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在香港第一次见到聂华苓女士。但是知道海外有个女作家聂华苓，已经是二十几年前的事了。我在念大学的时候，就从媒体报道中知道聂华苓和保尔·安格尔在美国爱荷华大学创办了“国际写作计划”和“作家创作坊”，首次打破封闭了二十几年的禁地，邀请中国大陆作家走出国门开展国际间的交流。后来又知道，他们夫妇在当时的海峡两岸做着同样的破坚冰的工作，上世纪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中国台湾岛也处于恐怖之中，作家陈映真两次被邀请，第一次1968年因发生被捕事件而搁浅，聂华苓夫妇立刻在海外投入了营救活动，直到1983年陈映真经过多方努力才得以成行。那一次在爱荷华，他第一次遇到了来自大陆的作家，其中有风骨嶙峋的吴祖光和同游美利坚的茹志鹃母女，以后就有了王安忆写作《乌托邦诗篇》和《英特耐雄奈尔》的后续故事。而聂华苓，也因为“《自由中国》事件”被上了国民党政府的黑名单，流亡多年不得进入台湾……提起二十世纪中国的知识分子历程，总是有说不完的可歌可泣的故事，而在这些故事里，有一种巨大的看不见的手推动着那些人物，他们盲目地兴奋，残酷地挣扎，奋不顾身地走向那不可知的命运。据聂华苓自称：她是一颗树，根在大陆，干在台湾，枝叶在爱荷华。当命运之刀截开了那根、那干、那枝叶，把汝裁为三截时，再怆然而回望，恍然间就是三生三世了。
在香港，每天早上与聂华苓边吃早餐边交谈。印象深的是她对刘醒龙的三大卷《圣天门口》的赞扬，一百多万字的长篇小说，她竟一字不拉地读完，还分析了小说的每一章都用了民间说唱《黑暗传》为开篇的结构。她感叹说:中国民间文化的资源真是用不完，贾平凹的小说里穿插了秦腔，刘醒龙小说里运用了说唱，都这么贴切……她说她是湖北人，童年时代就在武汉生活，经历着刘醒龙笔下的那些血腥而高贵的故事，而她的父亲，就是在贵州平越专员兼保安司令的任上因内战而命归黄泉。听聂华苓谈家世讲历史，总以为她应该与白先勇一样，出身名门，养尊处优，受到良好的教育，又赴美深造……可是，我读了聂华苓的回忆录《三生三世》之后，才看到了她那充满了坎坷和辛酸的经历：一个多妻制的大家庭，幼年丧父，母亲被赶出家门，自立门户，早熟的华苓则在抗战的环境中走向成熟……看上去这似乎是巴金笔下描述的进步青年的必经之路，但，还是且慢，历史的复杂性就在这一瞬间展示出它的锋芒来。在第一部《故园春秋》中有《流浪，流浪》一章，她用一连串的抗战时期的歌曲名作为每节文字的小标题，描述当年的天真小伙伴们如何在抗战中开始了人生的故事，然而最终又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如《寻找谈凤英》一节里所描写的，有的人从国统区的北平化妆去了解放区，也有人从刚解放的北平化妆去了国统区，但他们后来所遭遇的困境和磨难却是相似的，于是又形成了殊途同归的悲喜剧。人生是那么不同又是那么的相同，其不同的是时代投射在他们身上的斑驳彩衣，而始终不变的，则是这代人严肃而浪漫的一颗不倦追求的心。从远的目标而言，那就是超越了各种政治集团的功利计较而对人类、正义、道德、理想的真爱。
《三生三世》， 聂华苓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回忆录的第二部分《生·死·哀·乐》，我认为是全书最精彩的部分，写的是聂华苓从二十四岁到三十九岁的一段经历，应该说，那是女性的生命历程中最滋润最光彩的阶段。但是聂华苓却遭遇了运命中最黯淡也是最残酷的考验。她的第一次的失败婚姻，正是在这段历史中间发生的，她却淡淡一笔带过，写出来的是她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参加了雷震主办的《自由中国》由兴到衰的全过程。在她的丰润的笔下，这一段经历不单单是黑暗时代的见证，更重要的是，现代知识分子的人文关怀在国民党专制形态下冲撞、挣扎、斗争的可贵实践。这样一种精神传统，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形成，通过从陈独秀主编《新青年》到鲁迅领导左翼文化运动，在一系列的现实批判的实践中逐步完善起来。