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作家韩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诺奖颁奖词提到，“她以紧密的诗性散文，直面历史创伤并展现人类生活的脆弱。” 在大量的报道中，媒体给了韩江一些定语，“韩国第一位获奖者”“东亚第一位女性获奖者”，与此同时，网络舆论也出现了许多质疑和贬抑的声音。
在欧洲读性别研究的范文婧和她的朋友们，在获知韩江得诺贝尔文学奖时，尤其感到开心和感动。她和朋友们在欧洲为东亚女性主义的发展不被西方学者所看见、重视而感到遗憾。韩江获奖，意味着一次东亚女性的书写和反抗被世界所看见的机会，更代表了在这个生命在不停地被战火所掠夺的年代，韩江用文字去揭示暴力、人性、父权的意义。
她从四年前开始了只读女作家、只看女性导演的实践，并在豆瓣分享她的女作家阅读总结，作为她对女性创作者的支持。
这篇文章，从韩江最被熟知的几部作品《素食者》《少年来了》和《不做告别》出发，去梳理一位女作家选择书写女性和历史的意义。
东亚女性文学有什么独特之处？一位韩国女作家获得诺奖，有什么特殊的意义？我们怎么看待一位女作家的写作选择和所面临的争议？这些又是否与东亚独特的女性主义运动相关？
文 ｜ 范文婧
编辑 ｜ Sharon
《素食者》和续写女性文学
韩江最被人知晓的作品《素食者》出版于 2007 年，主角英惠在婚后的第五年忽然开始做一些关于杀戮的噩梦，她受不了肉味了，于是决定不再吃肉，拒绝为家人准备荤菜，直到抗拒自己的“人类”身份。在伴随着身边人们的不解和身体变化的三年后，她想象自己变成一棵只需要喝水和晒太阳的树，不再吃任何食物。
这本书有三个章节，分别从英惠利己又厌女的丈夫、以艺术之名强奸了她的姐夫、与她有相同身体感受但做出不同选择的姐姐仁惠三个人的视角来展开，仅有第一章里零星有一些英惠梦境的描述，其它部分都是他人视角。
我对《素食者》的第一印象是“痛”。第一次读的时候，我在第一章的结尾和整个第三章都全程哭泣。英惠最初决定要吃素是因为做噩梦，梦里自己既是屠杀者，又是被杀害的人，于是她再也忍受不了肉的味道。直到父亲在家庭聚会上打了英惠，她才模糊地意识到，这个纠缠自己很久的梦境来自于童年的经历——父亲用极为残暴的方式杀死了曾经陪伴英惠但咬了英惠的狗，而英惠被迫见证了这恐怖的过程，并吃下了狗肉。
©ChatGPT
食素的意象呼应了西方近年来的素食运动，反对人类对动物的奴役。但在韩江的作品里，这更像是“父权制吃女人”的隐喻。正如英惠母亲在探望英惠时所说“你现在不吃肉，全世界的人就会把你吃掉”。多么像父权制的召唤，仿佛是在说“在这个世界里你注定不能独善其身，要么吃人，要么被吃”。又像是在对这个社会质问，是不是只有归顺服从、取悦讨好的女人才能被接纳？是不是拒绝成为加害者就是有罪的？
女性自然是被吃的角色，英惠这位“最平凡的女人”，时时刻刻都在“被吃”：料理所有日常的家务、在丈夫出门前准备早餐熨烫衣服、承担丈夫催促带来的不安、被训练得不过问丈夫日常行踪、从事零工补贴家用、被迫在丈夫有兴致的时候进行性爱并被要求表现得主动。
她无法改变丈夫、家庭和社会环境，只能改变自己。从小时候面对父亲被动消极的态度，到成年之后不愿意穿胸罩。早在英惠选择吃素之前，她的愤怒、暴力就已经开始指向自己。当最后在精神病医院里被插管喂食，英惠奋力反抗，因为本来“能伤害的也只有自己的身体”，“可现在，连这个都做不到了”。
