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哲 薛澜 赵静｜开源创新组织的创新成本演化与动态治理机制

开源创新组织是数字治理领域中重要的创新推动者,在全球数字技术创新发展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例如,Linux 操作系统内核由 Linux 基金会进行代码维护、社区内部治理和市场运营;OpenStack 开源项目由其基金会负责社区项目协调、市场营销和人员培训。不同于自组织形态、松散耦合的开源社区或社群,开源创新组织依赖一定的组织规则来调动分布式的开源参与行为,进行创新成果的合规管理、市场运营与集成转化,并因重大创新产品与知识的涌现和公共利益的溢出而备受关注。虽然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相关政策积极支持和鼓励开源创新,但是,开源创新组织在协调社区或社群、组织创新活动的过程中,始终面临着“有组织”式创新活动和“乌托邦”式开源创新理念之间的摩擦。学界对开源创新组织的创新成本起源、组成及其演化等内容的探究分析还不够充分、深入,尤其是随着开源创新组织取得的创新溢出和市场价值的日益显现,各国积极的战略部署与政策介入及扶持对其创新成本与创新形态产生的影响值得理论界与实践界关注。

开源创新是一种通过开放媒介和资源共享来实现知识创作和知识产品生产的创新模式(Lerner and Tirole,2002)。自 20 世纪 90 年代起,开源模式就成为互联网和软件开发领域的创新之道。相应地,开源创新活动的“创新产出” 通常基于对大规模、分布式的人类集体参与行为的有效组织和汇聚( Von Hippel and von Krogh,2003)。自互联网革命以来,开源思想迸发的创新活力叠加开源创新组织取得的巨大商业成功,使得“有组织”的开源创新模式日益得到学界的关注:“集市型” “网络型”“层级型”等组织特征被相继提出(Demil and Lecocq,2006;Bogers et al. ,2017);以“有组织形式”引导开源社群的创新研发活动,在提升开源创新质量、提高商业转化率和维护开源社区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作用也得到证实(Benkler,2002)。

然而,有组织形式并不一定会带来开源创新的激增,反而可能导致创新成本的增加。20 世纪 20 至 40 年代,熊彼特开创性地在一系列论文中提出,公司这种科层组织形式正引发市场价格垄断、创新能力削弱、企业家精神消亡等创新成本,“资本主义市场制度中自带着创造性毁灭(creative destruction)的种子”,其给资本主义经济带来的增长瓶颈需要通过不断的创新来突破( Schumpeter,1934)。有组织形式引发“创新成本”的现象由此被首次总结、提炼出来。一般而言,新型研发机构、创新型科技企业、科技风险投资机构、科技加速器、产业创新园等创新组织的产出,既受到组织决策结构和执行能力等组织内部成本的制约(Acs and Audretsch,1988;Whitehurst,2015),也受到创新过程技术复杂性和组织外部环境不确定性的影响(Audretsch and Feldman,1996;Tidd,2001),这些因素共同决定了组织为达成创新目标所投入的资源总量。在开源创新过程中,开源社群的分布式、非层级化的内部治理方式及其松散化的自治结构,与有组织的创新模式相遇时产生的动态张力和持续摩擦,或将对创新效率与组织过程产生潜在的影响;开源创新组织需要付出的创新资源投入,不仅体现为开源社群自组织中客观存在的知识(例如源代码)生产成本,还包括开源创新组织为达到创新产出目标而进行的组织内治理(协调)成本,以及其在政策场域变化(例如特定政策安排、国家战略导向、法律法规约束等)中维持组织存在、实现组织发展目标时面临的制度性成本。

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将开源创新组织的创新成本定义为:开源创新组织在推进组织目标达成①、实现创新产出的过程中,付出的所有资源(Benkler,2013)。由此可见,开源创新组织的“创新成本”是对标于开源创新组织自身目标定位的、随组织发展不断变化的客观存在。本研究关心两大研究问题:一是开源创新组织的哪些行为和环节产生了创新成本,其创新成本结构与组成是什么? 二是创新成本在组织发展和环境变化中会呈现出何种变化,开源创新组织会采取何种治理机制以内化创新成本? 本研究选择两个中国开源创新组织进行比较案例研究。中国自 2020 年起对开源创新组织的关注度大幅度提升。基于对集市型和层级型两类组织的内部治理机制和创新成本的探索,本研究实现了对外部环境刺激下,上述两种类型的开源创新组织优化创新成本的治理机制的刻画。

① 开源创新的组织目标包括但不限于:开源创新知识协作、开源社群规则维护、开源社区内部治理、开源许可证管理、开源项目运营活动、开源教育与人才培养、企业开源解决方案服务等。

(一) 开源创新与开源创新组织

创新,是在知识积累的基础上将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转化为生产力的人类活动。现代创新活动越来越依赖群体大规模协作( Powell et al. ,1996;Schilling and Phelps,2007;Fragkandreas,2017)。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软件源代码的开源创新活动逐渐成为人类在信息和通信技术领域开展的大规模协作实践的范例(陈晓红等,2016)。开源创新中产生了多种知识增量溢出,不仅包括新的软件开发方法和软件产品的诞生、信息技术产业的兴起,还发展出诸如开源文化、社群自治机制、群智网络、开放式创新范式和创新公地理论等思想理念( Poteete et al. ,2010)。进入 21世纪,开源创新的影响延伸至数字治理、科技创新政策等领域,开源也逐渐成为全球国家主体、各类市场主体和个人在复杂性高、不确定性强的科技创新前沿领域构建持续创新能力的新路径(Lakhani and Wolf,2003;von Krogh et al. ,2012)。开源的定义持续拓展,得到较多认同的概念思路如“通过开放媒介和资源共享来实现知识创作和产品生产的人类经济社会领域的一类协作活动” ( von Hippel and von Krogh,2003;Benkler,2013),以及“开源创新的产出通常基于大规模、分布式的人类群体协作参与”(Chesbrough and Bogers,2014;Li et al. ,2017)。

开源创新模式兴起之初,创新活动大多分布于多个松散的在线开源社群之中,依托于技术社群内部的“乌托邦式”的价值一致性认同(Lakhani and Wolf,2003),具体表现为黑客文化、礼物文化、互惠精神等(Gabriel and Goldman,2002)。例如,Linux操作系统作者 Linus Torvalds 提及创建 Linux 开源软件“并非一个很艰难的决定”,而是“水到渠成”的行为,因为他想加入并引领开发者社群(Torvalds,2021)。创新活动的贡献者多以兴趣为导向,以技术互惠为纽带,而不以生产软件产品为直接动机(Raymond,2001)。因此,很长时间以来,管理学和经济学界对开源创新活动的刻板印象是其缺乏正式契约签署、权威指挥、科层结构、激励与惩罚机制,参与主体多以分布式协作方式为知识共同体提供信息、资源和知识(Bogers et al. ,2017)。

