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把生日过成这样、得文化界如此礼遇之人，大概也只有张元济了吧?
在其长达93年的生涯中，张元济当过官、办过学、从过商，历经晚清、民国和新中国，目睹或参与了戊戌变法以来近代中国的所有重大变迁，见过光绪、孙中山、袁世凯、蒋介石、毛泽东五位“中国第一号人物”并颇受看重。
一度，从政界到学界，当世每位人们耳熟能详的名字都与他有直接、间接的联系。
中国传统文人所追求的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他向来只重前二，并在此追求中，走出了一条独一无二、影响深远的出版救国之路。
1946年夏，在学术界那次颇动声势的祝寿活动过去十年后，上海《新闻报》记者拜访张元济，请他就几个问题发表感想。
时年80岁的张元济请记者不必将谈话发表，“我希望在今日的社会里，不再会有人知道我。”
由庙堂赴民间的戊戌党锢幸存者：今之自强之道，自以兴学为先
1898年，是戊戌年。这年的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定国是诏》，决定变法。13日，大臣徐致靖上《密保人才折》，向皇帝破格举荐五人：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黄遵宪、张元济。光绪遂于三日后召见康有为和张元济。
此时，张元济31岁，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任职，光绪平时所读西学新书多由他选购、凑集。与康有为等不同，虽同为维新派，张元济趋新却不激进，倾向于有秩序、少流血的政治演变。
几年前，他踏入仕途不久就遭甲午战败，受此刺激攻读英文，报考总理衙门章京，并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继而又创设通艺学堂，在年轻官吏、官绅子弟中培植精通外语、学贯中西的人才，期间，与严复开始交往。
在给好友的信里，他说：“今之自强之道，自以兴学为先，科举不改，转移难望。吾辈不操尺寸，惟有以身先之，逢人说法，能醒悟一人，即能救一人。”
变法中，张元济曾上折奏请变官制、废科举、重商权、消满汉界限，“振已废之人心，扶将衰之国运”，但他私下对变法前途并不看好。
他劝康有为不要操之过急，认为时机尚未成熟，在光绪帝废八股后建议他回南方办学堂，“俟风气大开，新进盈廷，人才蔚起，再图出山，则变法之事，不难迎刃而解”，康有为自然不肯听取，认为事情一定要“往前进”。
9月21日，张元济带通艺学堂学子去使馆拜访来华日本前首相、明治维新“总设计师”伊藤博文，伊藤颇含意味地对他们说：“一个国家要变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拜访结束，当他们走出日本使馆，旋即听闻慈禧发动政变，宣布垂帘听政。
光绪被囚、康梁奔逃、六君子遇难……忙着办学堂的“边缘人物”张元济受到的处分是“革职永不叙用”。李鸿章赏识他能办实事，将他推荐给在上海办南洋公学的盛宣怀，于是，在19世纪的最后一年，张元济离京南下。
晚年，张元济镌有一枚图章，刻着“戊戌党锢孑遗”。彼时，他已是唯一在世的戊戌党人。1898年的风云激荡是他人生早期最重要的节点，而在这年前后，告别传统仕途、前往民间探寻新救亡图强道路的知识分子还有两人颇值一提：清末状元张謇和翰林院编修蔡元培。
