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赓，看到这个名字，瞬即能想起他是谁的人不多，甚至可以说很少。除非再多一点提示：徐志摩、陆小曼。于是也许有人才隐隐约约想起，这段民国传奇爱情背后，仿佛确乎还有那么一位“第三个人”——陆小曼的第一个丈夫，这位王赓。在婚姻的顺位上，他是先来的人，但在后来者的传颂或唏嘘中，他是多余的、一笔带过的人，时隔日久，更渐渐像青烟一样消散去了，只留下一些模棱的前缀：前夫，军官，学霸，早逝。若去网络百科上搜索，这个名字后面跟着的解释是“原哈尔滨警察厅厅长”，同样平淡如水，难以激起好奇。他到底是何样人，做过何样事，很少有人再多索问一句。
很多年后，王赓的孙女王冬妮在网上读到一些八卦，会将祖父刻画为一个民国痴情男子，被徐志摩横刀夺爱后，依然对陆小曼念念不忘，孤寡余生。她和家人哭笑不得——若真是如此，她自己是从哪里来的？但祖父去世太早，真相如何，连她亦所知甚少。作为后人，也作为一名斯坦福大学的历史学博士，她决定，到历史的烟海中去寻找那个“无声”的祖父，或者说，将自己的祖父作为学术对象，重新测度一段不为人所知的历史。
《江河行地，海浪无声：我的祖父王赓》
王冬妮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西点军校毕业的中国人
“江河行地，海浪无声”，是王冬妮为这部祖父传记所起的名字，从诗意的维度上，和王赓的人生经历与风格互文。意象化用自英国诗人丁尼生的一首诗Crossing the Bar（王冬妮译为《穿越恒界》），它曾被美国普林斯顿大学1915届毕业生选为“最喜爱的诗”，而王赓当年就位列这群意气风发的年轻人之中。在那个并不全球化的时代，他已然过着一种流动不息的生涯，负笈北美，出使西欧，辗转中国大江南北，逝于北非埃及，足迹行过半个地球，与民国史上众多大人物相交匪浅，却在经历人生的低谷后，低调地度完短暂的一生，最终归于不为人知的寂寂，如同流淌的江河归入深沉大海，“无声也无浪，再次将我载回那埋葬在无穷深处的家园”（《穿越恒界》诗句）。
让我们回到江河的上游，从头来认识一下吧。
1895年，甲午战败之年，王赓出生在无锡的一个望族门第，在黯淡的年景中给这个家庭添了一份精神。无锡民风开化，到了学龄，长辈送他去杭州的新式学堂读书，他很快展现出聪颖过人的才智。16岁时，便从一千多人中脱颖而出，以第13名的成绩考中最后一届庚子赔款留学生。1911年8月10日，清政府覆亡前数月，少年王赓登上了赴美的邮轮，开始了漫漫留学生涯。
在美国，王赓换了四所高校。第一所是密歇根大学，学的是工程系，入学方一周，远在大洋彼岸的中国爆发了武昌起义。第二年转入哥伦比亚大学，转学人文社科。之后两年，也许是出于对威尔逊总统的欣赏，转入其曾任校长的普林斯顿大学，从政治历史系毕业。但有些出乎意料的是，这位成绩优异、文质彬彬的中国学子，之后放弃了继续深造学术，而是加入了著名的西点军校，不投笔而从戎，成为一名军人，此后余生将以这个身份行走于世。
王赓在不同大学和专业间的辗转，可以看作是彼时上下求索出路、寻求立命之道的中国人的一枚缩影。王冬妮尝试去隔空揣摩少年祖父的心思。去时尚是大清国人，被清政府送出去的那一批留学生被寄予师夷长技的期待，故而安排所学皆以实业为主，到了美国，身后的清政府倒台了，这些如风筝般被放飞到重洋之外的年轻人骤然失去了明确身份，未来渺渺，却意外获得了自主和自由。由理转文，大概缘于20世纪初的美国大学崇尚博雅教育，重视文科教育和经典研读，人文气息浓厚，民主共和风潮正盛，包括王赓在内的少年人自然会被吸引，从而发掘了自身真正兴趣所在。