随着开源社群规模的扩大,社会各界逐渐开始关注开源创新的组织力量。学者们发现仅依靠松散的自治社群无法长期维持开源创新活动(陈晓红等,2016)。成功存续的开源创新活动的背后蕴含着需要被进一步揭示的组织结构和治理机制(Joblin et al. ,2023)。有学者指出“开源进程是一项持续进行的社会试验,测试的是一种包含正式和非正式协调机制、容纳隐含和明确规范的组织混合体,这种组织结构能够将令人惊叹的复杂系统凝聚在一起” (Weber,2004)。尤其是在数字网络环境下,开源软件生产中诞生了公司和市场之外的第三种生产模式,即基于公共空间的同侪生产(peer production)模式,开源创新提供了一种市场和科层之外的新的组织模式,且其并非为对市场和科层的替代,而是补充或促进(Benkler,2006,2013)。这种具有一定组织形态的开源创新活动也逐步在实践中浮现,并被国内外学者清晰地界定为开源创新组织(Lerner and Tirole,2002;Hauge et al. ,2010;王宇,2013)。

开源创新活动的持续进展和成果产出依赖于特定组织结构和组织化的活动,其具有三个层次的突出特征。一是开源创新的组织结构有层次结构和非层次结构两部分,并被概括为“小核心—大外围”结构(Li et al. ,2022),即大多数分散在外围的开源参与者属于非层级部分,其参与创新的意愿和能力具有高不确定性,而少数位于核心位置的成员对开源创新发展的技术路线和长期战略决策则起到关键作用(Zhou and Mockus,2012;王怀民等,2023)。二是创新的组织主体有软件代码(或其他类型元知识)、项目社区或社群、法人或行业主体、地区或国家等共同体形式。比较常见的、成功维持创新产出的组织方式多以组织法人形式开展,如营利性公司和非营利性组织。其中,国际上比较成熟的开源创新组织形态大多是非营利性开源基金会,如 Linux 基金会、Apache 软件基金会、Eclipse 基金会、Mozilla 基金会等(适兕,2022)。三是开源创新组织的目标和生产内容多元,包括托管开源项目、运营开源社区、搭建开源平台和工具、维护开源标准、孵化开源产品、提供开源许可证管理、培训开源人才、塑造开源生态等(陈际红,2006;Whitehurst,2015)。

(二) 开源创新组织的创新成本

熊彼特对“创新”的经典定义“创新是通过将原始生产要素重新排列组合为新的生产方式,以求提高效率、降低成本的经济过程”(Schumpeter,1934)中蕴含着成本的内涵。在对“创造性破坏”的阐述中,他首次系统地揭示了“创新成本”,归纳了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企业更迭的周期性特征,发现了企业组织发展本身蕴含着“自我毁灭”的倾向:企业的经营者由创新的企业家变成“官僚主义”的管理者,他们对稳定的收入和工作保障的偏好超过了创新和冒险,导致资本主义经济系统失去了倾向创新的动态趋势以及不断进取与变化的精神,从而引发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带来“创新成本”。熊彼特进一步提出,管理创新成本的方式是实现对旧的技术和生产体系的“创造性破坏”,并进一步建立起新的生产体系( Schumpeter,2017)。在创新理论研究的经济模型中,后续学者们关注到了成功“创新”的组织主体可以摆脱边际收益递减的困境而获益并取得新的发展;相反,不能重新组合生产要素的组织将因无法承担高昂的组织成本被淘汰(McGahan and Silverman,2006)。科技政策研究者则探索了科技创新活动中的成本问题,并分别考察了科技创新过程中各个环节的成本与收益(Malerba,2002;Gallagher,et al. ,2006)。但是,对创新成本的研究大多采用静态化、共时性视角,聚焦于单一创新政策工具要素的投入产出效果评估,而对不同类型组织在不同创新环节中的互动情况,及其所带来的创新成本的动态积累关注不足(哈默和贾尼尼,2021;李杨,2023)。

通过既往对创新组织的研究,笔者发现创新成本的动态积累源于激励环节、协调环节和转化环节。具体而言:(1)创新组织的激励成本体现为组织驱动其成员开展开源贡献行为的激励措施与组织成员心理动机认知之间的匹配过程所引致的成本(Bagozzi and Dholakia,2006);(2)创新组织的协调成本体现为组织为协调汇聚其内部个体的学习适应能力(及其差异)、内部与外部组织间规则(及其差异)以达成组织目标,所要付出的资源或代价(Felin and Zenger,2014;Bogers et al. ,2017;Zobel and Hagedoorn,2020);(3)创新组织的产出转化成本指的是创新组织对创新活动产出进行权属确认所要付出的资源,体现为在进行创新产出所有权和使用权转化时,对组织内外其他个人或部门造成的受损 ( 外部不经济) 或受益 ( 外部经济) 的影响(Bessen, 2006),被称为“创新组织创新产出的外部性”。

开源创新的成本,主要表现为开展创新活动所要负担的长期智力投入、时间投入、项目社区运营维护成本、数字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成本等,其主要承担者为核心个人开发者、开源项目社群或开源创新组织。鉴于开源社群中的技术互惠属性和参与分散性,开源创新组织的出现,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软件开发者和开源技术社群所面临的技术创新门槛(Alexy and Reitzig,2013)。对开源创新活动进行组织,有助于推动开源创新产出的个人作品转化为使更大的社会群体获益的规模化产品(Lerner and Tirole,2002;Li et al. ,2022)。

然而,开源创新组织在提升开源创新活动创新效率的同时,也产生了新的创新成本。其中,既包括为推动开源创新活动开展和实现组织目标而投入的资源,也包括为有效适应创新活动中的各种扰动所付出的成本(如克服传统科层制或不完全竞争市场的低效率)(Powell,1990;贾开,2017)。开源创新组织在日趋成熟的过程中,也面临着与传统组织类似的权力依赖、路径依赖、资源依赖等问题(Argote, 2013),这些因素使开源创新成本无法被有效稀释和转化。

(一) 开源创新组织的内部治理机制及创新成本结构

对开源创新规律经典组织特征的刻画起始于“集市型”组织,后发展为“集市治理”模式。开源先驱、知名黑客 Raymond(2001)最早使用“集市”一词来描述开源软件的组织特点,以将其与遵循严格等级制度的“大教堂”组织模式区分开①。Seidel and Stewart(2002)定义了开源项目“C 型”组织结构(C-form organizations)的七个组织特征②,并区分了其与传统“M 型”组织③、网络型组织的治理特征差异。Demil and Lecocq(2006) 进 一 步 将 开 源 创 新 的 内 部 治 理 机 制 称 为 “ 集 市 治 理” ( Bazaar Governance),从组织结构属性与治理效能相匹配的思路提出分析市场制、层级制、网络制、集市制等组织治理机制的合同(契约)结构、激励强度、控制强度等维度。其中,开源创新组织中的“集市治理”模式体现为更低的控制程度和更弱的激励制度,并且凭借组织间的开放性,在复杂环境中比其他类型的治理结构拥有更强的网络正外部性(Cavallo et al. ,2022)④。

①以开源软件开发为例,他发现传统的专用软件厂商对应人员高度集中、按照固定的方式和目标前进的组织方式,而开源创新则对应分散的、民主的组织方式,它更像是“一个巨大的、汇聚不同声音和方案的熙熙攘攘的大集市,一个一致而稳定的复杂系统奇迹般地从这个集市中产生了”。

