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汐树 袁小花 摄于启东近海镇（高新区，临近黄海）滩涂。启东三面环水，黄海、东海和长江三水在此交汇，空气质量始终高居华东地区榜首，滩涂资源也非常丰富。启东沿海有四处滩涂完全是干净的铁板沙，非常美妙神奇。这些泥沙都来自长江上游，这片土地三百年前还在海底下。
从中国区域版图上看，江苏省的面积不算大，县级市启东的面积更小，1200多平方公里。相对于凭一口四川方言就能畅行东北、华北、大西北、云贵川滇渝和湘鄂大部分的四川人，不算大的启东却备下两种方言，让我体会到语言是个多么奇妙的存在。
启东的两种方言，一种是流行北部地区的通东话，也叫吕四话或北沙话、江北话、老土话，即旧南通县东部的方言，属于吴语系太湖片毗陵小片，流行于启东今吕四港镇，含乡镇拆并前的秦潭、茅家港、吕四镇、大洋港、天汾等地，占市域面积7%。另一种是流行于启东南部广大地区的启海话，也叫沙地话或沙上话、南沙话，属吴语系太湖片苏沪嘉小片，除了在启东流布，还广泛流布于毗邻的海门、南通小海、通州三余、如东兵房、射阳北部、张家港部分乡镇和上海市崇明区。两种方言的地理分界线，是一条穿越多个乡镇的倒岸河。由于南北方言区的语言不通、习俗不一、风情各异，在普通话推广之前，倒岸河两岸互不通婚。如今倒是不存在这种情况了，不过两地人见面交流，还是多要借助第三方语言——普通话进行交流。
我出生在四川，二十四岁大学毕业来到启东，曾经在吕四港镇茅家港、三甲任中学语文教师。那里属于启东北部方言区。那时候我最大的困惑是听不懂学生说什么。为此，我对学生特别好，生怕他们在我面前骂我，动不动就嘿嘿嘿冲着他们傻笑。我用了近两年时间，才能听懂。五年后，差不多会说一口不太流利的启东北部方言了，却因工作调动，又到了启东南部工作。但是这次，我只用了两三个月时间，就能听懂启东南部方言了。从生活和工作的角度，我做梦都希望自己能讲一口流利的启东方言，但现实里做不到，一张嘴，启东南部和北部方言像一群桀骜不驯的乱码，混杂了四川话和普通话，争先恐后，冲到嘴边。
2011年，我参与大型文化丛书“江海文化丛书”的编撰工作，负责丛书书稿的统稿并主编其中两册。丛书包含荟萃启东民风民俗的《东疆风情》、收集启东民间故事的《岁月窖藏》、精选古往今来吟咏启东的诗文的《风雅启东》、启东本地精彩摄影集《光影瞬间》、进入国展的版画书法集《丹青江海》、辑录优秀歌曲和曲艺等舞台作品的《情醉东疆》，共六册，二百余万字。丛书编辑出版目的是追溯启东的历史，梳理启东的文脉，展示启东的才情和发展风貌，将启东的文化魅力生动地铺展在世人面前。统稿这事儿看起来简单，事实上跟在薄冰上跳芭蕾差不多。各册主编把书稿送到我的办公桌上，留什么，去什么，跟人的命儿一样全捏在统稿人手上。为了做好这项工作，我翻阅、对比了大量资料，恶补启东文化。经历半年多的苦熬，我虽然仍不能讲一口流利的南部方言，但对启东文化有了全新的认识。自此以后，谁要当着我的面说我是“外地人”，我立马请他（她）回答几个关于启东的问题，比如启东设立县治是在哪年哪月哪一天？首任县长是谁？他是哪里人？我的孩子在这里出生、长大，我在这里生活的时间比好多启东年轻人的年龄还长。对我们这些曾经的外地人最合适的称呼，当是“新市民”吧。
赶海的小姑娘（邢丽娟 摄于启东）
回过头来说启东方言。大家不妨猜一猜“这个人说的全是砸凳子的淡话”是在表扬人呢还是在骂人？话者，气也。说话产生的气能砸到凳子吗？不能。什么气能砸到凳子？屁也。不是喷到凳子上而是砸，足见此屁话不是一般屁话，而是可用磅秤来称的大屁话；且是“淡话”，没有实质性内容，真是既大且空，毫无价值。再如“某人在嚼白蛆”，意思是闲聊没完。想想真是太形象了，白蛆那么小，一个个嚼过去，自然絮絮叨叨；不嚼别的偏嚼蛆，恶心到令人作呕。再如某个人作恶多端，有人咒他“该到红脚盆里颠一颠了”，意思是早死早投胎。过去接生孩子，床前都要放个红脚盆，孩子出生后都要放到红脚盆里颠一颠，一是图吉利，二是便于擦洗，三是通过观察孩子哭闹扭动身子，判断孩子有无残疾。北部吕四一带的通东方言将麻雀称作“桃花雀儿”，意思是桃花灿烂的时候，麻雀翻飞，好美的意境；把锅盖称作“釜冠”，将锅称作古雅的“釜”也就罢了，将锅盖比作锅的帽子，好生幽默且浪漫。这样的例子，细细罗列，可写好几本书。