至于后来由文入武，转向军事，倒有些人生因缘的意味——王赓原本计划去哈佛读研，就在毕业前得知，西点军校有一个特殊政策，每四年开放两个名额给中国学生。他为此专程去信征询，并最终争取到了这个十分难得的机会。看似偶然，但归根结底，做出这个决策背后，必是源自王赓对时势的某种认知：强权争霸的世界上，军事武装力量是十分关键的因素，人才万不可缺。
比祖父当年更年幼一些，王冬妮自己是十多岁时从上海到美国的，并在美国完成了从基础教育到博士的学业。她对美式高校教育不陌生，但一百年前的美国大学校园，那些精英年轻人所崇尚、追求、流行的东西，依然让她感到与今天“完全不一样”。对于当年那个初从贫弱古国远道而来的少年王赓，受到的冲击与碰撞想必更为剧烈。王赓本人留下的材料非常有限，但好在美国大学有保存丰富历史资料的传统，这些让王冬妮得以从当时的校园文化、尤其是那些中国留学生同侪的事迹中，推想祖父当年所亲历和面对的一切，这也是她本身作为历史学者的一种方法论——“如果能够把一个人所身处的环境勾勒出来，那么对这个人就会有更加深度的了解。”
于是我们看到，在客观呈现上，这不单是王赓一人的传记，亦可看作早期留美学生的群像纪传：密歇根大学的邹邦元，是中国同学会中仅有的几位女生之一，她打破社会对贤妻良母的期待，成为美国首位亚裔急救医生；哥伦比亚大学更是星光熠熠，最为耀眼的要数顾维钧，这位长王赓几岁的师兄即便在美国大学校园中也魅力非凡，日后二人还将会在巴黎和会的舞台上重逢；普林斯顿大学中国学生会主席邝煦堃，是该校校刊有史以来第一个外国学生编辑；西点军校的第一个中国学员温应星，日后成为高级将领……这些早期留美学生的影像，留存在少为人翻开的海外历史资料中，在一群高鼻深目的西方面孔中十分显眼。他们虽身处中西方的夹缝中，但作为彼时中国最顶尖的人才，在迥异的世界中依然游刃有余地应对着隔阂和挑战，取得令西方人刮目相看的成就。只是，同样是在最好的年华里挥洒青春，但相比起那些不识愁滋味的美国同学，这些来自东方的青年更早、更自觉地背负了一种使命感，远隔重洋依然关注着祖国命运、为其奔走尽力，以另一种形式遥遥参与和见证着近代中国的革新与危机。
王赓也在他们当中，分享着他们的共同经验。尽管他不属于像顾维钧那样闪耀在历史最前台上的人，但已有的资料显示，他在校时的确称得上是一个优秀、活跃的学生。在当届西点毕业生中，这个亚洲学员在全年级140多名学生中总分排名第12，还获得射击领域奖章，确乎从一介文雅书生变为一个合格的军人。西点学生的自编刊物《榴弹炮》中对王赓有更生动诙谐的介绍，将他称作“会飞的小王”，里面写道，他非常聪明，各门功课都很出色，口才出众，“硬是在母语上都把我们比了下去”，而且乐于助人，帮助差生通过考试——“如果中国能有很多像王赓这样的年轻人向世界炫耀，那么这个国家一定前程似锦”。刊中还登载了他的一首英文打油诗，体现了这个军校优等生的活泼一面。
王赓这届西点学员原本应在1919年毕业，但因一战爆发，1918年提前毕业。他身边的美国同学纷纷赶赴欧洲战场，而他作别栖留七年之久的异邦，踏上反向的归国之途。古老中国而今已改换了“中华民国”的新名字，而这个被同学们期许为“中国首席军官王大将军”的年轻人，命运却接连给他开了一串玩笑。