②“C 型”组织结构的七个特征:没有正式的组织边界、追求更高目标的强有力的团队文化、所进行的工作没有短期可见的物质报酬、所有的开发工作都是在互联网上公开进行的、联络方式经济有效、项目最初源于兴趣而不是基于市场调研、免费公布产品的源文件等。

③“M 型”组织(Multidivisional structure)也被称为事业部制、多部门结构、产品部式结构或战略经营单位,是由一种相对独立的单位或事业部组成的组织结构,组织按地区或所经营的各种产品和事业来划分部门,每个单位或事业部拥有较大的自主权,事业部总经理对本单位的绩效负责,拥有经营决策权。

④经典集市型组织和传统的市场、层级和网络组织的内部治理差异表现在激励强度、控制程度、协调机制、代理人选择机制、参与开放程度、产出确权方式等方面,因此其各自面临的创新成本组成与来源有所不同。

在全球范围内开源创新组织的实践发展中,那些得以长期延续的组织集中在“层级型”和“集市型”两种类型中⑤。本研究将重点比较“集市型”和“层级型”组织的内部治理机制与创新成本。集市型开源创新组织的激励强度、控制程度均较低,没有正式权力机构对各方利益或目标进行协调,不主动筛选代理人,没有强制性进入门槛和必须完成的任务,开源创新产出的知识产权不能被专有化占用。与之不同,层级型开源创新组织激励强度低,控制程度高,有正式的集中权力机构对各方利益或目标进行协调,组织依据一定的规则主动对代理人资格进行筛选,组织内部设有准入门槛和考核机制,工作任务一般由上级根据组织目标和成员能力进行分配,开源创新产出的知识产权可能随组织权力机构决策导向的变化而被专有化占用。

⑤“集市型”开源创新组织的代表为注册在美国的 Apache 软件基金会和注册在国内的中国计算机学会。“层级型”开源创新组织的典型代表则是注册在美国 Linux 基金会和注册在国内的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张平,2022)。

在对开源组织创新成本和内部治理结构分析的基础上,本研究发现不论集市型还是层级型的开源创新组织,其创新成本的组成结构分别对应开源创新组织过程的三个阶段(总结为图 1):首先是组织行为开展过程中的激励匹配成本,即开源创新组织创新成本的“行为”环节;接着是组织规则执行过程中的协调成本,即开源创新组织创新成本的“规则”环节,最后是组织创新产出确权时的外部转化成本,即开源创新组织创新成本的“绩效产出”环节。

具体而言,在开源创新实践中,成员的开源创新行为优先于有组织的规则产生。如图 1 右侧框图所示,开源创新组织中组织成员开展开源创新活动的动机认知一般分属三个维度:一是开源价值观内因驱动,即成员为了满足自身开发需求、提高专业技能、发扬开源价值观、追求社群认同等,而开展开源创新活动( von Krogh et al. ,2012);二是内因外化的职业信号驱动,即成员为了追求行业声誉和赢得职业发展机会的信号效应,而开展开源创新活动(Moon and Sproull,2000);三是外在结果驱动,即成员为了寻求风险资本注入、对创新产出控制权和代码变更主导权、知识产权变现等的结果导向,而开展开源创新活动(Hertel et al. ,2003;Bagozzi and Dholakia,2006)。因此,组织激发成员的开源创新参与行为,须实现对其成员的激励,须有效匹配成员的动机认知,以达成激励效果。但是,当组织激励机制设计中的有限理性和组织成员参与行为的投机性使“认知—行为”的激励匹配无法达成耦合时(Simon,1957;Williamson,1991),容易引发组织内部激励模式与组织成员行为控制之间的动态张力,从而产生创新成本,本研究将之概括为“开源创新组织行为开展中的激励匹配成本”。

在下一个阶段,如图 1 中间框图所示,开源创新组织维持自身的纵向一体化结构时,不仅需要随时跟进开源项目社区的技术迭代,以适应开源技术进化中的需求变化、把握开源生态发展中非确定性演变趋势(Weber,2004;Li et al. ,2017),也需要及时响应外部政策环境、社会环境的变化,以帮助组织实现长期发展。开源创新组织若要维持纵向一体化结构的相对稳定,须有效协调不同类型开源创新参与主体的多元动态目标,汇聚差异化技术能力(March,2010;罗家德和曾丰又,2019)。因此,开源创新组织在执行组织规则以维持纵向一体化结构时,须兼顾组织内部控制管理、技术演化和制度环境变化,才有可能达成组织预期目标。但是,开源创新领域技术演进的复杂性以及政策注意力、社会认知条件等的不确定性所诱发的创新成本,可能会使开源创新组织在协调纵向一体化结构时所要付出的成本超出预期,以致于组织无法有效适应内外部治理对象的多元性和目标的动态性,本研究将之概括为“开源创新组织规则执行中的纵向一体化结构协调成本”。

在第三个阶段,如图 1 左侧框图所示,开源创新组织创新产出外部性转化中的确权过程,以权利主体划分,包含创新成果本身的确权、参与者收益的确认、组织外部影响力的确认。在此基础上,开源创新产出确权过程中的外部经济和外部不经济均有实证证据支持,如学者发现大型商业公司实施开源创新战略更容易产生规模经济效益和获取更长期的市场竞争力(Hawkins,2004;Chesbrough,2017),但也有学者指出市场条件下的搭便车行为会导致开源创新产出的专利劫持和低效利用效应,造成公地悲剧现象(Hall et al. ,2005;Abbas et al. ,2022)。这样的实证结果争论,主要是因为在开源创新组织的绩效产出确认过程中,信息不对称、不完备性致使不同权利主体面临信息阻滞效应(March,2010),并进一步引发双多边的路径依赖、权力依赖及资源依赖(周雪光,2003)。更进一步,上述损耗也可能导致开源创新组织的创新成果质量、利益相关方收益、组织自身影响力等的损耗( Fitzgerald,2006;West,2012),本研究将之概括为“开源创新组织创新产出确权中的外部性转化成本”。

(二) 基于创新成本结构的内部治理动态模型

上述开源创新组织的创新成本结构模型具有阶段性,是开源创新组织在组织过程中某时点感知到的创新成本结构组合,其在集市型和层级型开源创新组织中的基本结构一致。随着开源创新模式在前沿科技领域重要性的日益凸显,政府在其中的作用逐渐成为学界争议的焦点。例如,联合国于 2020 年发布的“数字合作路线图”报告界定了开源创新产品的公共物品性质①。学界开始研究政府是否有必要对开源创新活动实行干预以及如何干预。政策的介入为开源创新组织的创新成本及其内部治理带来日趋显著的动态演化属性。尽管在理论界仍存争议,但在现实治理实践中,各国政府在事实上已选择了积极政策支持模式,部署开源创新发展战略②。全球外部政策环境变化对开源创新活动产生的影响成为探索开源创新组织内部治理机制及其创新成本来源的基本前提,这其中也孕育了如何有效组织调动国家、市场和社会力量,以实现自下而上的激励汇聚和自上而下的组织引导之间的有机互动的谜题。基于此,如图 2 所示,本研究在政策冲击的前提下,考察研究对象在开源创新的行为激励匹配、规则协调、创新产出转化三阶段中创新成本的动态变化情况,以开源创新组织的“行为—规则—绩效产出”为分析对象,构建内部治理机制动态模型,分析集市型和层级型开源创新组织创新成本构成的动态变化与内部治理过程中产生创新成本的环节差异。