南洋公学是今上海交通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的前身，创始人盛宣怀是洋务运动重要人物。张元济到上海后，负责主持公学译书院，并短暂代任过总理一职，相当于今天的大学出版社社长和大学校长。
在张元济主持下，短短数年，南洋公学的译书方向从兵书转向以政治、经济、法律等社科书籍为主，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严复所译的亚当•斯密经典《原富》。
在南洋公学，张元济接触的西方教育理论加上多年实践中的所见所思，使他的教育理念发生巨变。如果说，办通艺学堂时，他热衷于在基层官员里培养推行新政的英才，此时，他的目标已有根本转移。
“国家之政治全随国民之意想而成。今中国民智过卑，无论如何措施终难骤臻上理……中国号称四万万人，其受教育者度不过四十万人，是才得千万之一耳。”在一封给盛宣怀的信中，他急切地写道：“今设学堂者，动曰造就人才。元济则以为此尚非要，要者在使人能稍稍明白耳。”
他慨叹世界各国已由“力争”转为“智争”，智争之世须集“全国之人之智”，但意识到这点的有几人呢?“嗟乎，大厦将倾，群梦未醒，病者垂毙，方药杂投。”
1902年，张元济应杂志约稿写下《答友人问学堂事书》，这篇文章标志着他教育理念的成熟，在百余年后的今天读来也颇富卓见。
例如，文中提出的教育见解，第一条“勿存培植人才之见”，认为无良无贱，无智无愚，无长无少，无城无乡，都应在教育之列。如果轻视民智，只顾培育精英，结果民众“国之危亡非所问，种之衰灭非所计”，那么虽有善政，行且见恶，办铁路会被认为有碍风水，废书院会被指责绝寒士生路。
第二条“勿标讲求西学之名”，强调学习西方的过程中，要明白各国教育各有独立之道，不可强同，办学“必学为中国人，不学为外国人”“取泰西种种学术，以与吾国之民质、俗尚、教宗、政体相为调剂，扫腐儒之陈说，而振新吾国民之精神。”
把普及教育视为关乎国家前途、民族存亡的关键，并将此重任自觉担负，高等学府南洋公学已不足以张元济施展。1902年，当一家“小印刷店”的创始人夏瑞芳竭诚邀其加入主持编译事务，二人约定“吾辈当以扶助教育为己任”后，张元济向南洋公学辞职。
“科举出身，历任京职。罢官后侨居上海，入教育界。旋入商务印书馆，为商。”在一份1952年的履历表中，张元济这样简述自己的经历。但在1902年，他的选择几乎惊世骇俗。按旧时士农工商的划分，他是从四民之首自发退居四民之末。
南洋公学时期，张元济曾聘蔡元培来校任教，期间二人同住校内，常彻夜长谈。他们都抱持教育救国的理想，只是蔡元培说“我的兴趣，偏于高等教育”，后毕生致力于办大学；张元济说办学“必重普通而不可言专门，必先初级而不可亟高等”，投身出版界。两人主政下的商务印书馆和北京大学被后世誉为中国20世纪学术文化的双子星，奠定了中国近代文化的新格局。
张、蔡二人曾于1917年争聘吴稚晖、汪精卫，从张元济致蔡元培的“抢人”信中，可以看到他投身出版界的动力：“盖出版之事业，可以提携多数国民，似比教育少数英才为尤要。”
胸怀智民之志的出版者：编新书、译西学、喜新厌旧
从1902年入馆到1926年退休，张元济在商务印书馆的一举一动无不着力于普及国民教育，这包括新式教材的编纂、各类工具书的出版和大力引进西学名著。
编教科书是他入馆伊始的主抓要事。当时清廷试行教育改革、兴新式学堂，市面上却没有新式教材，张元济组织蔡元培、蒋维乔、高梦旦、杜亚泉等一流学者全力编写小学课本，这套《最新教科书》一经出版，迅即“垄断”全国市场。