让我最痛心的就是这种“将伤害指向自己”“企图用伤害自己来惩罚压迫者”的反抗，太“东亚”了。上野千鹤子的《始于极限》中，铃木凉美谈及自己选择成为女优是为了叛逆、做父母不喜欢的事情。河美娜《我的痛苦有名字吗？》中采访到想要轻生的年轻女性，仅仅是为了“让那些人产生愧疚”。它来自于对改变世界、改变周遭环境可能性的无力感，不得不用折磨自己、糟蹋自己来表达对世界的不屑。
在与朋友讨论这本书的过程中，我们争论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这样消极的反抗算是一种反抗吗？又或者，书写这样的反抗有意义吗？
2021 年第一次读这本书的时候，我觉得这种批评有点“苛求”了。一本有女性意识的作品、一本写女性生命体验的作品，并没有责任探寻出对父权制“有效”的反抗途径。能够呈现出女性生活中受到的未被言说的不公，已经是很好的作品。
彼时的韩女文学也大多如此，如《82年的金智英》《给贤南哥的信》以及日本的《坡道上的家》、华语的《如雪如山》《女神自助餐》皆为此类。这些书写的意义在于诉说女性独有的生命体验，让女性读者知道“我不是唯一一个经历这些的人”，在肯定自己经历的过程中逐渐确立主体性。
©《82年生的金智英》
时间来到 2023 年，女权主义理念在以微博为中心的中文媒体发展，让我逐渐意识到这类女性作品关注的核心是个人自我发展与“传统女性责任”之间的矛盾，是异性恋女性、选择进入婚姻的女性所面临的困境。这些主题与我所关注的女权主义议题不再相关，我更关注单身女性的处境、女性如何重新塑造自己的力量、环保与生态女性主义，我开始失去了阅读那些“传统”女性主义作品的兴趣。
不过，随之而来网络上对《房思琪的初恋乐园》“弱女文学”、“美化痛苦”的批评，又让我感到不适。林奕含的经历让她无法选择自己书写的主题和方式，加之直到她去世为止#metoo运动都还没有在全球开始，她如何能知道“有什么方法”呢？
回到《素食者》中英惠的反抗，她拒绝沦为“吃肉”的人、而后拒绝成为一个“人”。作为一本现实主义作品，这样的反抗纵使没有让自己的处境变好，也呈现出了独属于东亚女性的“绝望的形态”。在小说的最后，姐姐仁惠理解了英惠，带着英惠离开精神病院，她说“在梦里，我们以为那就是全部”，但当女性醒来，就会知道还有别的可能性。
我想，呈现女性痛苦与绝望的处境是女性文学的第一步，它有意义，它也需要被续写。
女作家的温柔与选择
韩江的《少年来了》出版于 2014 年，她曾在采访里说，“我没有计划写这件事，但它一直在我的身体里，我间接地与这段记忆一同成长”。
1980年5月18日，掌握军权的全斗焕下令用武力镇压民主运动的参与者，造成数百至数千名学生和平民死亡。出生于光州的韩江，在那年年初因为父亲工作的原因而搬去了首尔，对她来说，“虽然不是故意离开，但总是有一种愧疚感”，因为“一些人在替我们追求民主、替我们牺牲”。
这样的“愧疚”也成为全书一条隐藏的主线。年轻的中学生东浩和正戴在抗议中遇到了镇压，看着朋友正戴在自己的面前倒下，他没有像很多人一样为了救朋友而赴死。带着愧疚的东浩成为了暂存遗体道馆的志愿者，却在镇压军来到道馆的时候瞒着所有人加入了抵抗的队伍，最终被杀害。
不仅仅是东浩，见证了这一切的高中毕业生恩淑，在往后的人生里也不断地感到愧疚。愧疚没能拦住东浩，愧疚没能为东浩办一场葬礼，以及愧疚没能有勇气一同赴死。
©ChatGPT
可是，愧疚的从来都不应该是他们。当人性被迫放置在这样的时空里衡量，一切标准都变得扭曲。“平凡普通”变成了“懦弱”、“牺牲精神”变成了“应当”，经历过灾难的人无一能幸免。数据统计，经历过光州事件的幸存者中，自杀率为11%，远远高于平均值，他们终其一生都将与愧疚、死亡的阴影斗争。