①UN Secretary-General’s Roadmap for Digital Cooperation 提出,“数字公共物品应采用开源形式……开源软件、开放数据、开放人工智能模型、开放标准和开放内容等是通过互联网增进人类福祉的关键”。

②例如,美国 2023 年启动了跨联邦政府部门的“开放科学年”倡议,以促进开源创新与政府部门开放科学活动的结合,推动开源创新工作落地;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 推出“开源科学计划” (Open Source Science Initiative),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推出“面向开放科学的软件工具” ( Software Tools for Open Science)等;美国民主、共和两党于 2022 年提出《保护开源软件法案》,将开源软件认定为公共数字基础设施,以加强开源软件保护,并要求美国管理和预算办公室向联邦机构发布有关安全使用开源软件的指南。欧盟 2020 年发布《开源软件战略(2020—2023)》,提出鼓励更多地使用开源软件建立世界一流的公共服务体系,通过共享的源代码来为知识社会作出贡献。我国也高度重视开源创新发展,《“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支持具有自主核心技术的开源社区、开源平台、开源项目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十四五”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发展规划》,提出“十四五”期间大力发展源自中国的开源组织,完善开源软件治理规则。

(一) 研究对象选择

在对象选择上,本研究选择代表集市型和层级型特征的两个中国开源创新组织案例。结合开源创新在中国的具体组织实践,本研究首先遴选出了开源创新组织出现以来(1990 年至 2022 年间),以社会团体法人、基金会法人、民办非企业单位等法人为存在形式的开源创新组织,共计 31 个①。在此基础上,根据关键性原则和理论抽样原则(Eisenhardt and Graebner,2007),本研究筛选出中国科技创新进程中涌现的两大差异性的开源创新组织进行研究,即代表集市型开源创新组织的中国计算机学会(China Computer Federation,CCF)和代表层级型开源创新组织的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OpenAtom Foundation)。

① 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基金会管理办法》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对三大类非营利组织的界定为标准对比较案例研究分析对象组织类型进行筛选——作者注。

其中,中国计算机学会是开源创新活动中具有较强代表性的集市型开源创新组织,它不仅是全国一级学会、独立社团法人、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成员,更是全球范围内计算机科学、软硬件及等相关领域的有影响力和代表性的学术社团。2021 年国家战略将开源创新纳入发展规划后,中国计算机学会是全国学术社团组织中首个响应并在内部增设开源发展委员会(Opensource Development Committee of China Computer Federation,CCF ODC)的组织。CCF ODC 由计算机科学家和行业技术专家为主体组成①。目前,CCF ODC 的主任、副主任、秘书长、副秘书长共 7 人,主要来自高校、科研院所科技企业和创投界,常务委员和执行委员共计两百余人,较为均匀地分布在学术界、企业界、政策和产业界。从参与者特征和组织内部治理结构来看,中国计算机学会是由领域科学家、工程师和行业技术专家主导,学术界和企业界人士以会员身份广泛自愿参与,以开源价值为共识基础的集市型开源创新组织。

① CCF ODC 是 CCF 为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的“支持数字技术开源社区等创新联合体发展”而专门设立的,旨在构建产学研项目成果共享机制,建设产教研深度融合的开源生态。

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是开源创新活动中具有较强代表性的层级型开源创新组织,它也是我国境内唯一通过民政部审批和备案登记并实际运营的专门从事开源创新活动的基金会组织。该组织依托工业和信息化部的大力支持方才突破多重制度性盲区得以成立,目前遵循在中国大陆注册非营利性基金会的审批备案程序、双重领导机制、财产准入和支出要求,不具有公开募捐资格。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致力于推动全球开源事业发展,组织的理事长和负责日常工作的秘书长、副秘书长由工业和信息化部的直属事业单位任命,副理事长主要来自联合发起企业。因此,从参与者特征和组织内部治理结构来看,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是受产业主管部门大力支持、由大企业或产业机构为主要捐赠人、以捐赠财产为存在基础设立的层级型开源创新组织。中国计算机学会和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作为集市型和层级型开源创新组织的代表性特征见表 1。

(二) 研究方法与数据处理

本研究采用多种形式进行了数据收集,包括深度访谈、半结构化访谈、参与式观察、档案记录、二手资料等,并采用多样化信息来源和数据资料进行交叉验证。一是访谈与参与式观察。自 2020 年起,本研究持续追踪了本土开源创新组织的发展,以参与式观察和半结构化访谈的形式,重点关注两个开源创新组织在推进开源创新业务发展方面的情况。自 2022 年起,研究聚焦于“开源创新组织的治理机制”,集中对两个研究对象中的 41 位关键参与者进行深入访谈。二是档案记录和二手资料。通过访问研究对象组织创建的门户网站、融媒体账号、微信公众号等,收集和查阅组织内部规则建设和治理发展的文件、公开采访和报道,并通过组织内部渠道获取研究对象组织在发起、筹建、步入正轨等各阶段的历史材料;通过参与行业峰会、整理第三方研究报告等,获得研究对象在组织域内的影响力,补充组织发展动态和重大变动。数据资料收集情况见表 2。在此基础上本研究对案例数据进行深入分析①。

①具体过程是:通过对两个案例组织发展演化历程中的关键里程碑事件的梳理和筛选,辅以 NVivo 软件进行交互分析和主题词提取迭代(Gioia et al. ,2013;Jay,2013;Cavallo et al. ,2022)。数据分析具体步骤为,首先,基于组织行为,构造一阶概念(First-order concepts);然后,进一步对一阶概念进行编码,基于组织规则,创建二阶主题(Second-order themes);最后,分别就两个案例的一阶概念和二阶主题进行迭代和确认,以开源创新组织内部治理机制中的创新成本为聚焦点,涌现新的聚合构念。在此过程中,发现两个比较案例中的编码分析单元落到“激励机制”“协调机制”“外部性转化机制”三个主要构念中。

(一) 集市型组织的创新成本及动态治理机制

1. 中国计算机学会的开源创新成本构成

中国计算机学会(以下简称为“CCF”)及其下设专门推进开源工作的开源发展委员会是典型的集市型开源创新组织。在受到外部政策冲击的情况下,如图 3 所示,其面临着内因驱动行为带来的向上匹配成本、规则对会员的依赖引发的向上协调成本、组织绩效产出的向上传导成本三类创新成本。

