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娜
出生于四川米易，悦尔像素签约摄影师，纪录片导演。
「那边工作室」主理人。
马格南基金会奖学金获得者。
曾供职于凤凰网「在人间」、澎湃新闻、网易新闻、青原色民间纪录等。
为美国国家地理、大西洋月刊、彭博社等多家杂志媒体供稿。
作品「窗户」曾参展于皮博迪埃塞克斯博物館（PEM），纽约Photoville摄影节，EyesonChinaProject群展等。
编辑/倪华初
校对/张雯
01
为什么选择做纪实影像？
我的专业背景其实与影像并没有直接的关系。
本科学的是英语，研究生是设计美学。在写研究生论文的时候，我遇到了一个做民间纪录影像的公益机构，它是我的毕业论文关于“社会创新”的一个研究案例。这个机构做在地社区的摄影、纪录片、口述历史和剧场，包括“参与式”影像——把相机交给当地学生、小朋友和村民，让他们去拍。
当时我还是一个摄影爱好者，但从这个机构看到，纪实影像原来是可以更深地参与社会的，而且在官方摄影语言或艺术、商业摄影之外，还有更多的空间可以探索。
田一陇，1934年出生，“希望国家多发点儿钱，买药吃，我多活几年，看哈世界，看哈国家”。（《空巢老人图片展》项目作品，2012年摄于重庆）
毕业以后，我通过这个机构参加了一位导演的公益图片项目，叫“农村空巢老人图片展”，我和其他几位参与者，回到各自己的村子，拍摄当地的老人。
我当时花了大半年的时间在爷爷的村子里游荡拍摄，拍照片、视频、做口述历史影像。
我和这个村子其实没有太大关联了，我们唯一的链接是我爷爷。
我从村里人那里听到了好多爷爷年轻时候甚至小时候的故事，后来也做了一个关于爷爷的纪录片。
然后，我们把拍摄的不同省市村庄的影像带到广东各地的工厂、公园、大学做展览和放映。
陈庆芳，1947年出生，她的三位亲属因灾荒去世。她在村里出了名的勤快，总要把家里的谷仓填满。（《空巢老人图片展》项目作品，2012年摄于重庆）
这可能就是我摄影生涯的开端。
之后，通过各种摄影工作坊，我逐渐接触到了更多专业的纪实摄影师，开始更多的拍摄、积累和正向反馈，也慢慢加深自己作为一名“摄影师”的身份认同。当来到某个十字路口，我决定做一名自由摄影师——因为我之前遇到的都是自由摄影师。
我的第一台数码相机是高考后奶奶送给我的大学礼物。然后就开始相机不离手的几年，去哪儿都带着，看到啥拍啥。
我觉得摄影在某一阶段之后，随着技术门槛的降低，它变得更加易于入门，如果具备一定的审美基础，拍摄效果通常不会太差。
所以是我喜欢“摄影”，然后遇到了“纪实”，然后开始做“纪实摄影”。
其实我对纪实摄影本身也没有那么执着，我认同它的价值，也喜欢通过这门手艺和他人、和世界连接，这似乎是我探索生活过程中恰好遇到的可以支持自己当时的生活方式的、而且自己相对擅长的维生手段。
02
天津大爆炸的《窗户》视角很独特，你是怎么想到从这个角度切入的？
《窗户》 周娜 摄
似乎不是想到，更多是人的身体在场，感受到，然后感受不断被强化、确认、聚焦的过程。
拍摄天津大爆炸时，我从公益机构离职大概有大半年时间，开始以自由摄影师的身份承接一些拍摄工作。爆炸发生一个半月后的9月底，委托方希望我去现场拍摄业主的图片故事。一开始，我就和对方沟通可不可以不要按天计费，不要限制时间。
周娜在拍摄《窗户》时的工作照。
当我一个人一层楼一层楼“闯”进别人家里，爆炸一个半月之后依旧刺鼻的化学气味也流窜在每一栋楼每个房间，没有门窗，没有任何遮挡和保护，周围很安静，只听得到自己脚下玻璃的声响……
