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化】蓬安县相如故城衙神祠与戒谕碑的由来‖沈仲子

一

封建社会的府州县衙署内都建有衙神庙，内供萧何神像。萧何原是汉朝的开国功臣，怎么成了衙神？一是萧何原为秦末沛县一管钱粮的功曹小吏，后来辅佐同乡刘邦灭项羽、扫群雄，建立汉朝，成为汉朝首位丞相，其业绩千秋称颂。二是萧何任丞相后，制定了相当完备的“汉律”，被后世褒称为“萧何制律，成就汉家四百年天下”。将萧何奉为衙神，就是勉励那些文笔小吏们要像萧何那样精通吏职，促保境内长治久安太平无事。

宋元明清时期，各府州县衙署大堂侧均立有石刻碑记“外官戒谕辞”，上刻宋太宗亲颁书法名家黄庭坚所书“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苍难欺”，作为当官者的诫勉座右铭，俗称“戒谕碑”。其后，此“戒谕辞”（戒谕碑）对贪赃枉法之辈确曾起过一定的教化震慑作用，促使有良知者为政清廉，为史称道。“戒谕辞”（戒谕碑）的由来与宋太宗时蓬安历史上的贤吏邵晔有关。清道光洪运开所撰《蓬州志略》和清光绪方旭所撰《蓬州志》，都在卷首描绘了蓬州城图，在州署左前方均有一个“衙神祠”。20世纪80年代，笔者在编修《蓬安县志·社会风土志》时，与锦屏陈中源等耆老摆谈得知，蓬州衙神祠里供奉的并非衙神萧何的神像，而是曾在蓬州为官的宋代贤吏邵晔的塑像。

二

邵晔，字日华，其先祖系长安绅宦，唐末兵乱，迁居湖南桂阳，其父、祖曾任州县官吏。邵晔自幼聪颖好学，少年时期就很有名气，当时以其家世、才学、声望，完全可以通过荐辟（今之所谓保送、推荐和上司直接任命）走上仕途之路。但他年少气傲，耻于这种不由科举正途入宦的做法，仍勤学不已。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邵晔终于由进士及第步入仕宦之途，曾任大理评事。邵晔素性刚正不阿，遇事敏察敢为，以此忤怒权贵，不久竟出贬为蓬州录事参军（其时蓬州领辖六县，录事参军为兼司武备的知州副职）。当时任蓬州知州的是曾做过太子中书舍人的杨全。杨全不学无术而又性情乖僻专横。一次，州境发生劫盗命案，州民张导丰等3人被认定为作案凶犯。杨全不听张等的呼冤辩解，严刑拷讯，迫使张导丰等3人屈打成招，自诬为盗。当时正是宋太宗励精图治的“海内承平”时期，凡属应处决的刑事命案均当层层申报，经刑部批复，于冬至节处决。按例，上报文书还应经邵晔传阅署名。邵晔阅案后，察觉其案审理草率，疑点甚多，当即拒不署名发呈，建议杨全应以人命为重，认真考核，免致冤案。乖张任性的杨全却坚持己见，违例强行上报，要将张导丰等3人处决。临刑时，张导丰等3人呼天叫地，连呼冤枉，任监斩官的邵晔察其情真意切，甘冒风险，停止行刑，将张导丰等3人暂系死牢，由自己具结主持侦缉。经严密侦缉，邵晔终于查清案情，将杀人凶犯捕获归案，张导丰等3人冤案纠改，终获释放。消息传开，一时万民称颂，而地方上刁顽逞凶之徒亦莫不胆战心惊，恶行收敛，县境以此粗安，犯法案件数量大大减少。

三

张导丰冤狱纠改后，震动了当时朝廷吏、刑二部，杨全犯“草菅人命”之罪，被革职除名，削籍为民，邵晔代理杨全知州之职。邵晔任职期满后，回京述职。宋太宗专门在便殿召见邵晔，询问其甘冒革职罢黜风险为张导丰等人纠改冤狱的始末情由。听罢邵晔的陈述，宋太宗对邵晔“服官为民，人死不能复生”的想法深加赞赏，谓曰：“卿能活吾平民，深可嘉也”，赐钱五万（50吊，宋时官赐多用纸币“交子”），并亲自批示，破格提拔邵晔为光禄寺丞。其后邵晔曾历任监察御史、交趾安抚国信使，京东转运使、右谏议大夫、广州知州等职，并多有政绩。

史载，太平兴国八年（983年）夏四月，宋太宗还专门下诏，要吏部将杨全任性枉法被革职为民的事件，告诫普天之下为官者，当引以为戒。其后，宋高宗于绍兴二年（1132年）六月，诏令天下州县衙堂侧旁遍立“戒石铭”（俗称“戒谕碑”），上刻当时书法名家黄庭坚所书“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苍难欺”16个大字，作为为官者的座右铭，以诫勉为官者切勿任性枉法欺虐百姓。此习一直沿用至清朝末年。邵晔曾在蓬州为官，且深孚民心，后世立祠以享，春秋祭祀。所以，相如故城旧衙署内建有衙神祠而非衙神庙，衙神祠供奉的为邵晔而非萧何，“戒谕碑”立在衙神祠侧而非衙署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