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荒田【美国】
……凌晨五时多一点，被惊醒——一声清脆的“噗”。揉揉眼，睁开，房间虽晦暗，但可以肯定没有哪种家具、电器发出这种声音。
继而，一种稔熟的气息弥漫开来，清新里带点儿辛辣。开向后院的窗子留下缝隙，莫非酢浆草的花香？酢浆草的花信已到，可是花没香味。
和水仙花香有点像，可是，家里不曾供养水仙。床畔书架上沉默的书提醒了我，对了，新书的香味！
闭目，贪婪地吸了好几口，影像回来了：铺子的介砖地面，放着两捆包扎成长方体的货物，被水草搓成的绳子绑得结结实实。
我从布帘子后面闪出，提起从厨房砧板上拿的菜刀，咔嚓，绳子应声而断。哦，是在我家铺子里。霍然而起，穿衣之际，记忆完整而清晰地泛现。
那是距今逾六十年的1959年，我不到11岁，上小学五年级。此前的1957年，小镇的店铺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开店的大小老板进供销社打工。我家原来开的文具店关了，货架、柜台连同货物搬空。铺子成了单纯的住处。
成立人民公社后，党委会要求供销社开设一家书店，以填补空白。供销社的头头选中了我家铺子，图它位于小镇中心的丁字街上。
祖母这年56岁，被调出杂货门市部，成为书店唯一的员工。薪水依然是20元。这差使于她是求之不得，因书店只占铺子地下前半，后半还是家，上班和做家务两不误。
祖母才读了一两年小学，勉强写得出笔画少的字，对图书毫无认识，更别说品味。好在业务极简单，卖一本书，在笔记簿上记一笔账。
我理所当然地成为她的助理。每天放学后及周末，由我一人坐镇。祖母放心地外出买菜，在厨房做饭。
柜台后一张奇高的四方凳，是我专用的。记忆中绝少顾客，连我家开文具店那些年必来的四乡小学老师也见不到一个，常来的是两个羞涩的少年，在本公社刚开办的中学上初一，他们没买书，有点不好意思地翻翻柜台外陈列的几本，侧着身子离开。
好些小学生好奇地从门口瞄瞄，嘀咕着走远。他们是失望的，因为“公仔书”（连环画册）摆放在玻璃柜台里头。能拿在手里，蘸点口水从头到尾看的，只有我这小小店主。
我很快明白，生意为什么如此清淡，人们都被驱赶进“大跃进”的热潮，“墟顶”的土高炉冒出浓烟，各色人等在工地苦战，妇女推拉其大无比的土鼓风机（风柜），男人在高炉旁的高架上鼓搅，小学生在敲碎矿石。
战通宵成了常态，通夜汽灯和火堆把半个天空映得有如白昼。谁有闲钱买书，谁有心思读书？
我倒是例外，趁这机会疯狂地读。公仔书包括《三国演义》和《水浒》系列，全部读完不消说了，书架上的大部头，《迎春花》《苦菜花》《野火春风斗古城》是报纸推荐的热门书，都读了。不过瘾，啃半懂不懂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海上花列传》《儒林外史》。
这段岁月于我的成长，其一锤定音般的意义，到晚年才有所体悟。大略言之，最重要处在于形成甄别“雅”与“俗”的直觉。
祖母放权相当彻底，由我打点一切。一个月内，总有单车站的工友，把打包的新书从县城新华书店载进铺子内。这就是我的盛大节日，开拆时的心情，恰如美国的孩子平安夜打开包装完美的礼物盒。
急忙剪断绳子，拆开马粪纸封皮，“即将有新书看”的狂喜掩盖了神秘感。新油墨的香味顿时飘散，对了，就是它，穿越漫长的岁月，抵达大洋彼岸。
原来，它被记忆埋藏，如雪被下的种子，胚芽冷不防地顶破板结的泥土。我乐颠颠地清点册数，作好记录，按类别放上书架。这过程极缓慢，因为我必一册一册地翻。哎，有老舍的《骆驼祥子》呢！这个晚上，小号煤油灯下，读的就是它啦！
至今回想，入不敷出的简陋书店，并无财务监督制度，每卖出一本书就在登记簿上写上一行，按月结算。没有盘点，核账那一套，即便有，谁耐烦逐本计算“码洋”？如果把书款贪污掉，不会留下任何证据，除非领导来个微服私访。然而，无论我还是祖母，中饱私囊的一闪念也没有过。
书店存在了一年多，供销社受不了亏损，将它并入百货门市部，迁出我家铺子。从此，我和小伙伴一起，只能对着玻璃柜里的“公仔书”干瞪眼。
老来，久远的书香竟越洋偷袭梦境，实在妙不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