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5月9日，“立即行动”(Act Now)组织成员在瑞士A2高速公路上阻断交通。 Keystone / Urs Flueeler
气候抗议者阻断道路、静坐示威，甚至破坏艺术品，这让人们对瑞士和其他地方合法抗议的限度产生了疑问。法官对这些行为并未手下留情，但问题是，他们该不该宽容一点？
前不久，十几个人坐在在苏黎世的一间房间里，密谋一场“违法行动”。他们打算凌晨闯入一家DIY超市，“借”一些工具，然后驱车前往瑞士银行业的中心-帕拉德广场(Paradeplatz)，用手提钻砸开地面，然后种下一棵树。最后，他们还打算向附近瑞银集团的员工派发关于气候变化的宣传单，揭露金融业对气候变化的影响。
这一行动构想颇为大胆，但终究没有实现。这些策划者其实是左翼智库Denknetz举办的一场“非暴力反抗”研讨会的参与者，该研讨会属于智库会议的一部分。这项活动由一名“灭绝反叛”(Extinction Rebellion)组织和“气候债务运动”(Debt for Climate)的活动人士主持，旨在展示策划此类行动时需要考虑的因素。比如：谁来开车？如何安抚愤怒的通勤者？你是否准备好面对违法行为带来的“情绪过山车”？
更重要的是，主持人问道，你们准备好承担后果了吗？
事实上，随着近年来与气候有关的非暴力反抗活动不断蔓延，警方和法院也做出了相应的反应。国际气候权利组织(CRI)上个月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在澳大利亚、法国、德国、荷兰、新西兰、瑞典、英国和美国这八个西方民主国家中，政府对抗议活动的反应往往“过度”。联合国今年早些时候发布的一份报告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司法不留情面
国际气候权利组织法律总监琳达·拉赫迪尔(Linda Lakhdhir)表示，国家对抗议活动的回应方式多种多样。她指出，有时警方会过度使用武力驱散抗议活动并逮捕活动人士，但并不会因此而提起严肃的起诉。在其他国家，例如在德国，抗议组织会成为直接打击目标；在德国的某些地区，“最后一代人”(Last Generation)团体甚至被列为犯罪组织。
最后，拉赫迪尔还提到，一些国家通过了新法律，对抗议活动处以重罚。国际气候权利组织报告称，今年夏天，英国一名活动人士因策划阻断高速公路而被判处五年监禁，这是气候抗议案件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判决。拉赫迪尔说，总体而言，连她自己都对报告所记录的镇压力度感到意外，尤其是这种情况发生在传统上被认为尊重基本人权的模范民主国家。
人权法与刑法的博弈
近年来，瑞士发生了多起非暴力反抗事件，从封锁高速公路(英、葡)到在瑞士信贷银行分行举行即兴网球比赛(英)。虽然瑞士法院的判决不像英国那么严厉，但即便动机是防止气候危机，也并不能保证宽大处理。根据伯尔尼大学和洛桑大学2023年的一项研究，法院并没有将气候变化的威胁或结社自由视为减轻处罚情节，而是倾向于将案件作为标准的刑事案件处理。
该研究报告的共同作者克莱芒斯·德梅(Clémence Demay)说，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瑞士法官对刑法与人权法之间的关系缺乏兴趣或认知。她指出，欧洲人权法院(ECHR)曾多次以集会自由权和言论自由权为由，为非暴力反抗行动辩护。然而，瑞士治安法官通常只接受过某一类法律的专业培训，他们“不习惯考虑人权方面的因素”。
对活动人士来说，这可能并不意味着会有监禁风险，因为在极少数情况下才会出具监禁判决，但确实意味着会面临罚款和留下犯罪记录。
英国阿斯顿大学(Aston University)社会学教授格雷姆·海耶斯(Graeme Hayes)说，在英国，刑事判决过程中对人权保护的考量甚至更少。十年来一直关注此类案件的海耶斯表示，对非暴力抗议者的保护一直在“削弱”。他说，法官越来越多地使用“扰乱公共秩序”的罪名来判罚抗议者，这在过去并不常见。法院也开始扩大对“扰乱秩序”或“暴力抗议”的定义。今年9月，一些活动人士向梵高的画作泼洒汤汁，尽管画作并未受损，他们仍因“刑事损害罪”被判监禁。
海耶斯认为，这些变化源自政府的立法，使法院得以绕开被告拿言论或表达自由来为自己辩护，进而施加更为严厉的判决。他指出，非暴力抗议者如今被判入狱，标志着一个“巨大的转变”。