(1) 内因驱动行为带来的向上匹配成本。CCF 在组织治理结构和价值观上遵循中国科技社团改革以来一贯的科学共同体传统,强调会员的开源奉献精神②。其组织成员的开源参与行为动机与组织激励机制的匹配方式,源自内因驱动型的科学共同体行为逻辑,即追求在开源馈赠文化基础上的自我价值实现(Zeitlyn,2003)和社群认同(Hertel et al. ,2003)。随着开源创新被纳入国家战略规划,开源创新已由技术社区的自主意愿上升为国家导向下的创新战略。外部政策环境的变化使 CCF 基于自我服务、开源社区礼物文化传统、以学术共同体声誉为主要激励的内因驱动型组织行为模式受到了冲击,组织推进开源创新活动时须考虑向上匹配,这一需求则使得创新成本增加。例如,在该组织搭建开源代码托管平台的过程中,以志愿兼职身份参与平台建设的组织高级管理者最先感受到了政策环境冲击给组织带来的向上匹配成本压力。具体表现为,凭借个人兴趣参与的行为模式难以持续维持开源代码托管平台的迭代升级和规模化运营。尤其是当大公司和政府机构开始支持一批新的开源代码托管平台建设后,该组织已经投入使用的开源代码托管平台会因反馈响应不够及时、功能迭代不够完备、市场宣传力度不足等问题面临外部挤压。再如,不少开源参与者在新的政策刺激下,希望在短期内获取更高的开源贡献指标,未能遵循国际通行规则,未能尊重社区中早已建立并成为从业者共识的开源社群文化,反而给中国的开源声誉带来不良影响③。

②中国计算机学会开源发展委员会内设的一位主任、三位副主任、三位正副秘书长、十余位常务委员和近百名执行委员,均以无偿志愿形式开展工作,主要工作内容是开源人才教育、开源平台建设、开源项目孵化、开源供应链安全等。这些行动者的参与动机主要来自在本职工作中的开源使用需求、开源开发的学习分享乐趣和同行认可带来的声誉激励等。例如,受访者 C4 这样描述参与本组织的原因:“在CCF 这样一个团体里,因为有情义,所以我奉献;因为有奉献,所以有认可;因为有认可,所以有价值;因为有价值,所以有成就;因为有成就,所以是归属”。受访者 C9 将其参与动机描述为“开源之美,美在信仰,妙在文化,绝在风尚,乐在群人群思。只要作出贡献就会得到认可,只要学识卓越就能得到尊重”。

③例如,受访者 C13 指出,美国某知名州立大学的华人学者为完成一份研究而进行开源内核提交,其中包含了漏洞,这位学者在发现漏洞后未能马上向相关开源社区报告,引起了很大争议,使得该学者本人和所在大学声誉受到很大影响,这说明学者在进行开源贡献的同时,也需要学习和遵守开源道德规范、开源社区共识,才能获得全球开源参与者的信任、尊重和认可。再如,受访者 C14 指出,很多中国公司非常需要尽快提升在开源社区的代码贡献度指标,以快速提升对开源代码的话语权和全球生态的影响力,因此利用与大学的项目合作机会,要求合作人员用公司邮箱提交开源代码工作,在事实上已经对中国在全球社群中的开源形象造成了很大伤害,也对高校教育和培养学生尊重开源共识产生负面影响。

(2) 会员中心规则引发的向上协调成本。CCF 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组织。受以会员为中心的组织规则的影响,CCF 在推进开源创新活动时高度依赖会员联动所在单位资源、运用个人能力、调动奉献意愿来推进组织目标的达成①。在外部政策环境变化的情况下,分散会员的组织规则引发了向上协调成本。例如,在人力资源协调方面,CCF 仅有少量专职运营人员,CCF 开源发展委员会内 10 余位常务委员和两百余位执行委员均从事兼职志愿服务,在举办“中国开源大会” “开源黑客松” “中国开源软件大赛”等年度品牌活动时,组织人员和经费投入短缺现象凸显②。在国际合作方面,CCF 因会员来源的多样性本应具有国际合作优势,却在国家战略导向冲击下面临着额外的向上协调成本,例如在开源代码平台建设中,既要考虑国际既有生态平台对开源项目影响力的聚集效应,也要考虑政策导向对本土平台的鼓励培育③;在与国际开源领袖进行深度项目合作的过程中,需要协调资格审查、入境审批、工作报备等诸多事项,在事实上增加了国际合作的成本④。在争取国内公共资源支持方面,CCF 本身缺乏直接向相关领域主管部门提交内参、报告、建议的渠道,也较少直接作为支持单位被邀请参与到主管部门组织的相关调研和政策文件起草工作中。在外部政策冲击时,CCF 在争取决策部门关注和协调公共资源注入方面,存在较高的进入成本⑤。

①受访者 C2

②例如,受限于学术团体支出法规,组织没有专门的工程师团队进行赛事门户网站日常维护工作,无法给从事兼职技术维护的志愿者提供符合其付出时间的物质酬劳。

③受访者 C17

④受访者 C16

⑤受访者 C3、C10

(3) 创新产出绩效的向上转化成本。向上协调成本在组织的创新成果产出的确权环节外溢,影响了政策影响力向决策层的传导,限制了创新产出向开源技术社群之外更广泛社会领域传播的溢出能力。首先,在政策影响力转化成本方面,CCF 追求在开源创新领域通过专业知识服务决策。但鉴于 CCF 的学术社团治理性质,其在组织职责定位上不具备实现政策影响力转化的条件,上级未有相关组织绩效考核要求,这为组织开源创新产出的政策影响力传导带来向上转化成本。例如,组织管理者的共识是抓住国家出台开源创新行动计划文件起草时机,倡议国家资助项目开源以获得更强产业生态效应和业界反馈迭代①。但在如何参与决策支撑和政策转化方面未形成具体路径,因此上述倡议缺乏可持续的执行抓手,导致诸多可贵建议与方案散见于组织内部的思想辩论和学术交流讨论中,未能凝练成政策文本建议。其次,在社会影响力输出方面,正因 CCF 在开源创新产出环节的向上政策传导不畅,未能充分向有关部门或政策制定者阐明自身作为学术社团在进行开源创新精神社会科普、激发人才创造力、汇聚社会开源积极性等方面的独特优势,其面向高校师生以及社会更广泛层次的开源创新成果未能被充分认可,其对开源创新的智力投入未能有效转化为社会知识溢出②。

①受访者 C5

②受访者 C4、C6 

2. 中国计算机学会对创新成本的内部动态治理

(1) 认知与行为的激励适应机制。针对外部政策冲击给组织内带来的认知与行为的向上匹配成本,CCF 从文化情境和互动机制上入手( Carley and Frantz,2009; March,2010),推动组织主动适应外部环境变化。一是文化情境适应。CCF 开源发展委员会的管理者充分认识到外部政策冲击的现实,将组织定位转化为通过社会力量有效推进创新,基于内因驱动开源参与的特点,鼓励社会力量(尤其是高校学生)积极投入开源创新活动,尝试参与开源大赛,创造性匹配国家政策落地①。二是多重利益主体互动机制适应。CCF 尝试推动将国家战略目标融入组织的激励机制中,逐步着手主动管理与除学术团体之外的多重利益主体的沟通合作渠道,如 CCF 创造性地提出“以开源的方式建设开源代码托管平台”,通过与市场化组织和层级组织展开差异化互补合作,建立基于“群智范式的开源开放平台”,使得原先依托国家科研项目周期勉力维持的开源代码托管平台焕发持续迭代活力②,丰富了本组织推动开源创新的行动路径和价值③,调动了组织内行动者的贡献积极性。