传奇爱情的多余人
公派归国后，王赓投身新成立的国民政府陆军部。尽管年纪尚轻，但作为熟悉国际军事外交、精通英语的西点高材生，入职后不久，便被安排随同中国代表团去参加即将召开的巴黎和会。巴黎和会及其直接催发的“五四运动”对中国近现代史的意义毋庸多言，而对于王赓个人来说，则让他在现场见证了历史，见证了代表团同仁顶住了列强的压力，也际遇般地为他日后的个人生活铺下暗线。
巴黎之行中，王赓除顶头上司、代表团首席军事长官唐在礼，还结识了以民间身份前来巴黎观察的梁启超和国防专家蒋百里，一见如故。梁启超收他做了弟子，而蒋百里成为他一生的兄长。经由这两位大人物的关系，王赓回国后和北京文化界产生了密切的交集，随“讲学社”接待过罗素访华，替赵元任在清华代过课，还是文学研究会的早期会员之一，编号为34，甚至早于他后来的情敌、93号徐志摩。这位青年才俊的终身大事，自然会被圈子中的众人关心，热心的上司唐在礼想起好友陆定夫妇的女儿小曼，牵了条红线。
王赓和陆小曼，而今看起来八竿子打不着的两人，在时人眼中，却称得上是门当户对的天作之合。一是前程远大的陆军少校，一是享誉京城的富家名媛，两人1922年10月在北京金鱼胡同的海军联欢社（现为和平宾馆）举办了盛大的婚礼，媒体标题是“一代名花落王赓”。结婚照上，王赓身着英挺军装，掩饰不住一脸文气，陆小曼穿戴时兴的白色婚衣、凤冠式头纱，一对新人看起来青涩中透出一丝拘谨。
1924年泰戈尔访华，陪伴他左右的徐志摩和林徽因如明月旁两颗最亮的星，一时传为佳话。其实王赓和陆小曼夫妇也共襄此一盛事。王赓时任交通部护路军副司令，为接待活动负责警备工作，刚加入新月社的陆小曼则充任志愿者。徐志摩同样是梁启超弟子，亦是蒋百里宗亲，在这个过程中与王赓结识并成为好友。泰戈尔离华后，林徽因和梁思成出国留学，失恋的徐志摩常常去各路朋友家寻求安慰，也没少往王赓家跑。在王家的四合院里，这个浪漫的诗人把情感从林徽因转移到同样抱怀浪漫情怀的陆小曼身上，两人的感情如烈火烹油般剧烈燃烧起来。
王赓当时长期在哈尔滨任职，待他知情，妻子和朋友已深陷情网。他试图做了一些努力来修补和挽回，但无果，最后由徐陆二人的好友刘海粟组了一场尴尬非常的“鸿门宴”，徐志摩又给王赓写了一封内容无从知晓的英文长信，王赓最终选择了放手，与陆小曼正式离婚。陆小曼终得与徐志摩结为文艺伉俪，这段更加广为人知的婚姻在证婚人梁启超的詈骂中开始（梁启超事后还在给梁思成林徽因的家信中隐微表达了对王赓的同情），至今流言纷纷，但两人不管是终成眷属的快乐，还是一地鸡毛的结局，都是与王赓无关的后话了。王赓没去参加婚礼，只送上一份厚礼，附一幅赠予陆小曼的亲笔字：苦尽甘来方知味。七个字里蕴含了说不尽也道不明的情味。
这一段短暂的情感交错，像几个不懂感情的年轻人匆忙中犯的错误。随着对几个当事人的了解加深，王冬妮觉得，即便没有徐志摩的介入，王、陆二人也难说长久，因为他们对于婚姻和生活的看法并不根本一致。陆小曼作为陆家九个子女中唯一活下来的独女，备受宠爱的掌上明珠，是个活在当下、不太计算长远的人，爱玩，追求热情奔放的生活，不堪忍受些许委屈。她嫁给王赓时只有19岁，人生大事全听凭父母操持，两人闪婚后，发现并不爱眼前的这位丈夫，当然也不肯放下北京丰富多彩的文化社交生活，随夫去苦寒的东北任职，而这进一步加深了两人间的矛盾。