观念。进而，“中”被视为“天下之大本”，“允执其中”更被后世朱熹等理学家视为尧、舜、禹、周文王、周武王等圣圣相传的十六字心法之一。
由尧舜理念升华出的大同社会，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理想。“大同”一词最早见于《洪范》，指君臣上下协同一致的状态。但更为人熟知的是《礼记》提到的“大同小康”。
《礼运》借孔子之口描绘了大同社会的胜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礼运》描绘了一个天下为公的理想社会，虽然没有具体明确这一社会的时代，但从下文“小康”具体指“禹、汤、文、武、成王、周公”来看，应属于禹之前的尧舜时代。
这一理想社会是历代仁人志士奋斗的目标。比如，毛泽东在给师友的一封信中就写道：“大同者，吾人之鹄也。”可以说，尧舜时期作为最初的“中国”，其文化的根基仍赋予现代中国以深厚底蕴。
（作者：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杨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