①受访者 C12

②受访者 C7

③受访者 C5

(2) 纵向一体化结构的协调拓展机制。CCF 高度依赖会员资源的组织规则特点,带来了人力成本结构、国际合作方式和国内公共资源三方面的向上协调成本。为达成组织的开源创新目标,CCF 开源发展委员会尝试拓展上述三方面的纵向一体化协调规则。一是拓展人力资源构成,提出组织参与者可以通过“出主意、出资源、出时间”三种方式参与投入,更广泛地动员所有执委和其他热心志愿者参与到开源创新工作当中①;同时通过举办开源大会、开源创新大赛、开源黑客松等活动,吸引外部市场型组织和新型研发机构为开源项目及其社区提供人力支持和办公场地供应,争取更多临时性人员经费。二是拓展国际合作资源。以 2020 年《港区国安法》正式颁布为契机、以开源标准化工作为抓手,与在港设有分支机构的国际开源创新组织进行定期交流,吸引更多在海外的华人学者和技术从业者参与 CCF 的开源活动②。三是拓展国内公共资源,主动拓宽公共参与渠道,通过组织高校教师会员开展开源科普、开源教学、开源编程大赛等活动,促进开源精神突破技术社群文化边界,进入更广泛的公众视野,为基于科学精神、尊重全球开源社群价值逻辑的开源创新领域政策采纳争取注意力。

①针对本组织在开源平台、开源项目孵化、开源政策、开源教育、开源供应链管理等重点方面的目标专门成立工作组,在工作组内和组间鼓励成员列点子清单、资源清单、任务清单、时间清单。

②受访者 C16、C18

(3) 组织创新产出的向上影响力转化机制。作为在中国科协领导下的学术社团,CCF 如何在开源创新活动中向上转化政策影响力、向外输出社会影响力,尚无确定性路径可供复制①。不过在既定科技社团管理法规无法改变的情况下,CCF 开源发展委员会做出了一些有益尝试②。一是打造政策影响力传导抓手,其于 2023 年初专门成立开源战略工作组,对国内外开源创新技术动态和政策进展展开持续研究,并按月在开源平台上公开发布,为未来获准参与开源创新政策支撑和咨询服务蓄力;同时,呼应国家层面对开源供应链安全和开源代码漏洞问题的关注,专门成立开源供应链安全工作组,由具有国际合作经验的产业界高级技术专家牵头,借鉴国际上较为成功的开源安全自动化解决方案提供者开源安全基金会 ( Open Source Security Foundation,OpenSSF)的组织模式,为学界、业界、政策界人士加深交流提供更具包容性的参与渠道。二是加大力度推动社会影响力的输出,突出本组织在高校智力资源方面的优势,通过开源高校行、开源在线培训、项目孵化、平台建设、编程大赛等,推动开源创新效能转化为社会公共福利。 比如,基于 CCF 与高校和科研机构联系紧密的特色,关注青少年人才培养,开发实训平台辅助学生完成课堂编程作业,用开源的方式帮助青年教师建设在线开源教学课、撰写开源教学案例、出版开源教材(二) 层级型组织的创新成本及动态治理机制。再如,CCF 开源发展委员会通过规范开源项目捐赠制度,遴选原发于高校院所和初创企业的优秀潜力项目进入开源代码托管平台,激励青年人才参与高水平开源贡献,汇聚开源创新的共识基础。

①中国科协的研究报告指出,政策指引不足(例如挂靠体制限制了学会的发展空间,《社团登记管理条例》等政策性文件缺失法律约束力)、规则约束不足(例如许多学会在社会上混淆视听进行非法活动,许多国外社团到中国发展分支机构但没有行政部门负责管理)、大部分学会勇于开拓的精神不够(例如担忧脱离挂靠后的生存问题,缺乏应有的改革锐气)这三方面的问题是近年来学术社团改革的主要障碍(中国科协学会服务中心,2018)。

②受访者 C2

(二) 层级型组织的创新成本及动态治理机制

1. 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的开源创新成本构成

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以下简称为“基金会”)与产业主管部门推动开源创新的战略安排同步产生、共同演化,是层级型开源创新组织。本研究通过对其案例的分析发现,在受外部政策冲击的情况下,如图 4 所示,基金会在组织开源创新活动中,面临着外因驱动行为带来的向下激励成本、权力与路径规则依赖所引发的向下协调成本和组织创新产出的向下产业生态转化成本这三类开源创新成本。

(1) 外因驱动行为带来的向下激励成本。首先,在成立之初,基金会的组织行为动机来自产业主管部门自上而下的政策驱动,基金会的组织管理者、主要决策者由产业主管部门派出,属于行政事业编人员。他们被从原单位派出到基金会担任高级管理人员后,组织关系隶属原单位,薪资待遇仍由原单位承担,其主要职业目标是寻求制度内职业晋升机会、获得上级主管单位认可。因此,在实施认知与行为的激励匹配时,基金会难以依据开源社群对贡献进行激励的共识机制给予组织成员相应的激励,上述以结果导向外因驱动为主的认知与行为匹配模式,与开源社群的互惠参与的行为逻辑产生摩擦,从而引发本组织对广泛技术社群的向下激励成本。其次,向下激励成本也存在于基金会的普通员工中,原因是该组织作为非公募性质的非营利性基金会,其工作人员的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加总不得超过当年总支出的 10%,在法律规定框架内无法执行市场机制中对组织骨干员工的物质激励,无法承诺为组织成员提供与其工作能力相匹配的市场薪资,以上因素使得其招募高水平专业人才的难度相对市场组织更高,基层骨干工作人员流失率也相对较高①。这样的激励匹配错位将无法有效激励和释放组织参与者的创造力和行动力,不仅会在长期水平上导致组织人力资本的流失(Leonard-Barton,1992),也为组织带来向下激励成本,不利于组织开源创新目标的达成。

①受访者 O5、O13,受访者 O3(组织高级管理者)

(2) 对权力与路径的规则依赖引发向下协调成本。作为层级型开源创新组织,基金会对组织内各部门和组织成员的考核规则较为明确,但考核规则的执行过程与开源创新目标的达成之间存在错位:一方面,基金会作为一个组织整体,需有效响应上级主管部门的中长期战略,并以其为指导规划日常工作重点;另一方面,基金会组织内不同部门职责各异,各部门的考核标准、预期目标、部门内成员的行为动机等均存在高度的不一致性。在此背景下,为了达到主管部门的考核要求,以维持组织的存在基础和组织结构的相对稳定,基金会需要借助行政权力的强制性和对上级主管部门的路径依赖性达成既定组织目标,这为协调技术复杂性高、演化路径不确定性强、依赖群体贡献的开源创新活动带来了一些困难,引发基于政治权力和历史路径依赖的向下协调成本。例如,在权力依赖方面,基金会的组织目标中并未涉及“完成上级主管部门安排的任务,做好对上支撑服务”;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基金会将满足对上支撑任务列为较高决策优先级②,在投入资源有限的条件下,这引发了向下协调时的投入不足。再如,在路径依赖方面,基金会借鉴国际经验将本组织定位为“第三方中立性质的全球性开源项目托管机构”,组织目标是“成为开源项目的孵化器、连接器和倍增器,并为开源项目的早期发展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2020);但是,由于非营利性基金会组织在中国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规制,基金会在实际开展开源项目运营、孵化、咨询及其他类型服务时,无法突破组织架构和薪酬体系瓶颈,这给基金会有效协调开源项目、开源社区、开源企业、开源服务商、开发者等带来较高的成本③。