倒也不是如外界猜想那般，王赓是个不解风情的书呆子——王冬妮略为惊讶地发现，由于长期留学的缘故，祖父对洋派青年的各类社交玩乐并不生疏，不工作的假日会尽量陪妻子休闲，也不干涉妻子社交，甚至放心地把妻子托付给异性好友；但作为江南大家族的长子，他的性格和人生态度总体上是勤谨、自我约束的，对婚姻的观念比较传统，相信感情应该是能细水长流、从一而终的，即便出了裂痕，也倾向于通过长期磨合来解决。他是一个传统的好人，但很难拴住像陆小曼这样的女子的心。王冬妮从一个现代女性的角度去思量，也能够理解陆小曼，她对浪漫爱的诉求中有合理的部分。
这当然是一段失败的婚姻，但无论如何，这段三角关系中，王赓尽量做到了体面，在认清不被爱后，选择退出与成全。十多年后，徐志摩遭遇空难离世，陆小曼也已和第三个男人在一起，物非人非，有人向王赓重提旧事，王赓坦然承认自己是爱陆小曼的，但“既然她认为和我离开后能觅得更充分的幸福，那么我又何乐而不为？又何必为此耿耿于怀呢？”将爱与自由并提，对一个传统男子来说，并不是件易事。
只是与陆小曼分手后，王赓后来的情感生活依然坎坷。单身到四十多岁，终于再婚，喜得一儿一女——便是王冬妮的父亲和姑姑。妻子陈剑趣年轻貌美，而王赓已被生活锉磨得清瘦、谢顶，和那张英气勃发的西点证件照判若两人。因这十年当中，他再度蹚过了一道人生的深渊。
被迫离开战场的军人
从西点军校毕业归国的王赓，心怀的是中国军事现代化的梦想，但他所面临的现实，是军阀割据四分五裂的乱局。王赓从北洋军阀政府投向孙传芳，又倒戈向观念更为契合的国民政府，参加北伐并加入国民党，试图在失序的时世中找到一个自身该有的位置。1930年，他终于迎来了一个重要的机遇——宋美龄之兄、财政部部长宋子文为了缉私，组建了税务警察总团，成为事实上由宋子文亲自统率的嫡系武装力量。宋子文倾向选用和自己一样的留美派，税警总团第一任团长是王赓的西点师兄温应星，第二任团长便是王赓。
税警总团曾是王赓离实现抱负最近的地方。宋子文给这支武装配备了最先进的进口设备，精挑细选的士兵素质也很高。“一·二八”事件爆发后，宋子文派王赓率税警总团以第五军八十七师“独立旅”的头衔加入战斗，在庙行大捷中战绩突出，对淞沪会战做出了贡献，只可惜因出师易名，少为后人所知。
敌寇当前，男儿何不带吴钩，正当军官王赓该大显身手之时，他突然被日本人抓捕并扣押几天，陷入“汉奸”疑云。在传闻中，他为去舞厅寻欢作乐（一说幽会前妻）而跑去租界，致使十九路军的机密文件落入敌手，导致淞沪会战败局，甚至还有传言说是他主动献给日军的。一时，媒体上添油加醋的描绘和讽刺舆论如潮水袭来，甚至还有以“王赓献地图”为主题的舞台剧。
王赓为自证主动投案，经查，事情其实很简单，他那天只是想去美国领事馆拜会来华访问的西点校友，但因为不知地址搬迁，错走到临近的日本领事馆，行迹和神色引起日本人疑心，遂展开追捕，其时也并没有携带什么机密文件。但到底还是算违反戒严程序，被判服刑两年六个月。一并被宣判结束的，还有他的军官生涯。刑满时他还不到四十，但经此一难，让他在军校锻炼出的强健身体彻底垮了，染上长期疾病，面容已骤然苍老了许多。
没有机会直接上战场守卫国土，对一个军人来说是最大的悲剧。但人生最后几年，王赓依然尽他所能，把有限的生命奉献到了后方抗战事业中。少为人知的是，在昆明，负责交通运输事务且与文化界关系匪浅的王赓是一道重要的后勤保障线，保障了当时迁至西南后方的一大批文化精英开展工作。