1904年，当朝廷有意重新启用张元济，他写信辞谢，认为给小学生编课本比在官场空谈更高一筹，“近为商务印书馆编纂小学教科书，颇自谓可尽我国民义务。”
1908年启动、1915年出版的《辞源》首提“辞书”概念，开创中国现代工具书先河。主编陆尔奎认为国无辞书就无文化可言，时代已变，中国人不能只有一本《康熙字典》。张元济设辞典部请其主持，投入全馆1/4的资本并亲自参与编纂，“编辑者数十人，历时七八载。四百万字，三千余页，得此一书，胜他万卷。”《辞源》成书后，陆尔奎积劳成疾，双目失明，从此不复论学。
引进西学、传播新知方面，商务的贡献更是人所皆知。张元济将当时最负盛名的翻译家严复、林纾网罗门下，以《天演论》为代表的“严译八种”和以《茶花女遗事》为代表的林译小说影响极为深远。“高等学术之书，他家不能出的本馆多出。”商务的这一情结与传统，于现在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上仍有鲜明体现。
今天，在位于北京王府井大街的商务印书馆，进门可见墙上挂着两组照片，一组“我们的作者”——胡适、郭沫若、老舍、冰心、冯友兰、钱穆、费孝通、钱钟书、吕叔湘、许国璋等；一组“我们的员工”——陈云、胡愈之、沈雁冰、叶圣陶、郑振铎、周建人、竺可桢、陈翰伯等。
商务印书馆在张元济时期步入辉煌，各方知识分子如滚雪球般陆续汇集，许多人都是后来各领域的顶尖人物。商务的资本也从创办时的3750银元发展到1922年的500万元，成为一个拥有出版社、印刷厂、图书馆、电影厂、玩具厂、幼儿园、学校等系列文教机构的出版帝国。
私人信件中，张元济多次阐述自己的喜新厌旧主义，认为商务发展至此离不开这种主义，即凡有新知识之人，不分年龄、相识与否，都应尽力罗致、推陈出新。
但他反对高级职员子弟进公司，曾拒绝儿子加入商务的请求，也拒绝让商务印书馆创办人之一、印刷所所长鲍咸昌的儿子进印刷所，说愿与鲍一起“为中国实业造一模范”。
1926年，60岁的张元济把喜新厌旧主义用在了自己身上，在终身制很普遍的年代，主动要求从商务退休，不再直接管理业务。
一己之力可以抵国的国故整理者：保存吾国数千年之文明为应尽之责
1932年1月28日深夜，一•二八事变爆发。在轰炸了上海北火车站后，第二天，日军出动6架飞机，向闸北区宝山路的商务印书馆投下炸弹，整个商务于火海中化为废墟，仅存一栋藏版房。2月1日，日本浪人又混入商务印书馆创办的东方图书馆纵火焚书，张元济一手操持、搜罗的46万册藏书，包括古籍善本3700多种、35000多册，全部被焚。
老商务人记得，那几天上海东北风吹得紧，闸北的纸灰吹到沪西上空，一片又一片地落入张元济居所的院子。当他们赶去张家探望，66岁的老人已哽咽到说不出话，“廿年心血成铢寸，一霎书林换劫灰。”
日本上海派遣军司令盐泽幸一后来说：“烧毁闸北几条街，一年半年就可恢复，把商务印书馆这个中国最重要的文化机关焚毁了，它则永远不能恢复。”
但是，就在事件发生后不到两周，张元济已于回复胡适的信中宣称商务印书馆未必不可恢复，“平地尚可为山，况所覆者犹不止于一篑。设竟从此澌灭，未免太为日本人所轻。”他重返商务，与时任总经理王云五并肩投入复兴事务，每天工作十来个小时，直至8月商务印书馆重新开业。
1932年的这场浩劫，最令张元济痛惜的是东方图书馆五层楼的书籍“片纸不存”。这些书是他数十年遍寻藏家、倾囊书坊甚至花甲之年远赴海外拍摄、影印，历经百般周折、千般辛苦一本本搜罗到的。
他曾数次在书信文字中哀恸动荡年间古籍的命运，说求书之难、国学之微，没有比现在更严重的。“历代之艺文志，其书之存于今者有几?……而犹诩诩然夸于世界曰我四千年之文明古国也。能不羞乎!?能不羞乎!?”
