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一直在宇宙中寻找捷径，渴望找到开启虫洞的秘钥，实现时空转移。那一刻，历史、现在和未来紧密勾连，充满更加不可知的变数。可惜的是，科学家还没有观察到虫洞的证据，历史或可折叠却无从改变，人类社会依然保持着线性发展规律。
令人欣慰的是，历史的遥远距离好歹为后世留下了一丝想象空间。那些可歌可泣的人物、如梦如幻的场景、常悟常新的故事，绘就了历史的天空，投射在作家的眼中，成为笔下的世界，最终融入读者的独特认知中。
我喜欢阅读历史小说，可能就是基于这样奇妙的感觉。
下决心阅读《北京法源寺》之前，我对于这座北京城内最古老寺院的认知，还停留在家附近的一座安静寺院而已。偶尔进去闲逛时，也无法深入理解“法海真源”之意，满眼尽是海棠丁香，花香扑鼻。直到无意间看了田沁鑫导演的话剧《北京法源寺》，才对这个距我家仅百步之遥的寺庙来了兴致，找来原著《北京法源寺》，希望能更深入地了解这座古刹的魅力。想看看这部长篇历史小说，是如何通过文字城邦重塑那些与寺院紧密相连的人与事。
有道是，一座法源寺，半部中国史。
法源寺之所以不寻常，是因为其历史悠久。这座始建于唐朝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的寺院，最初是唐太宗李世民为了超度北征辽东战役中阵亡的将士而建，当时叫“悯忠寺”，听上去就透着悲凉。但这绝不是它的高光时刻，甚至在1000年以后，抗清名将袁崇焕的尸骨收敛于此也算不上。在李敖看来，这里存在感最强的时刻，莫过于见证从百日维新失败到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舍生取义的那段时光。
说起这段历史，人们都不陌生，这部书也写不出野史秘闻，李敖甚至没有用多少细节来刻画人物。书里看似枯燥的思辨与讨论，却深深吸引我。比如康有为和大师论“忠”的那段，关于狭隘的“忠”和广义的“忠”的思考令人印象深刻。
李敖借大师之口说：狭隘的“忠”只是对主人尽忠，广义的“忠”则是为天下尽忠。比如，岳飞就困在“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的教条中，这样的“忠”令人惋惜。
从这里生发开来，我们就能看到一个关键人物——谭嗣同的复杂性。这个人有着旧式知识分子的桀骜，也有着中国式的侠气；他本是地道的革命党，却在康有为、梁启超的感召下加入改良党、保皇派；他明明有机会逃跑，但非要以死明志，对光绪帝尽忠。
他的“忠”对吗？算愚忠吗？这恐怕不是简单的判断题。在李敖笔下，他的赴死有两个更重要的意义：一是通过牺牲激起大众的觉醒，二是用鲜血告诉大家不能走改良的路了。
“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这两句诗便是谭嗣同死前明志。“死能唤醒更多沉睡的中国人。”在这样的理念驱动下，谭嗣同慷慨赴死，从头至尾显得从容不迫。因为他知道，他的死亡会成为丰碑，会成为继承者前行的灯塔，使他甘愿献出的生命更有意义。
谈到生死，也要聊聊同样与法源寺有割舍不断关系的康梁二人。没有赴死的康有为和梁启超，后来走上了截然相反的道路，前者成为了不折不扣的保皇党，后者则开始转向辛亥革命的阵营。书中有一段梁启超和谭嗣同的佛法之论，主要讨论了出世入世问题。看似是讨论佛法，却为二人的道路选择埋下伏笔。
真正为天下故，又何惧“毁佛金身，开如来戒”。努力救世，可不在乎得失。在这种精神驱动下，谭嗣同慷慨就义。而梁启超的佛学思想相对积极进取，因此他也一直和着时代的节拍，不断探索用最新的思潮理念寻找变革之路。他更会转圜，更留有余地，不像老师康有为那般偏执，也不像谭嗣同那样孤注一掷。
《北京法源寺》中的史事和人物，都有历史考证做底子，它根本就不想成为“清宫秘史”式的无聊小说，它有着表达思想的重要使命。正如李敖所言：“我相信除非小说加强仅能由小说来表达的思想，它将殊少前途。”以史为鉴，历史小说允许一些细节虚构，但一定要拿出一些深思，带给读者感悟，成为映照人心的一面明鉴。
《北京法源寺》就是这么一本主题纷繁复杂、思想诡谲惊奇的书，它绝不是一本景点介绍，也不是一本史学研究。勾勒这本书的全貌，得借用李敖自己的总结：《北京法源寺》以具象的、至今屹立的古庙为纵线，以抽象的、烟消云散的历朝各代的史事人物为横剖，举凡重要的主题：生死、鬼神、僧俗、出入、仕隐、朝野、家国、君臣、忠奸、夷夏、中外、强弱、群己、人我、公私、情理、常变、去留、因果、经济（经世济民）等，都在论述之列。这种强烈表达思想的小说，内容丰富自是罕见的。
浅读一遍，其实咂摸不出这么多味道来。但我想，一些思想的火花也许已经种下，等待着某一天灵光乍现。
当一切尘埃落定，所有地面上活动的，都化为尘土、都已躺下；剩下的，只有那静止的古刹，在寒风中、在北国里，悲怆地伫立着。距今1300多年的历史变迁，可谓波谲云诡，法源寺串联着也血证着每一个在此发生的转折。而写书的李敖，也最终成为法源寺的一个过客，于2018年溘然长逝。但他的拳拳之心仍在，肺腑之言仍存：“今印此书以归故国，沧海浮生，难忘我是大陆人而已。”（吴雨）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