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华侨报》总主笔 蒋丰
不久前，拜托小友在国内购买了日本作家佐藤春夫《南方纪行》（王晗 译；万卷出版有限责任公司，2022年11月第一版）寄到东京。在此之前，我不知道国内还有这样一个“万卷出版有限责任公司”，感觉名字颇有意蕴，或者是志在出版万卷书籍，或者是取自“读万卷书”的“万卷”之意。还要说的是，这本书1922年在日本新潮社出版的时候，名叫《南方纪行——厦门采访册》，似乎比中文版的译字更准确一些。
那天傍晚，我是在《日本华侨报》社附近的“纪尾井茶房”翻阅这本书籍。我很喜欢这家名为“茶房”的咖啡馆，有点“旧瓶装新酒”的味道。里面没有年轻的女服务生，也没有优雅着老去的女主人，只有两位看似像哥俩的两位白发老翁。这里，只有“静”，没有“色”，适合读书。
翻看着佐藤春夫的《南方纪行》，能够感觉到在时间的长河里，总有些文字如同细碎的浪花，轻轻拍打着记忆的岸，让人不由自主地沉醉其中。多年前因为结识了“日本通”网站的老总，我曾到厦门做过一次采风，也去了鼓浪屿，至今印象深刻。这次，阅读此书，有一个特殊的亲切感。
因为佐藤春夫曾经得到鲁迅先生的认可，我就感觉自己评价乃至谈论、书写佐藤春夫的每一句话，都压力很大。后世对这位日本“大正文学”的代表人物有这样的评价，那就是他拥有“一颗热爱中国的心”。也可以这么说，因为人们在他的《南方纪行》中，可以看到20世纪初厦门的市井繁华，那里的小商贩们沿街叫卖，热闹非凡，而街角的茶馆里，人们围坐一起，品茶谈天，享受着片刻的宁静。泉州的古韵悠长，古老的庙宇与石桥见证了岁月的流转，而河边的洗衣女们，用棒槌敲打着衣物，溅起水花，也溅起了生活的涟漪。这种独特的“中国景象”似乎已经难见了。
但是，《南方纪行》中也隐含着一种傲骄。比如，说到中国音乐，认为“中国音乐是一种主动的狡猾”、“中国的音乐喧哗得有点离谱了”，当然，他也承认“中国乐器独特的音色正好适合我的耳朵”，真正体会到了中国“音乐有振奋人心的作用”。
还有，佐藤春夫也不忘关注厦门街头夜晚“成群的站街女、娼馆和鸦片馆”、“苦力们聚集在路边狭窄的道路上”，看着别人一晚上“逛了六家娼馆”，羡慕之情跃然纸上。其实明治以后，到大正、昭和年间到中国的日本文人，写出这种带有优越感、傲骄感的“中国游记”，不在少数的。今天重读起来，也是令人感慨万端的。
其实，佐藤春夫的《南方纪行》不仅仅是一部描绘中国当年南方风貌和社会现实的散文随笔集，还应该是一部记录中日关系变化的珍贵历史文献。佐藤春夫以敏锐的观察力和深刻的洞察力，记录了当时中日关系的日渐恶化。比如，“街道尽头的墙壁上写着‘青岛问题，普天共愤’‘勿忘国耻’的涂鸦，还有抵着日货的‘勿用仇货’、‘禁用劣货’等”。曾有中国人“一边说着‘这家伙是日本人’”，一边来撞他这个醉汉，让他感觉到“日本在这儿是多么的不受待见。”显然，那个时代中日关系的复杂性和敏感性，已经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和思想。
日本作家自杀之多，在世界文学史上是有名的。佐藤春夫虽然没有走上自杀之路，但在《南方纪行》中的一段“自杀论”，应该是考察“日本作家自杀史”时不容忽视的。他说，“如果只是精神上的痛苦，人是绝对不会自杀的。只有当精神上的痛苦达到极致，转化为生理上痛苦”的时候才会自杀的。让我吃惊地是，佐藤春夫“曾不止一次在某个瞬间体会到了这种状态”。显然，佐藤春夫也曾是一位“有自杀倾向”的日本作家。
《南方纪行》很薄，只有7万字左右。但是，分量很重，很耐读，无论是从文学的角度、史学的角度、还是社会学的角度。（2024年10月24日写于东京乐丰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