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梯若尔资料图。本文来源：睿见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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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奖得主担忧：美国和中国巨头在这一领域非常出色，欧洲可能会落后很多
201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图卢兹大学经济学教授让·梯若尔（Jean Tirole）演讲。
与美国和亚洲相比，欧洲国家研发投入不仅少，而且存在支出不当
让·梯若尔表示，在与美国和亚洲相比，欧洲在竞争力方面存在很大问题。他举例说，欧洲每小时的生产率仅约为美国的三分之二，“我们的工作时间少了一些，但重要的是生产率更低了”。
对于欧洲生产率偏低的原因，让·梯若尔认为主要原因是缺乏创新，欧洲国家在研发上的支出不仅太少，而且还存在支出不当的现象。
“2000年在里斯本，我们制定的目标是将3%的GDP用于创新。24年后的今天，我们只有2%。这对欧洲，特别是对法国来说，真的是一个大问题”，他说。
而在支出不当方面，。让·梯若尔说，部分资金并未用在能创造财富的领域。
“在公共部门支出方面，美国和法国是旗鼓相当的”，他说，但私营部门在欧洲的支出占1.2%，而在美国则占2.3%，因此，美国私营部门在研发方面的投入远高于法国。
他特别指出，美国85%的研发投入用于技术、软件、人工智能、生物技术等领域，而在欧洲，50%的投入则用于汽车行业，“这是有很大风险的”，他强调，欧洲并没有把投资重点放在未来的产业上。
现行劳动法不适合欧洲初创公司
那么是什么在阻碍欧洲的进步呢？
让·梯若尔认为，首先是监管问题。他举例说，现行的劳动法根本不适合欧洲初创公司和他们的创新。“我们有27个不同的劳动法，对于一个企业家来说，管理起来非常复杂”。
第二，教育方面也存在问题。“我们都意识到，尤其是在法国，我们的教育成绩非常低。尤其是 STEM 学科，即科学、数学、物理等。不得不说，尽管大学已经做出了努力，但仍然没有达到应有的水平”，他说。
让·梯若尔说，虽然专利引用的科学论文约30%来自欧洲，但这没有转化为产业应用。“也就是说，它仍然停留在欧洲的学术界。而这些产业应用在美国或中国是很普及的，但在法国或欧洲并没有那么普及”。
第三，文化层面，让·梯若尔说，在欧洲，至少在法国大学本科、硕士和博士层面没有创业课程，也就没有形成创业文化。
第四，欧洲没有统一的资本市场，也没有统一的数字市场。
让·梯若尔对比说，20年前美国和欧洲的前三大公司非常相似。美国有辉瑞公司、通用汽车和福特。欧洲则拥有大众汽车公司和戴姆勒-奔驰等。但20年后，情况完全不同了。美国的大公司主要是谷歌、苹果、脸书和亚马逊，Alphabet、Meta和微软。而欧洲仍是那几家汽车公司，再加上保时捷，欧洲50%的研发投入来自汽车公司或与汽车相关的公司。
“我们处于一种完全专注于某个行业的状况，当然这个行业不应该被忽视。但它的利润率远低于科技和生物技术行业，因此创造的价值也较低”，让·梯若尔说，更重要的是，欧洲汽车行业正面临模式的转变——向电动汽车、自动驾驶等方向发展，“这些事情，中国人和美国人做得非常好”。
“我们确实面临降级的危险，这一点必须说清楚，确实存在降级的危险”，让·梯若尔告诫。
谈及融资问题，让·梯若尔直言，欧洲在技术领域的投资并不多，可能将会因此而落后。
此外，欧洲的融资机制也并不理想，这有两个原因：
第一，欧洲主要资助那些已经非常成熟的项目和成熟的初创公司和中小企业，最终采取的是传统的产业政策，而不是像美国那样进行高风险项目的投资。
第二，欧洲需要重新调整方向，转向突破性技术。
但让·梯若尔担心，上述问题难以解决。
他解释称，在美国，通常是科学家来做出投资选择。而在欧洲，通常是欧盟委员会的官员来负责。“整体政策导致游说团体变得更强大，他们希望为自己的企业获得资金，这可以理解，但结果就是突破性研究被完全忽视了，因此，在某种程度上需要改善管理结构”。
他还提到了欧洲官僚系统的繁琐，“起草合同的官僚程序非常繁琐，资金的发放需要花费很长时间。有很多文件需要处理，有时甚至达到200-300页。好吧，这不是一种有效的工作方式”，他感叹。
在医药领域，让·梯若尔也表示出了对欧洲的担心。“医学越来越多地依赖于科技，所有与数据、人工智能、基因等相关的技术将彻底改变并已经在改变医学。考虑到美国和中国的巨头在这一领域非常出色，并且他们有着充足的资金，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我们可能会落后很多”。
让·梯若尔认为，欧洲的产业政策必须确保自身能够实现突破性的创新。“如果不这样做，我们将在创新方面进一步落后，将在购买力和国家安全方面完全依赖于美国和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