启东话大多通俗生动，亦不乏讲究，保留着许多古音。比如把“我”说成“吾”、“你”叫“n”（发汉语拼音“n”的本音）、“他（她）”叫“伊”、长江的“江”读作“gāng ”、父母称“爷（yá）娘”、“妈妈”（方言中指婶婶）唤作“ma ma”、自己的妈妈称作“mu mai”、老婆称“娘子”、“脸盆”叫“面锣”、“铜钱”叫“铜钿”、“不要说”叫“拗话”等等。有人认为，启东话是古汉语的“活化石”。客观地讲，这话偏爱大于客观。整个华夏大地，只要是使用汉语的地方，哪种方言不保留一些古音？我们从这些留存下来的古音判断，此地方言不是天外来客，不是凭空臆造，而是带着中原的基因的，是有来路的，是可以寻根问源的。
近年我发现，启东方言与启东年轻人渐行渐远。我女儿上幼儿园，学会一口流利的启东话。那时候满园的孩子都说启东话。上了小学，同学间交流，一半启东话一半普通话。上初中，普通话占绝大多数，启东方言逐渐旁落。到了高中，学生一进校园就是普通话。都觉得启东方言土，却不知道方言中承载着文化基因密码，一旦失去了方言，地域文化便会彻底消失——连土生土长的启东人都不说启东话了，不能不说有些遗憾。
惟因如此，目前正从事着启东文化研究的老师们所做的工作意义非凡，除了我们这套汇聚启东文化精粹的“江海文化丛书”，卢今元先生的《吕四方言研究》、陆欣先生编著的《沙地风情录》等著作，也因体现了启东人的文化自觉，尤显智慧和大气。
2010年9月28日，启东电视台创办方言节目《东疆闲话》。甫一开播，立即受到观众的热捧，不仅成人爱看，连一些辛苦忙碌于高考的高三学生也想方设法抽时间看。问他们为什么，他们说：“考上大学就要离开家乡。我想在离开家乡之前‘恶补’一下家乡土话。将来不知道会到哪里工作。万一离开这里，说不上是最后一次，但这一次绝对是我一生最重要的一次‘恶补’。”这些孩子是有文化自觉的，这是值得庆幸的大好事。
我虽然不能流利地用启东方言讲话，但是两种方言都能听懂。有一年市区两个机关干部跟我一起去北部吕四十二总村做田野调查，那两个机关干部对当地老太太说的话，老太太都能听懂；老太太不会讲普通话，也不会讲南部方言，她用北部方言说的话，那两个人一句话也听不懂，急得大眼瞪小眼。我当即给她们充当翻译。刚开始她们还笑话我，一个说：“作家就是会吹牛，善于不懂装懂。”另一个说：“我一个土生土长的启东人，居然要你一个四川人来替我们翻译启东话！”后来她们发现一问一答全都对得上，不像是我临时编造的，终于不敢笑话我了。我后来对她们说，我如今一听到讲启东北部方言的人，就觉得非常亲切，犹如遇到了老乡，毕竟我的二十四岁到三十岁、青春最最光鲜灿烂的岁月，是在那里的三尺讲台前度过的。
晨风飞鸟（邢丽娟 摄于启东）
有人问我：你一个从长江头跑到长江尾的人，是不是经常有离散的感觉？
我说没有。
人家问我为啥。
我答，因为有共同的汉语语境，我从来没有觉得我失去自己的本土文化。巴蜀文化和江海文化都是中华民族文化大树上的两根枝丫。在共同的母语语境下，当初的碰撞在所难免，后来的融合也势不可当。启东文化为什么那样丰富多彩、绚烂多姿，就在于从迁入第一批移民开始，就有不同的文化经经纬纬地交织在一起。凭借不断融入的新文化，此地通江达海的江海文化跟袁隆平的杂交水稻一样，在不断优化和重组过程中绽放出独特的魅力，因此始终充满活力，充满勃勃生机。这是由不同文化交织起来的一幅瑰丽壮锦，我希望也算得上是其中的一根纤维。
仔细听听我们的汉语方言，每个地方都有多么美妙的表达啊，启东人把种地叫“种花地”、四川人把闪电叫“扯火闪”、重庆人把撑伞叫“撑花儿”、陕西话把昨天叫“夜隔”、山东话把下小雨叫“滴星”下大雨叫“劈雨”、河南话把女性的头发叫“青丝帘”、客家话把穿衣叫“着衫”、杭州把男孩儿女孩儿叫“男伢儿”“女伢儿”、泰兴话把筷子筒叫“箸笼”、哈尼族把云朵叫“天羽”……这些方言看上去土，仔细咂摸，却雅到极致。牡丹虽美，不如百花齐放；方言之美，美在古雅。普通话是全国人民无障碍交流的工具，而方言是生身的标识，二者都值得呵护和珍爱。
这些年，我几乎每年都要回老家看看，待回到老家又急着回启东——两个地方我都用“回”字，足见两地在我心头的分量。我的孩子会讲一口流利的启东方言、四川方言和普通话。我们的故乡不再是单一的了。
作者：李新勇
文：李新勇编辑：钱雨彤责任编辑：舒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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