1942年初，针对抗战困局，国民党派出代表团前往美国寻求援助，老上司宋子文指派王赓一同前往。不料行至埃及，旧病复发，滞留数月未愈，无从预料也非其所愿地，他在远离所有亲人的异国他乡逝世、埋葬、长眠。他殁时年仅47岁，一双儿女尚只有一两岁的年纪，年轻的妻子也随后改嫁。
王冬妮看到了当时驻埃及领事留下的汇报记录，简叙每一月王上校病情变化。弥留之际，问他可有遗嘱，他不肯多语，只云“国事为重，家事为轻”，再问，云“抵抗至胜利为止”。只是，他未能来得及看到那个“胜利”。看着这些逐日直抵死亡的记录，王冬妮心头涌上说不出的难受，仿佛看见那个病榻上的祖父，无可奈何地静听沙漏漏尽，就此带着太多遗憾闭上眼睛，永恒地被载回那“埋葬在无穷深处的家园”。
一个尽了心尽了力的好人
这是王赓的一生，一个原本平凡安稳的人，却不小心卷入了不应属于他的著名韵事；又或者，一个本应不凡的人，却在命运的拨弄下，如蒙尘之珠，在真正焕发出光芒之前归于岑寂。好像经历了许多事，又好像什么也没有完成。无论如何去看，都令人不能不生出慨叹，生出唏嘘。一个人在时代中，无常往往才是命定。风浪涌来时，绝大多数人都无从招架，只能领受而已。
从事功的角度看，这一段人生难言成功，甚至可以说有点失败。100年后，隔着漫长的时间，王冬妮在检视祖父的短暂人生时，沿着他的步履行至那些人生低谷，依然会为他、为那些“失败”感到悲伤。但待完完整整走过一遍，重新拉开距离去看，她发现好像也不是那么糟糕，不是那么全无亮点。祖父不是挥一挥衣袖什么也没有留下，他还是留下了一些东西，在历史资料的深处，在虚空的精神境界里。尽管稀少，但到底能分享给后人些许。想到这里，她的悲伤淡却了一些，感到了一点安慰。
历史像一出剧，有台前，有幕后。台前站着那些被后世长久铭记的人，长袖善舞地影响着时代进程；幕后是众多无名者，或名字曾一闪过又被迅速湮没的人。王赓就是其中一个。和他尊敬的兄长蒋百里惊人地相似，这个同样留洋归来、一身才能的军人身上有着一种江南士族的浓郁文人气质，不参与党争，不愿也不擅于打点人际，这注定让他这样的人先在地无法进入权力中心，也无从登上台前。但他就像大时代中所有普通又称职的好人那样，在派给自己的位置上，实实在在地做着该做的事：于己，被公派留学便努力求学，取得好成绩，以待学成归国报效；于公，能上战场时便勇敢战斗，不上战场时，埋头做着外交、交通运输、航天、机械等国家最需要的实务；于家，作为丈夫，给妻子爱也给她自由，作为长兄，他费心安排几个弟妹的前程，送他们去留学，一家英才辈出，四弟王兼士是民族工商业大家，六弟王序是中科院院士。王冬妮评价祖父，“说不上完美，但尽了力尽了心了”。确乎如此，摒除一切外在，作为一个均质的人来说，事业、情感抑或个人修为，他达到了自己能达到的那个高度，做好了自己能做好的那一步，也算不虚此行。
如果王赓当时在美国继续他的文科学业，没有去做一个军人，回国后继续在文艺界厮混，是否人生会更平顺，今天也会更“有名”呢？可那大概也非其所愿。巡视祖父的人生选择和轨迹，王冬妮推测，他本质可能就是更加在乎实实在在做一些事情的那样一个人。像他这样的人当然还有很多，就像书中写到的其他那些不太为人知的留美学生和民国军政界人物，他们今天默默无闻，但并不代表他们没存在过、没有贡献。在历史烟云中重新去辨认这一个一个人，并不仅仅是为知晓一段不曾了解的往事，而也是去重新认识到，人本身的存在与价值。
来源：北京晚报·五色土
作者: 张玉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