刚开始什么都拍，我不知道自己能拍多久，能拍到什么……大概拍了一阵之后，能看到窗户在画面上是可以做线索的，感受可以通过重复来加强，而且窗户前的场景和细节也有很多差异：不同的装潢、家居、摆放，有的有玩具，有的有跑步机……可以通过这个“窗户”看到这个家庭曾经可能的生活。
窗户本来是保护和遮蔽，但那刻之后，公和私的分界没有了，窗户玻璃碎成子弹一样刺向屋内的主人，我作为外来者，站在这个“家”里的时候，它本来的主人是不在的，有可能受伤缝针了，有可能没有……我是闯入者，我记录下的影像在这个层面也是某种入侵。我站着拍照的位置在那一刻是非常危险的……
后来更明确会拍窗户，但是其他的也拍，这个过程中也会拍视频。就觉得是最后留下这些影像和记忆的缝隙。当时协议都签得差不多了，工人已经进场了，开始修复外墙、窗户、室内。
三年后，我把这三年拍摄的视频、图片、声音，以及网上搜集到新闻视频、图片，一起做了一个非叙事性的短片，也叫《窗户》。
我觉得窗户和窗帘对一个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部分，读书的时候如果书桌对着墙没有窗户，我会自己找两块布，束起来，贴墙上作为窗帘，墙上似乎就有了窗户。身体感受顿时就不一样了。
03
很多纪实摄影师都在做纪录片，你转型是因为什么？是平台需要，还是自己的选择？
我其实没有太执着于某一个表现形式，包括对自己的身份定义——究竟是摄影师还是纪录片导演？并不在意这些。
我一直认为，什么样的故事适合什么样的表现形式，以及用什么方式去讲述，按需定制，并不一定要局限在单一的形式上。
现在，作为一名自由摄影师，视频制作也是必不可少的一项技能，这是时代发展的要求。
04
你关注哪些社会议题？
由于工作的需要，我做过许多社会问题的报道，包括空巢老人、留守儿童、尘肺、MeToo和环保议题等。目前，我比较关心女性议题，这可能与我个人的身份和处境密切相关。
周娜为美国国家地理作者保罗·萨洛佩科（Paul Salopek）《永远的行走》项目拍摄的配图。
另外，最近我还在着手做一个环保议题的项目，我希望在拥有更多自由时间后，能够着手一些长期项目。这些项目可能不是媒体关注的焦点，也很难保证“流量”，但是，我觉得值得去长期关注。
05
职业女性通常都会面临家庭、育儿、事业相冲突的困境，你会有这方面的困扰吗？
家里人其实给了很大支持了，但作为一个不到两岁孩子的家长，时间的挤压也肉眼可见，特别是在家工作的时候。我也在自然做一些调整，比如我现在会更倾向一些时间可控性强一些的工作。
育儿可能还是阶段性的问题，非常忙碌的阶段总会过去的吧（天真地想）。
更多的困扰还是作为一名女性自主性的成长。
女性在婚后做选择时会很自然会把自己放在末位——不是别人要求的，甚至都很长时间自己都没有察觉，我不知道环境和文化埋在我脑子里面的是什么思维模式，我觉得是这个层面，自我是需要更多觉察和成长的。
06
你参加过有很多中外合作的项目，你觉得中外摄影师在创作理念上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周娜作品《Nine Lies》（2016吴哥摄影工作坊中完成的关于家庭暴力的图片故事）
我观察到国外的摄影师作品意识非常强。
他们从项目的早期阶段就开始考虑作品未来的展示形式：是要在大尺寸的墙面上展示，还是做成小巧的手工书；是以画册的形式出版，或者其他形式。