1949年以后，国民党政权退守台湾，在岛内实行法西斯的高压政策，使本来已成气候的台湾民主力量受到根本性的摧残，许多知识分子在血腥中噤若寒蝉，三缄其口。而在当时大陆的宣传中，也以为凡是追随国民党政权到台湾去的文化人，总是反动的一帮，可以盖棺定论。所以，直到今天学术界对于这“跨海的一代”知识分子了解甚少。但从聂华苓的回忆中，我清楚地看到，围绕《自由中国》的那个知识群体，如雷震，如殷海光，如夏道平，如毛子水，他们尽管身份不同，背景有异，甚至理论主张也不一样，但是在追求自由民主、反对专制独裁的大方向上则是一致的，大无畏的，体现了人文知识分子的嶙峋风骨和道德勇气。而这样一种现实战斗精神，恰恰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最宝贵的精神传统。
雷震是回忆录里描写得最精彩的人物。他本来是国民党的高官，在《自由中国》杂志社里，“编辑委员会上毛子水和殷海光总是对立的，毛子水主张平和克制，殷海光要批评，要抗议。少壮的人站在殷海光一边。雷震起初是他们之间的协调人。有时候殷海光讲到国民党某些腐败现象，雷先生还有些忐忑不安的样子，仿佛兄弟不争气，他恨铁不成钢。纵令他极力克制，《自由中国》遭受的压力越来越大了，雷先生的斗劲也越来越大了。”于是，为了杂志，雷震的住房越来越小，最后卖掉大房子搬到郊区去住，他坐的车子越来越大，由小车改乘公车，奔波在木栅与市区之间，最后还是:“雷震的党籍、官爵、人事关系，一层层像剥笋子一样，全给剥掉了，只剩下光秃秃的笋心了，孤立在寒湿的海岛上。真正的雷震挺出来了:诚，真，憨，厚，还加上个倔。”终于，雷震以“煽动叛乱罪”被判处十年徒刑。他周围的人，如刘子英、马之骕，被诬陷为“匪谍”，而长期在雷震身边工作的司机，一直受到雷家的照顾，直到临死时才说出自己曾被特务收买，提供过雷震的情报。聂华苓的文笔是收敛的，据说胡适之曾经称赞雷震为民主自由而斗争的精神，建议给雷震树立一个铜像。此话说过也就算了，但在差不多三十五年后，聂华苓用她的笔，为雷震树了一个令人感叹不已的铜像。
聂华苓
聂华苓首先是一位优秀的作家，其次是著名的国际文坛的活动家和组织者，在她年近八十的晚霞之年，她笔下描绘出来的一系列光彩的人物，有的是现代史上的名人，如雷震、殷海光、胡适……春秋褒贬，令人正色；也有她身边亲近的人物，如母亲、真君、安格尔……笔底饱含感情，催人泪下。第三部《红楼情事》记载了她在爱荷华大学与丈夫安格尔共同主持“国际写作计划”，也记载了这对夫妇的黄昏之恋。美国诗人保尔·安格尔于1991年旅途中突然去世，真不能想象，六十六岁的聂华苓当时是怎样孤身一人从芝加哥返回爱荷华，空空荡荡的，但，时间过了十二年，当聂华苓在写这本回忆录时，显然安格尔的灵魂始终盘旋在她的身边，穿梭于她的心灵。我注意到，在香港我们一次一次的交谈中，Paul这个词，一直是她的话题，没有离开她的思绪。以前在我的感觉里，跨国婚姻涉及到两个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要融合在一起，似乎是一件很艰难的工作，婚姻形式自然是可以维持的，但真正的感情与精神的无间契合，将要付出相当巨大的努力。而在聂华苓的自传里，我看到的是一个特别成功的例子，半生坎坷路走过来了，一个孤寂的灵魂终于找到了她的磅礴港湾，她投入进去，溶化了自己，也把对方溶化了。我喜欢书中这样的描写:Paul在三十年代，美国经济不景气的时候挨过饿，我这抗战时期流亡学生也挨过饿，现在两人看见市场里一片新鲜蔬菜、水果、肉类就喜欢，一把一把，一包一包，随手扔在推车里，只有挨过饿的人才能领会这种乐趣。我们一同去邮局寄信，去时装店买衣服，他喜欢好看的女装，我们在纽约街上走着走着，常常两人同时指着橱窗内一件服装叫好。我穿上，他付账。去五金店买钉子锤子。Paul喜欢敲敲打打做木工，修阳台，修屋顶，做书架，修椅子。他为我做了一张奶黄长条书桌，现在我就在桌上写下这些回忆。
这是一位充满活力的八十老人的晚霞文采。
（本文原刊于2006年11月24日《文汇读书周报》）
作者：陈思和
文：陈思和编辑：周怡倩责任编辑：朱自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