韩江花了接近两年的时间来搜集资料和书写，整个写作过程“几乎每天都会哭”。当我读到《少年来了》里对死亡直白又残忍的描述，我很难想象她如何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持续阅读幸存者口述史、翻阅当时的照片的煎熬中度过，又如何与那些残痛的历史相遇并将之书写。我同时想到写下《南京大屠杀》之后选择结束生命的张纯如，我好想大声感叹，“战争都是男性造成的，为什么要由女性来承受这些痛苦”？
韩江选择承担起这份痛苦，把它当作自己的使命。对韩江来说，从《素食者》到《少年来了》，都在讨论人性的暴力。“人为什么能暴力至此？”但她在采访中说，创作《少年来了》的过程改变了她这一初衷，“我从一个关注暴力如何发生的人，变成了一个关注尊严是如何（在这样的情况下依旧）存在的见证者”。
这是女作家的选择，也呼应了一个女性主义的转向。韩江选择把灾难的关注点从人性的恶转向人性的善，视角也从上位者转向下位者、从宏观转向微观。于是，她的情感更与受害者们站在一起、“与我们站在一起”。
这样的选择在韩江的新书《不做告别》里得到了更多体现。同样以独裁历史为背景，主角小说家庆荷像是与韩江本人重合：四年前写了一本关于屠杀的书、被残酷历史的噩梦缠绕、写下遗书却不知应该托付给谁。而经历过灾难的痛苦在另一位主角仁善登场时就已经暗示，断了的手指若想修复，需要每三分钟重新疼痛一次、连续三周。多像是灾难后的人们，那么想要“重新生活”，却每一刻都生活在灾难留下的疼痛中。
济州岛大屠杀的背景，在这本小说行至中间才缓缓浮现。在难以分辨的现实与梦境、过去与现在之间，仁善向庆荷诉说自己家族的历史——坚持寻找舅舅的外婆、见证亲人死亡而后成为纪念组织活跃分子的妈妈，以及独自搜寻资料、放弃纪录片事业而想要为这场灾难做木质人像纪念的仁善。
不同于《少年来了》直接讲述灾难当时的个体故事，这次韩江写了更多经历了灾难的女性遗属、幸存者、关注者们在事件发生后几十年里的生活。痛苦被埋藏得很深，但无论是以何种方式经历，都将伴随一生。
这一次，韩江把战争和痛苦写得既“轻”又“重”，“轻”在放弃了那种男性书写历史时候通常使用的猎奇笔法，把关注点放在战争对活着的人的影响；可又“重”在穿越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触碰到这段历史的人依旧无法摆脱它的影响，要那么努力才能活下去。
韩江在后记中写道，“四年前写了前两页，四年后才完成”。我想，当她在花许多时间与那些残痛的历史、口述史相遇时，她一定与书中的庆荷一样噩梦缠身。但读到最后庆荷与仁善努力点着火柴看着她们的作品，我想她们似乎是在告诉我们，通过女性的眼睛、女性的书写，我们或许就是这样记住历史的。用身体、用艺术、用疼痛，以及，用“活下去”并“记住”。
这是韩江的温柔，也是她的悲悯。一如她在得知自己获得诺奖之后，依旧关心此时此刻发生的不幸，不愿意单独召开新闻发布会、不愿意举办大型派对，要“时刻保持清醒”。
从韩江的争议看抑止女性写作
在获得诺奖之后，韩江如同所有其她女作家一样在网络上受到各种各样的贬抑。
网络舆论对韩江获诺奖之后贬抑的声音
“她写了，可你们看看她写的啥呀！”
“她写了，可她算不上真正的艺术家，这也不是真正的艺术。”
“她写了，可她就写了这么一部作品。”
“她写了但作品只是因为某个勉强服人的原因才显得有趣/被选入正典。”
“如何抑止女性写作？”女性每时每刻都在被抑止，即使她是一位已经多次获得文学界最高奖项的作家。