从项目开始到结束，他们会很早就考虑到这些细节，整体考量上更为全面。
此外，他们非常擅长作品的推广。
很多时候，我们的作品完成后就结束了，但这些优秀的摄影师在作品完成后，会通过多种渠道和方式进行展览或讨论，以及其它形式的衍生。
当然，也看到他们本身对议题理解的深度和表达也非常到位，因此有很多可以延伸和扩展的空间。
这一点我认为非常值得学习。
07
《年轻乳腺癌患者：一次“生”的尝试》这个选题，你持续跟踪了将近半年，故事背后有什么可以分享的吗？
年轻的乳腺癌患者：一次“生”的尝试
悦尔像素提供了很大的创作空间，所以我接到这个项目以后，花了很长时间来做调研和策划。
看了国内几乎所有的乳腺癌相关的纪录片和书籍，也包括铿锵玫瑰之前已经拍过的短片。
起初，我对公益机构推荐的拍摄对象并不确定，相对而言，她们推荐的人物，现阶段的生活，故事性和画面感都不是很强，而且之前也有其他媒体拍过了。
在短时间内，重复已经说过的、没有什么变化的故事，我觉得也很浪费。
雪莹和她的雕塑作品合影。 周娜 摄
后来决定拍春莹，是在相处之后，看到了春莹有非常好的表达能力和意愿，并且她生育的这段经历还是一个被讨论得比较少的角度。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春莹的故事打动了我。
春莹作为一名女性的主体性，似乎是在患病后被挤压在石头缝的逼仄环境里生长出来，她在努力重建自己的生活和边界。
在拍摄过程中，作为女性摄影师和导演，可能更容易产生共鸣。
我在接受这个拍摄委托前，乳腺查出来了三类结节，我曾计划将自己就医过程也记录下来加到片子中，后来经过一系列检查，情况暂时稳定，就放弃了这个设想。但这段经历让我对拍摄对象有了更深的代入感。
另外，我觉得男性和女性视角还是有一些不同的。
比如，在和一位男性摄影师讨论拍摄方案的时候，他提议用长着霉点、腐败的西红柿或者洋葱来象征病人的乳房，然后可以用刀切除的画面指代乳腺癌患者经历过的根治手术。
我觉得这个想法挺好，但是会让我感到不适。可能，太近或者过于代入是保护，也是障碍吧。
《我的身体有一束花火》（乳腺癌患者肖像） 周娜 摄
再有，拍病人和康复者的人物肖像，我很早就确定不会拍摄患者裸露的半身肖像。我的一个衡量标准是，如果拍摄对象是我的亲人，母亲或者妹妹，我是否愿意这样来拍摄她们？
08
在雪莹的故事里，她和雕塑家用医院检查单“重建乳房”，为什么要加入这个情节？
雪莹在雕塑家诗月的协助下，用医院检查单复印件“重建乳房”。
我们一直在想，怎么样能够在形式上有一些创新，能够更吸引人，但是它需要是和内容高度契合的，不能为了形式而形式，需要能展现人物的内心。
春莹的乳房经历了两次手术、四个部分：包括局部切除、假体植入、右乳全切、放扩张器。她的乳房经历的手术和她存放的一大叠报告单是对应的。特别第一次重建手术……在她的描述中，这个过程是突然、不可控、不可预知的，让人“崩溃”的。
我们希望有一个方式，让她在意的身体部位客体化，同时让她掌控自己的“手术过程”，让她“操刀”，而不是躺在手术台上。
一开始我就希望这个过程对春莹来说是艺术疗愈，整个过程都征询了春莹的意见和想法，也为此做了很多准备工作。
最后的效果也非常好。
那天雕塑前后做了可能有五六个小时候。最终，当雕塑完成时，看到春莹的表情，就觉得踏实了，她自己反馈也是非常好。
我觉得这是很特别的一次经历。在之前的拍摄中，如果拍摄的是对方的困境，大部分时候其实会有很大程度的掠夺感。但是这一次，我们在拍摄过程中，就给予到拍摄对象很正向的回馈，还是很有满足感的。