②受访者 O4(组织高级管理者)

③例如,受访者 O6(中层骨干员工)表示,为达成推动开源创新成果转化,惠及广泛人群的非营利性开源基金会职责,其组织内部所需要的高水平专业人力资本投入和科技资源投入远超一般慈善组织所需。

(3) 创新绩效产出的产业生态转化成本。开源基金会组织形式的出现曾经是美欧开源创新发展的里程碑,使开源活动从松散的自组织活动走向具备一定组织能力的技术创新活动。但在中国境内,在参与创新成果转化方面,基金会组织仍面临着社会公益事业与商业价值转化之间的激烈对立“两光之争” (徐永光,2018;康晓光,2018),基金会的开源创新绩效产出向下转化的过程也受制于此①。具体而言,注册在中国大陆的非营利性基金会组织可通过市场收入来维持组织的基本运转(贾西津,2005;王名,2018),但无法基于市场收入进行内部激励和外部投资,在推进开源创新产出向产业下游的生态价值转化时,将给基金会带来决策风险和转化成本。事实上,开源基金会这类非营利性组织中的“新生事物”是否能直接参与到开源创新价值转化并获利的议题,至今仍存在较强的政策不确定性,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在助力开源创新产出过程中的产业生态转化成本因此将长期客观存在。

① 例如,受访者 O10(中层骨干员工)表示,开源基金会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慈善基金会,履行的并非减贫、救灾、帮助弱势群体等传统公益性社会职责,其角色更类似于在高度不确定的前沿科技创新活动中的“风投孵化器”。

2. 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对创新成本的内部动态治理

(1) 认知与行为的激励匹配机制。为应对认知与行为激励匹配错位带来的创新成本困境,基金会尝试为不同动机认知类型的组织成员安排差异化的激励机制。第一,针对基层员工,基金会捕捉到其总部所在的开发区新区在建设初期的密集招商引资引智需求,从开发区人才指标中为员工争取相关福利待遇,提升员工的组织归属感和其所属职位的市场竞争力。第二,针对内因驱动行为型的组织成员,基金会为其个人打造在开源社区内的个人形象和品牌,帮助成员以个人名义在开源社区中进行开源项目孵化、社区运营、法律服务等社区贡献活动,使组织成员能够在融入开源技术社群的过程中获得价值感,同时也推进组织目标的实现。第三,针对由行政直属单位派出的高级管理人员,基金会通过绩效奖励、职业自由度承诺与内部职级晋升等方式,激励高级管理人员逐步从技术官僚向基金会运营者转变。第四,针对组织外部的贡献者和积极参与者,基金会以资深顾问、开源大使、兼职代表等方式联动领域内合作者,在既定制度安排与组织规则下有效扩充了基金会多重组织目标的达成路径,从而一定程度上消减了认知与行为匹配不足带来的向下激励成本。

(2) 纵向一体化结构的协调适应机制。在向下协调成本的优化过程中,基金会正在进行三大类型的尝试。第一,基金会着手对开源项目捐赠规则进行迭代优化,对不同类型的项目捐赠实施资金隔离并分别签订捐赠协议,履行不同的托管协议,在获捐资金和项目管理上避免资源滥用或错配。第二,在尊重捐赠方意愿的基础上,基金会通过民政部门提供的统一的信息平台、基金会官方网站、官方社交媒体账号、大众媒体、新闻发布会、专项报告、出版物等渠道对捐赠资金去向和项目托管情况,向广大开源社区参与者进行信息公开,以赢得更多技术社群的信任。第三,基金会内设技术监督委员会(Technical Oversight Committee,TOC) 作为中立技术决策机构,负责基金会开源创新技术相关的资金决策和节点评估等①,以促进基金会托管项目之间的资源协调,促进项目间的生态联系。

①其组成人员虽然一般有捐赠方的任职背景,但在进入 TOC 时以中立技术社群中的个人身份参与,为基金会的开源项目提供技术指导,承担审核、批准项目孵化和毕业的监督责任,同时为孵化中的项目制定导师职能并审核和批准导师资源池名单,接收用户委员会的反馈并协助项目持续完善。

(3) 组织创新产出的产业生态转化机制。在推进组织创新产出外部性转化的过程中,基金会通过主动引导政策注意力,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创新产出的向下转化成本,并在学术合作、标准制定、应用辐射等方面进行了初步尝试。第一,基金会尝试通过学术交流、科研合作的方式间接塑造新型基金会组织的治理规则。例如,基金会新设开源教育与行业研究部,目标是联合国内学术团体和国际开源组织为主管部门提供内参研究、行业动态和开源技术专题报告,联合高校学者研发开源科普教材和领导干部开源读本等②。第二,基金会通过支撑产业主管部门的开源标准制定工作,联动产学研用各界资源进行政策引导,并为地方开源相关政策出台提供咨询服务,促进开源创新产出的生态效应转化③。第三,立足中国境内基金会法律法规尚不完善的现实,尝试作为发起方,间接孵化全资控股的独立公司法人开展商业转化活动,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扩大开源创新产出的应用辐射范围④。

②受访者 O7(中层骨干员工)

③受访者 O8(中层骨干员工)

④受访者 O9(中层骨干员工)

(三) 集市型与层级型开源创新组织的比较分析

集市型开源创新组织主要面临内因驱动行为带来的向上激励匹配成本、会员中心规则依赖引发的向上协调成本、创新绩效产出转化过程中的向上影响力传导成本。具体而言,集市型开源创新组织的内部治理,在早期通过具有相似认知能力和知识背景的技术社群自治方式进行,科学家、工程师和技术专家共同体内部的开源文化和技术理念塑造了组织的“集市型”初始形态。该类型组织具有低物质激励、低控制程度、弱隶属关系、高自我驱动、高声誉激励的内部治理特征(Demil and Lecocq,2006)。当受到国家战略影响时,组织若要维持生存和发展,则需将国家倡导的开源创新政策、指标、实施细则引入本组织的开源创新活动中。因此,集市型开源创新组织内部治理动态过程中创新成本的演化路径概括如下。第一,组织行为开展中的向上匹配过程。在开源创新上升为国家战略时,除领域科学家、工程师和其他技术专家以外的更多重利益主体参与分配国家资源,对集市型开源创新组织成员最初的内因驱动创新行为的认知激励模式造成冲击,继而对组织对其成员的行为激励与认知动机匹配产生影响。第二,组织规则纵向一体化协调中的向上协调过程。集市型开源创新组织多以技术互惠驱动的价值观为目标、以鼓励社群中的个人主动参与和积极奉献为规则,在运行中较少依赖社群外部资源,在向上协调时短时间内较难获得有效的公共资源关注或商业资源支持。第三,在推动实现开源创新活动产出的外部性转化时,组织向上转化成本的累积,阻碍了组织在开源创新活动中实现政策影响力传导和社会影响力输出。为治理创新成本,集市型开源创新组织需要拓宽向上传导渠道,主动将国家使命嵌入基于科学共同体的社群自治。