不过，在对韩江作品的争议中，有一个讨论倒是很有意思。认为韩江作品吃到了“政治正确”红利的人里，有人觉得是因为女性议题，有人则认为是战争议题。认为是后者的人，觉得《素食者》这样以女性痛苦和生命体验为核心的作品“过分女性化”“只有女性关注”“不够普世”，是低等的写作，不足以获奖；而认为是前者的人，觉得在《少年来了》这样的作品里，韩江失去了女性应该表达的议题，是背离了女性书写。
那么，对于女作家来说，到底是书写女性议题的作品更重要，还是写所谓“宏大”的议题更重要？前者的意义在于可以记录女性独有的生命体验，而后者可以让女性的声音在较为男性主导的领域里占领一席之地。这个问题仿若一个陷阱，写什么都不够好。好像只要是女性的作品，都有一些天生的“缺陷”。反观以男性为核心的作品从来都不会太“男性化”，男性来书写任何议题也从来都不会背离男性写作。
但这个问题在我最近重读一些喜欢的作品时获得新的解答。或许，当一个女作家将女性身份内化，又希望在作品里呈现女性的主体性，这二者就会获得融合。
在韩江的《不做告别》里，女性成为历史故事的讲述者和经历者，当战争也由女性来转述，世界是否会少些惨痛的记忆？在韩国科幻作家金草叶的《地球尽头的温室》里，女性和植物成为了地球的拯救者、幸存者和探索者，当世界的基础设定变成了“纯女”，在和平与生存之外是否还有更多议题可以讨论？在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为《使女的故事》续写的作品《证言》中，莉迪亚姑姑有了自己的故事，拯救世界的是两个跨越国度和年龄彼此信任的女性，这怎么能不算是女性对世界理想形态的畅想呢？
它们是“女性故事”，也是“更宏大”的故事。
并不意外的是，韩江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至今未出面接受采访。她的父亲韩升元曾建议她召开新闻发布会庆祝，但韩江对他说：“战争愈演愈烈，当我们还在见证这些悲剧事件（指俄乌和巴以战争）时，每天都有人被抬出去送死，我们怎么能举行庆祝活动或召开新闻发布会呢？请不要庆祝。”“瑞典文学院授予我这个奖项，不是让我们享受，而是让我们保持头脑清醒。”
遥相呼应的场景出现在今年的三八国际妇女节，女性学者、作家萨拉·艾哈迈德（Sara Ahmed）在伦敦举办的新书对谈会上，她同样说到（今年的）妇女节并不是一个值得高兴的日子，而是一个我们去感受和表达对被夺走生命的悲痛，对与之同流合污的权力的愤怒，对抗争被定罪的愤怒的日子。
从书写暴力与战争，到可以发声但拒绝庆祝，即便她们的文字和声音总是以不同理由被抑止和否认，但这样女性的选择、文学的选择、审美的选择，让女性写作和声音得以跨越“女性写作/非女性写作”或“个人叙事/宏大叙事”的界限，创造出全然不同的作品。就如韩江曾在访谈中表示，她以女性的身份发声、写作和生活对她来说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她希望能以女性的身份，向人类和历史提问。
韩女文学与东亚女权
我还想再多讨论一下东亚的女性文学获诺奖对东亚女权发展的意义。文学的诞生离不开所在的土地和文化，韩女文学和东亚女性文学区别于西方女性文学最为重要的背景是：儒家文化。
无论是《素食者》还是《82年的金智英》，贯穿女性生命的父权制不仅是婚姻和社会期望，还有原生家庭的“父亲”形象。回想我抑郁到想要轻生的中学时代，父权制的男性家长对我的打压、谩骂，让我在往后的二十年里都依旧自卑、不敢表达、觉得自己不配、对不可得的东西充满无力感。