受此鼓励，我们后续甚至还申请了一个「重建乳房」的项目，希望为更多的乳腺癌女性做雕塑，邀请她们讲述自己的故事。
09
你采访、编辑或担任制片将近60多个故事，你会不会被这些人物和故事影响？
距离稍微远的一些的其实还好，比如后来作为编辑和制片，马不停蹄赶往下一个片子，没太大的感觉。
而作为一线记录者，受选题、介入程度和时间长度的不同，有不同的影响。
这个职业有一个特点：你可能很快与拍摄对象建立较深的联系，却又需要不断进入新的故事，你没有时间深入到他们的生活中。有时候当你想要再次了解之前的拍摄对象，想知道他们的近况时，觉得那么近又那么远，有时会觉得没有勇气过问。
对我来说，如果是长期项目，影响和压力会更大。
因为介入的时间很长，与拍摄对象的连接也很深。当我完成他们的故事拍摄后，却发现并不能带来太多改变，甚至可能对他们产生不良影响时，心理压力会非常大。
我之前申请了一个女性议题的项目，后来做了一半就没有做了，当时自己刚刚结束了一个长项目，感觉情绪的消耗本身很大的，而这个项目也和自己的经历有一些相关性，但是自己很多思绪没有捋清楚，就觉得很难去着手深入去做，后来这个项目就一直拖延拖到最后结项时间截止。
之后我就找了一份全职的工作。
总的来说，我采访拍摄过的故事也构成了我很重要的一部分，补充到我对这个世界的理解和认知。比如这次拍摄的主人公，春莹，我觉得从她身上学习到了很多东西。
10
你的职业标签有纪实摄影师、编辑、主编、纪录片导演、制片人，最喜欢哪个？
如果说个人喜好，我第一反应还是会选择纪实摄影师。
这个身份会更自由、自在。
我问过好多摄影师其实都还是更喜欢单枪匹马工作，我也是。
和人合作，也非常重要，但是还是需要磨合甚至“妥协”，对于像我这样不太能坚持自己想法的人来说，合作会面临更多的挑战。
纪实摄影师在个人项目上，有很大程度的创作空间和创作权利，创作还是好玩的。而且，摄影看起来真的是一个可能我“很老很老”都还可以继续创作的媒介。
还是很期待的。
11
你对自己的“像素人生”有什么规划？
我一直没有什么职业规划，我的经历一路和影像相关，但成为摄影师，似乎又是一个意外。
刚毕业的时候还是非常理想化的，最初支持我做出选择的动力，是想“用自己的生活做实验”。
什么实验呢？想要找到主流价值观之外的，可持续和幸福的生活方式。
这和我研究生阶段的论文方向相关。现在回想，是很奢侈的阶段——当时的社会氛围也是如此，觉得有很多可能性，没想到考公，也没考虑过赚钱的问题。
现在回过头来看，很幸运在摄影这条路上得到过很多的帮助和支持，虽然这个行业赚大钱很难——如果想赚大钱的话，选对行业很重要。
现在的自己还是很高兴当时做出的选择，因为确实“摄影如奇遇”。
毕竟摄影很有趣的，尤其是在它不仅仅是一项工作的时候。
希望自己接下来在“接活儿”的同时，有更多学习和成长，做一些长期的、有价值的创作。
我现在都记得我第一份工作机构的简介第一句：
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故事。一个家庭有一个家庭的故事。一座城市有一座城市的故事。一个国家有一个国家的故事。一个人从小到大听到的故事的总和构成了他对世界的理解。当一个人离开世界，他留下的和带走的，是关于他的故事。
这个机构现在已经没有了，但我和这个机构的伙伴们还在用各自擅长的媒介讲故事。
（本文配图均由受访者提供，转载需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