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潮也令他十分反感，在给藏书家傅增湘的信里，他说：“吾辈生当斯世，他事无可为，惟保存吾国数千年之文明，不至因时势而失坠，此为应尽之责。”
张元济“保存吾国文明”的方式正是整理、编校古籍，办图书馆向公众开放，并把最好的本子用最好的技术影印出版，让这些书化身千百，分享众人。
他用二十年校勘的《四部丛刊》集合经史子集五百余种，分装3100多册；《百衲本二十四史》，以各史最好的本子为底本，如百衲衣般参照不同版本补缀残缺，全书3301卷，分装820册。“一•二八”的轰炸曾致该书照片底版全部被毁，张元济在商务重新开业后，一切从头再来，终于1937年完成这项浩大工程。
一个人、一家公司，做了过去举国之财力方能完成的事业，用周汝昌先生的话，张元济“一人之力，可以抵国”。
1937年11月，上海沦陷，商务印书馆将工厂迁入租界，于“孤岛”内坚持出版。时局愈发困难，王云五率主要行政力量辗转香港，张元济留守上海，商务印书馆勉强支撑到1941年末日军侵入租界——书籍被抄、器具被毁，就连仓库里的铅字都遭劫掠。
张元济的生计也陷入困顿，开始卖字为生。但接踵砸来的重击下，这位年近八旬的老人显示出一种强劲的精神力量。张元济的孙子、《张元济全集》编者张人凤觉得，这或许是因为他常年沉浸史书，对中国数千年的兴衰沉浮了然于胸，并从中获取了一种对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信心。
1937年5月，结束《百衲本二十四史》的工作后，张元济环顾险恶局势、痛愤故人的投敌卖国，从《左传》《史记》《战国策》中择取八则故事、十余人物，以半页文言原文、半页白话释文的方式编了本小学生也能看懂的册子：《中华民族的人格》。
此书被一版再版，在日占区则被列为禁书。
张元济一直都是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有大自信的人，这是一种心怀历史又放眼世界后的信心。无论做教育还是做出版，在他的事业中，都能看到新旧中西并行不悖、融会贯通的脉络。
他对西方好的地方很清楚，早在1910年，就用近一年时间环球旅行，深入考察英、德、法、比、意、美等14国，而论及引进西学的功劳，他是数一数二的人。
但他反对妄自尊大，也反对全盘西化。1935年，蔡元培、鲁迅、郭沫若、茅盾等近700位文教界人士联名签署的提倡“汉字拉丁化”的文件，他是不曾签名的。
1937年，张元济更对自己与同仁们几十年提倡新教育的主张做了反思，说自己良心上受着严重谴责，“怎样的主张?就是只注重新知识，将人格的扶植，德性的涵养，都放在脑后。”“唯以外国学术为尚，而于己国所以律身行己之道毫不措意。”
“就像他在《答友人问学堂事书》中说的‘必学为中国人，不学为外国人’，他认为中国文化有自己的脊梁骨，主张拿西方好的东西来丰富、而不是取代中华文化，这是他的文化观。”张人凤说。
“凡鸟固不可与伍，而择木亦不可不慎。”戊戌政变以来，张元济一直与政治谨慎保持距离。他多次拒绝清政府对他重新启用的提议，也拒绝过民国二年熊希龄(时任国务总理)请他出任教育总长的职位，认定要以出版扶助教育以启民智之后，就在这条路上埋头前行，再不回头。
1949年，几经推辞后，张元济接受邀请，北上参加新中国第一届人民政协会议，期间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及文化界友人会晤，并出席开国大典。
年底，在商务印书馆工会成立大会上，操劳多日的张元济突因中风跌倒，自此偏瘫卧床。
此后，他在床上借一张小矮桌、一盏台灯，在顾廷龙(古籍版本专家)帮助下，把早年写成的《涵芬楼烬余书录》校理定稿，将东方图书馆被毁时，因存于银行保险柜幸免于难的574种善本进行编目。
年近90岁时，他为自己写好了挽联：“好副臭皮囊，为你忙着近九十年，而今可要交卸了；这般新世界，恨我活不到一百岁，及身亲见太平来。”
1959年8月14日，93岁的张元济病逝于上海。
以商务印书馆馆歌《千丈之松》中张元济先生的三行诗句结束本文对张先生一生的回顾：
昌明教育平生愿，故向书林努力来。此是良田好耕植，有秋收获仗群才。
敢云有志竟成，总算楼台平地。从今以后更艰难，努力还需再试。
森森兮千丈之松，矫矫兮云中之龙。言满天下兮百龄之躬!
