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版《人鸟低飞——萧红流离的一生》
萧红像
我读小学五年级的时候，语文课本里收录了《海上日出》和《火烧云》两篇课文。学过之后，老师让我站起来说出两篇的区别。我说：“我不喜欢《海上日出》，特别喜欢《火烧云》。”老师问为什么，我说：“《火烧云》就像是我自己看到、自己写的，《海上日出》离我很远，是别人指给我看的，可是我不想看。”那时，我还不知道萧红的名字，却记住了《火烧云》这篇课文。直到四十多年后，我读了《呼兰河传》，才知道这篇美不胜收的文字出自萧红笔下。也是因为读了《呼兰河传》，让我改变了对萧红的简单认知，自诩为萧红的知音。前不久，读了王小妮的《萧红：人鸟低飞》（北京联合出版社，2020年3月版），感到诗人王小妮才是萧红的真正知音。
文学是天才的事业。像萧红这样的文学天才，一个世纪未必出现一个。平心而论，萧红所能占有的文学资源，与今天的我们相比，少得不能比。但是，她却写出了穿越时空、审美冲击力至今不减的作品。她的生命力在于呈现出不带装饰的生命本色，她，无论经历了怎样的痛苦都不卖惨；面对亲人（情人）的伤害，不显露抱怨的情绪。她把别人强加给她的污浊，蒸腾为火烧云，把泪水化为书写美文的墨水。她所揭示的生活质感和生命痛感，带给后代读者持久的新鲜感与冲击力。
萧红有着追求自由的天性，她的理想是：“花开了，就像花睡醒了似的。鸟飞了，就像鸟上天了似的。虫子叫了，就像虫子在说话似的。一切都活了。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要怎么样，就怎么样，都是自由的。”（《想开一朵花，就开一朵花——萧红散文精选》）可她不幸落入环境的、精神的、爱情的多重牢笼。命运的推搡粗暴无情，个人的奋力抗争有时却显得无力。她的悲剧在于：不愿屈从命运，却又不得不屈服，在无限抗争与有限屈服中，绽放着生命。她以青春之笔，写出老成的作品。可贵的是，在出版了成名作《名利场》之后，经历了各种折磨、几近穷途末路时，她拖着病体写出的《呼兰河传》，以才情与境界过滤了痛苦施加给她的毒素，只让唯美和希望诉诸笔端——这是时年29岁的女作家，对丑恶的再度抗争。
凭着诗人的敏锐感受，王小妮发觉“萧红是一个完全隐藏着内心的作家。她从来没有准备剖白。她隐藏着一个疼痛、破碎、敏感的萧红。她另外存留一个自己，拒绝别人的注视。”作者敏锐地抓取这一错位形成的人物张力，以诗人的写意本领，点睛式勾勒出这位天才作家短暂而丰满的一生。她把两个萧红同时呼唤出来，以诗、笔在时代的车辙和萧红的心灵轨迹上，用意象排列出风云际会的文学景观。她揭示出萧红在伤口处长出翅膀，在文学的天空翱翔，飞出唯美的姿势，也揭示了萧红在战乱中折断翅膀，极不甘心地跌落时的悲痛。在结构上，王小妮采用第三人称与第一人称交替的方式，从内外两个维度，呈现显性的和隐性的两个萧红。用第三人称时，以作者的广阔视野看萧红所置身的人文、人际背景，看社会变局推动的命运走向；用第一人称时王小妮“化身”为萧红，以传主的独白方式倾诉内心世界。这部厚实的作家传记，用王小妮与萧红的隐性对话作统领，时而是王小妮的诗化陈述，时而是萧红自己的喃喃自语；既有萧红与自然的对话，也有跟不同人物的对话。作者自谦地说第一人称线是“虚构”，我却感到这无限接近萧红的精神本质，这样呈现出来的萧红，才是真正的萧红。因为她留出篇幅，让萧红自己说话，告诉读者她是什么样子，什么心情，字里行间只有自然呈现的萧红神韵。
许多研究萧红的文字，简单地突出她“文学洛神”的表象，却没有揭示出她承受苦难的韧力，以及把生活转化为艺术的创造力。在此，我不禁要问：谁是萧红的知音？可以说，与她有过感情纠葛的几位男士，都不是。鲁迅这位慈父般的长者，只能算萧红的半个知音。而萧红回忆鲁迅的文章（《鲁迅先生记一、二》《回忆鲁迅先生》），倒能证明她是鲁迅的知音。如果没有读萧红的这组回忆文章，鲁迅只是一个刚硬的斗士，而不是一个充满人情味的男人。这是萧红艺术感觉的迷人之处。
王小妮在1995年写的《人鸟低飞——萧红流离的一生》的初版《后记》里，道出了接手萧红传记的三条理由，其中第二条是“我能为一切悲惨和不幸动心”。她一方面化身萧红，感同身受地体验她的悲惨，理解她在走投无路时向命运低头，一方面用长时段的历史视野，审视萧红个人心性与文化环境冲突的悲剧背后的底层逻辑，进而指出“比萧红更悲惨的人和事，时刻都在发生”，得出“悲剧，才是精神的顶峰”这一沉重的结论。自此，读者领略了两位女作家的心心相印，灵魂相通，这里既有性别与地域的契合，更有诗性感受和诗性思维的一致。
英国诗人拜伦说过，只有一流诗人才有资格成为批评家。在萧红英年早逝半个世纪之后，遇到这位知音，可谓不幸之幸。
（作者为文化研究者、山东枣庄学院美学教授）
来源：北京日报
作者: 杨传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