层级型开源创新组织则面临外因驱动行为带来的向下激励匹配成本、权力和路径依赖引发的向下协调成本、创新产出转化中的向下游产业生态转化成本。具体而言,层级型开源创新组织的内部治理,最初多由大公司或政府相关部门主导发起,科层结构塑造了组织的初始形态。在受到外部冲击时,层级型开源创新组织一方面遵循较高控制程度、较强隶属关系、低物质激励、高权威门槛的科层制逻辑推进开源创新活动(邓穗欣,2019);但另一方面,自上而下的科层逻辑在规划和统领开源创新活动时,难以广泛激发数量庞大且分散的个人开发者、开源项目及其社区,难以长期稳定地以第三方中立机构的身份来运营开源项目、联结开源社群、塑造健康开源生态。层级型开源创新组织的特点与开源创新活动产生价值内在逻辑的不一致性,引发动态摩擦张力。因此,层级型开源创新组织内部治理动态过程中创新成本的演化路径概括如下。第一,组织行为开展中的向下激励过程。由于层级型开源创新组织的组织行为最初起源于科层逻辑,在政策推动下,组织内部的激励手段缺乏对广泛的开发者和开源技术社群的直接触达,产生向下的激励阻力。第二,组织规则纵向一体化协调中的向下协调过程。层级型开源创新组织较多依赖大企业资金和生态引入、相关政策资源扶持,受限于组织本身的科层结构刚性,难以快速灵活地适应多样化的技术生态需求和多变的技术更新周期。第三,在推动实现开源创新活动产出的外部性转化时,组织与开源技术社群的理念隔阂及目标差异进一步积累,不利于组织在开源创新活动中激发个人开发者创造力、筛选和发现有潜力的开源项目、长期助力开源社区发展,从而不利于构建多重利益主体共同参与的、有活力的开源创新生态,给本组织在开源创新活动中的长期声誉和信任建立带来负面影响。为治理创新成本,层级型开源创新组织需要建立面向技术社群的信任机制,逐步将开源推动创新的价值逻辑纳入组织的治理机制中。

实现开源创新组织内部价值涌现与外部经济性转化,是新时期构建更具活力和影响力的创新生态的重要途径,也是汇聚社会力量注入国家创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变革的有效方式。本研究构建了基于“行为—规则—绩效产出”的开源创新组织创新成本分析框架和动态治理机制模型,揭示了开源创新组织创新成本的来源和结构,及其在外部政策环境变化中的动态变化规律。研究提炼出认知与行为的激励匹配、纵向一体化结构的规则协调、创新绩效产出的外部性转化三类开源创新组织成本,并基于此分析比较集市型和层级型两类开源创新组织在外部政策冲击下的创新成本变化和内部动态治理过程,进而对组织创新成本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

研究发现,在受到国家战略引导和外部政策冲击时,集市型和层级型两类开源创新组织在组织行为开展、规则执行、创新产出三个环节中的创新成本变化及对治理机制的动态选择,包含三大共通要素:一是在组织行为激励中主动适应政策环境,二是在组织结构协调中合理诠释历史经验,三是在组织创新产出确权分配中有效实现外部转化。因而,二者在组织行为开展中的认知与行为激励匹配成本、组织规则执行中的纵向一体化结构协调成本、组织创新产出确权中的外部性转化成本具有一致的成本结构。

但是,集市型和层级型开源创新组织在上述动态情境中创新成本的作用方式和方向均有差异。其中,集市型开源创新组织在行为开展阶段面临的向上激励匹配成本,主要来源于内因型认知动机与外部行为激励之间的不匹配;在组织规则执行中的向上协调成本,主要来源于学术社团组织对会员资源的高度依赖;在组织创新绩效产出转化阶段面临的向上影响力传导成本,则是前述两个阶段向上创新成本在政策影响力和社会影响力方面的显性化呈现。层级型开源创新组织在行为开展阶段面临的向下激励匹配成本,主要来源于行政结果导向的认知动机与开源价值逻辑之间的不匹配(王哲,2023);在组织规则执行中的向下协调成本,主要来源于中国的基金会组织对行政权力及社会合法性路径的高度依赖(贾西津,2005);在组织创新绩效产出转化阶段面临的向下游产业生态转化成本,则是前述两个阶段的向下创新成本积累到一定阶段后在社区声誉方面的显性化呈现。因而,两类开源创新组织采用的内部治理机制路径不同,组织行为的激励匹配程度、组织规则的内外部协调能力和组织外部的制度与技术环境变化,对开源创新组织的创新成本演化和治理机制动态选择有较大的影响;其对创新成本内部治理的动态过程,本质上也是开源创新组织能力与政策环境的互动过程。

在实践方面,本研究不仅是社会组织回应国家战略意志和政策动态冲击的最新实践案例,也为前沿科技创新活动中国家、社会与市场主体之间实现有机赋能、有效协调提供了新的治理路径选择。研究的理论模型对分析开源创新组织面临的不同层次创新成本,并实施行为激励、组织架构调整、绩效考核目标设置的动态治理有重要启示。研究结论在一定程度上鼓励了开源创新规则向包容多元治理主体、多样参与动机和多重治理逻辑方向演进,也启示开源创新组织可基于创新成本可见可控、价值共识协同一致的原则,选择适合本组织的开源创新成本治理机制。具备专业会员资源优势和开源创新社群基础的集市型开源创新组织,需适度回应国家战略导向激励,优化组织绩效产出目标,提升创新产出的政策传导能力和社会影响力。具有政治资源优势的层级型开源创新组织,更应针对其成员的多元化参与动机来匹配激励机制,有效建立本组织与开源技术社群和竞争性市场主体的长期信任合作关系。

尽管本研究回答了开源创新组织创新成本的产生过程与构成,以及创新成本在组织发展和政策环境变化中的演变及组织内部的动态治理机制,但也存在一些研究局限性和进一步研究的空间。研究关注的开源创新组织对象发端于中国,其组织内部创新成本积累和治理机制探索尚处于发展阶段,相关结论还需扩大研究对象的范围并在更长时间内开展验证。未来可将中国的开源创新组织与全球长期成功的开源创新组织进行对比研究,以掌握开源创新成本与动态治理的规律。后续研究也可基于本研究发展的理论模型和基本结论,评估不同组织类型和治理机制下的开源创新瓶颈,为国家促进开源创新发展提供更为科学的价值评估体系,为开源创新组织的内部治理提供参考依据。

参考文献 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