(此文的写作主要基于对张人凤先生的采访及其编辑的《张元济全集》，并参考以下资料——王绍曾：《近代出版家张元济》；张树年：《张元济往事》；傅国涌：《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周武：《天留一老试艰难——抗战胜利后的张元济》)
推荐阅读
“戊戌变法”又称“百日维新”，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六君子”者，指维新志士谭嗣同、康广仁、林旭、杨深秀、杨锐、刘光第六人，戊戌变法失败后为清廷所杀，史称“戊戌六君子”。
张元济与戊戌六君子有不同程度的交往，戊戌六君子就义，给张元济的思想带来极大震撼，同时也为他后来选择的人生道路定下了基调。戊戌变法约二十年后的1916年，“维新孑遗”张元济先生追念“当日余追随数子辇下，几席谈论，旨归一揆”，有感于六君子遗文“散佚于天壤间”，决定勉力搜求六君子遗著，辑印出版，以尽“区区后死者之责”。其间曾多有困难，幸得朱祖谋、王乃徵、王式通、李拔可、何天柱等襄助，终成《戊戌六君子遗集》六册，于1917年（丁巳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排印出版。
新版《戊戌六君子遗集》以第一版为点校底本，精校整理，并将丁巳版的六册合为一册，将原版的繁体竖排样式改为现代通行的简体横排样式，以便利学术研究，同时帮助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更好地了解戊戌变法相关历史。
政协会议
1949年，张元济赶赴北平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当选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10月1日，他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观看了阅兵式。
笔耕不辍
1950年，病榻上的张元济开始整理《涵芬楼烬余书录》。全书1951年5月由商务出版，分为4卷，线装装订成5册，书末附有《涵芬楼原存善本草木》，著录了被毁善本古籍1700余种，是中国文化史上旷古罕见的浩劫的记录。
书信
本书第一二三卷为书信
尽管书信的散失率极高
但在先生留下的文字中仍占相当大的比例
这也从一个角度
反映了张元济先生务实、勤勉的一生
致毛泽东
昨日会推元首，我公荣膺大选，为吾国得人庆也。英伦三岛昔以鸦片迫强售于我，林文忠焚毁，乃愿辄于半途，酿成江宁条约之惨。桎梏百年，贫弱日甚，后虽多禁，终多粉饰。我公发愤为雄，力图自强，必能继□根柢，一雪此奇耻。谨呈上《文忠政书》全部，聊附壤流之见，藉伸祝颂之忱。伏乞莞存，曷胜宠幸。敬贺荣庆，顺颂康宁，统维垂詧。
三十八年十月一日
诗文
张元济先生的诗以记事为多
晚年有不少是对时事的看法和感想
由于张先生不是一位诗人
今天我们读他的诗作
主要还是从中了解他的生平和思想脉络
而不着重于欣赏他的辞藻或佳句
赋得柳拂旌旗露未干
得春字五言八赋
掩映旌旗影，天阶拂柳频；
未干鸳瓦露，还带凤城春；
彩纛干宵矗，柔丝踠地匀；
卷舒涵缘意，摇曳静红尘；
铃韵风干片，珠光日一轮；
交龙方旖旎，警鹤亦精神；
瑞气全盘绕，疏烟玉仗陈；
舍人重和句，浓湛拜恩纶。
日记
本书第六卷、第七卷
收入存世的张元济先生的日记
日记由三个部分组成：
1912年至1923年商务印书馆馆事日记
1937年生活日记残本
1949年9月至10月的赴会日记
一九一七年三月七日
发行 《大英百科全书》回信已交梅翁译汉，即交锡三。
用人 王莲溪来，云学生不敷用，可否添招。余示以营业部招生章程，云既拟添招，候蒋、高归后再酌定。
古籍研究著作
古籍目录、版本、校勘之学
是张元济先生的学术专长
他以《百衲本二十四史》的校勘成果
及其对史学的贡献
于1948年当选为我国第一批院士——
中央研究院院士
每日一书
《论犯罪与刑罚》
每日一词
《新华成语大词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