至于推动这一变化背后的动因，他认为，这既是对气候运动和其他扰乱性运动(如“黑人的命也是命”)的直接回应，也反映出政府在“压缩民主空间”，试图通过这种方式遏制抗议活动。
非暴力反抗：一个有争议的概念
但什么才算非暴力反抗呢？除了大家普遍认为它应该是非暴力的，关于其合法性的来源并没有明确共识。从1849年亨利·梭罗(Henry Thoreau)在他的文章中反对专制政府，到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将非暴力反抗作为集体行动的一种形式，这一概念的解读空间相当广泛。
例如：反对新冠防疫措施的抗议者是在进行非暴力反抗吗？在疫情期间，经常会有反对国家防疫措施的集会，参与者认为这些措施是专制的表现，想尽办法阻止它们的实施。其中一些人只是想避免接种疫苗；另一些人则反对新冠通行证制度的推行及其带来的影响。
2021年10月，反对瑞士抗疫措施的抗议者在伯尔尼举行集会活动。 Peter Schneider / Keystone
德梅指出，判断这种行为是否属于非暴力反抗的关键在于动机：是基于个人动机(为个人或小团体的利益)，还是基于更深层次的动机(为了改变不公正的法律或社会现象)。不过，她也承认，“这种界限划分极具政治色彩，而且常被不同团体加以利用”。
这种矛盾在公众辩论中也很明显。无论是调查结果、新闻标题还是网络评论，都表明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上下班路上被抗议者堵住。去年在德国，一位愤怒的卡车司机痛斥抗议者，甚至要开车撞向他们。法国的情况也类似，包括内政部长在内的人甚至使用“生态恐怖分子”这个词来形容那些与警方发生冲突的气候抗议者。
瑞士的政治人物也不愿同情这些抗议者。右翼政党认为这些行为“不民主”或“反社会”，就连左翼的绿党也试图与那些过于激进的抗议活动划清界限。
你们的权利还不够多吗？
与此同时，瑞士的直接民主制度使情况似乎变得更加复杂。在瑞士，反对非暴力反抗的一个典型理由(包括法官的看法)是，公民可以发起动议和全民公决。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去收集签名，而要去阻断交通呢？
对此，活动人士往往反驳道，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首先，他们认为，面对气候紧急情况，现有的制度运转过于缓慢。其次，选民-更不用说议会-并不总是站在气候保护的一边。
德梅则认为所谓“民主渠道畅通”的说法纯属“幻想”。她指出，尽管瑞士提供了广泛参与民主决策的方式，但财务因素和利益集团的影响意味着并非所有人都能平等地参与。她认为，“非暴力反抗作为抗议权的延伸，确实有其存在的意义，因为它一直是那些无法参与体制内政治的人最易获得的权利。”简而言之：“民主并不完美，但非暴力反抗可以帮助完善它。”
气候抗议者的下一步行动
德梅还认为，瑞士的局面可能会发生变化。虽然她没有过去一年的数据，但她注意到，最近一些案件的被告基于人权论点的辩护获得了无罪判决。此外，法庭报告也显示，一些法官至少对讨论气候变化问题持开放态度，尽管还不足以因此撤销对被告的指控。一些案件仍在等待上诉，包括欧洲人权法院受理的上诉案件。德梅认为，洛桑那群打网球的抗议者在欧洲人权法院“确实有机会胜诉”。
2018年11月：活动人士在瑞士信贷银行分行打网球，以此讽刺出现在瑞士信贷广告中的罗杰·费德勒。 Keystone / Martial Trezzini
相比之下，国际气候权利组织的拉赫迪尔则更为谨慎。她观察到，目前各国之间的情况并不一致。在许多案例中，气候活动人士可能会先被某位法官定罪，但又被另一位法官宣判无罪，反之亦然。她提到了德国的一个案例，一名65岁的男子因参与封路抗议被判将近两年监禁，而他此前的类似行为却被判无罪。
与此同时，许多活动人士感到并不乐观。近年来，气候运动总体势头有所减弱，许多人提到“寒蝉效应”-担心警察和法律强硬措施会带来身体或心理上的影响。至于这种担心是否会阻止非暴力反抗活动，目前尚存争议；有些人认为，这反而可能激起更为激进的反应。至少在瑞士，非暴力反抗策略依然存在。正如阻断道路的“立即行动”组织所言，这种抗争不会很快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