这些在东亚的女性文学里得到了重要的体现。家庭和父亲的权威在女性成年之后依旧存在，《素食者》中家庭聚餐作为第一章最重要的转折点，极为残忍地展示了女性“被吃”的处境。父亲认为自己是权威、忤逆自己的人就该被打；母亲没有精力理解女人，夹在丈夫和女儿之间一边和稀泥一边对女儿道德绑架；弟弟企图用顺服父亲伤害姐姐来建立在家庭的地位；姐姐从小就希望保护妹妹，最后和妹妹一同被整个家族抛弃。
多么熟悉的家庭故事，我也能在其中找到许多出现在我生命中的经历。这是独属于东亚的文化背景和因此造成的女性处境，家庭的父权制和社会的父权制彼此支撑，让女性难以逃脱。
于是近年来东亚的女权运动里有了脱离宗教（儒教）、反对孝道、争取财产（土地）等口号，相较于欧美近年关注环保、性交易、跨性别等议题，显得尤为独特，也难得。
©《致允熙》
但是，在全球主流女性主义学术研究和社会运动中，东亚的声音却很少被听到。还没有对比近年来东亚女权运动和早期西方激进女权运动的学术研究，即使某种程度上她们的理念极为相似；上野千鹤子最为著名的《厌女》和《父权制与资本主义》依旧没有英文译本，在“父权制”的构建中，原生家庭对儒家文化下的女性的重要性还没有被西方理解，甚至“父权制”这个概念中的“家庭”意味也仅有东亚的研究者能够理解；还有许多我喜欢的非常有女性意识的东亚女作家，她们的作品都还只有中日韩的译本，没有机会被翻译成英文。
我想，韩江的获奖或许能对这些事情有一些助力吧。更多的韩国、亚洲女性文学将会有机会被翻译、被阅读、被讨论。也许这样，“第三世界女性”的故事会跨过盲目相信“所有女性都有一样的生命经验”，迎来基于互相了解的真正的姐妹情谊。
后记：读女作家作品是对女作家最好的支持
今年是我决定“只阅读女作家作品”的第四年。
其实决定“只读女作家作品”的初衷非常简单，只是对“读男性作品会生气”这件事厌倦了。况且，对女性最好的支持，就是在女性的身上投入时间和精力。人生能够阅读的数量那么短暂，我想全都用在女性的作品上。
在只读女作家后的四年里，我有很多感受，比如阅读书籍变得轻松了；又比如没有了“我必须要给女作家打比男作家更高的分数”的包袱，也可以给不喜欢的女作家作品打低分了；还比如我不再向往“读尽”过往优秀的作品，更关注那些与我同龄的、能写出我心中所期望世界的女作家们。
或许最重要的是，我理解了文学界里的“经典之作”无不充斥着传统的父权制思维，那不是我认为世界应该有的样子。
韩江曾经是我最喜欢的作家，但现在已经不是了。再读韩江的作品，我会质疑男性是否能如她笔下那样善良、勇敢，也会抱怨女性应该被置于更重要的位置。现在，我更喜欢金草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托妮莫里森和雪莉杰克逊。
我们总觉得历史上的女性创作者太少，但事实是她们深受贬抑，却一直在继续创作。《如何抑止女性写作》的最后一章里作者说，“如果关于前辈的记忆被埋葬，那么过去从未有过前辈的假设就会继续存在下去，每一代妇女都会相信自己承受着一切从头开始的负担”。我们并非没有那些“前辈”，而是那些闪闪发光的前辈们没有被看到。
不过总之，很高兴韩江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那些曾经感动过我的文字，将会被更多人读到。上个月我的中学语文老师第一次给我发消息，问我有什么女性主义启蒙的作品可以推荐给高中学生，我推荐了《素食者》。现在我想，真好，以后不再需要我推荐，大家都会去读了。
我想，这也是我最后想说的。对女作家最好的支持，就是把精力花在她们身上——阅读她们的作品、只阅读她们的作品，我们将在阅读中彼此照亮。
*封面图来源于《素食者》封面的插画师卤猫的微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