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写晚明史》一套五本，樊树志著，中华书局2024年8月出版，定价698元
【导语】本周六26日举办的第169期文汇讲堂“上海文明探源：贯古通今向未来 上海6000年”进入第五期，将在闵行华漕镇赵家村的“王圻故里”·鹿鸣影苑举办《史学大家王圻与隐逸士人陈继儒——晚明以来上海士人的民本思想与创新开放》，由上海文史馆馆员熊月之主讲，上海博物馆书画研究部主任凌利中、上海社科院历史所古代室主任叶舟共同圆桌对话。文汇报视频号等将直播。
此为讲座预热篇。此前已刊发《预热|手持王圻《三才图会》,会帝王问百事如入明朝》，重点介绍中国第一部百科全书式图录类书。
10月26日下午，直播五平台
地理大发现后的全球经济带动了晚明的进出口贸易，源源不断流入中国的白银，作为“一般等价物”的硬通货，为晚明社会的银本位货币体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由于生丝、绸缎、棉布等商品的出口持续增长，这种“外向型”经济，极大地刺激了东南沿海地区商品经济的高度成长，它的载体就是多种类的商品集散中心——市镇，其规模与功能都不亚于县城。由于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兰人、日本人全面介入中国的对外贸易，把原先主要面向国内市场的商品生产，转化为同时兼顾国内和国外两个市场。
这是晚明大变局中引人注目的现象。
从宋“苏湖熟，天下足”到明“湖广熟，天下足”
近世江南经济的高水平发展，有一个漫长的过程。经历永嘉之乱、安史之乱，北方两次移民高潮，经过五代十国时期的割据局面，刺激了区域经济进一步开发，南唐、吴越尤为显著，太湖流域农业生产得到长足进步，宋朝时出现“苏湖熟，天下足”的现象，
宋金对峙时期，形成第三次移民浪潮，大约有500万北方移民迁入并定居于江南地区，为江南农业集约化经营奠定了基础。南宋政府为了维持与北方政权的对峙局面，必须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劝农政策成为当务之急。当时大批农书、劝农文陆续刊印，陈旉《农书》与楼《耕织图诗》的流行绝非偶然。在这种情况下，“苏湖熟，天下足”的形成，便不足为奇了。
进入明代，情况发生了变化。农业生产格局由先前的粮食作物为主，改变为经济作物为主，使得原先的“粮仓”逐渐转化为缺粮区。与此同时，另一个新的“粮仓”正在悄悄形成，那就是长江中游的湖广地区。
美籍华裔学者何炳棣1959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的《1368—1953中国人口研究》一书已经指出：占城稻的引进和水稻早熟品种的进一步发展，保证了两熟制（即“一岁再获”）的成功，南宋时，水稻早熟品种的传播范围还局限于浙江、江苏南部、福建和江西。在元明二代，早熟稻的栽种在西南各省和湖北、湖南也相当普遍，两湖从此成了中国的谷仓。”
大约在15世纪，湖广作为“天下粮仓”已成定局，所产粮食沿着长江而下，源源不断供应江浙各地。于是，“湖广熟，天下足”的格局，取代了“苏湖熟，天下足”的格局，形成了一个划时代的变化。
陈敷的《农书》，详尽介绍养蚕缫丝等农事技巧
蚕桑、棉花压倒稻作，江南出现“工业化前的工业化”
原先曾经以天下粮仓闻名的苏州、湖州及其周边地区，由于商品经济高度成长，手工业、商业迅猛发展，促使农家经营的商品化倾向日益加剧，大量耕地改种收益更高的经济作物（如桑、棉之类），以适应市场不断增长的需求，江南农业结构发生变化——蚕桑压倒稻作，棉作压倒稻作，对蚕茧、棉花的深加工带动的手工业的飞速繁荣，于是出现了“早期工业化”。
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指出：“所谓早期工业化，指的是近代工业化之前的工业发展，使得工业在经济中所占的地位日益重要，甚至超过农业所占的地位。由于这种工业发展发生在一般所说的工业化（即以工业革命为开端的近代工业化）之前，因此又被称为‘工业化前的工业化’。”
在这种背景之下，江南明代的苏州府、松江府、杭州府、嘉兴府、湖州府，成为国家财赋重地，是不言而喻的。
上部为《南都繁会 图卷》局部 白银的大量流入，使得 中国江南地区出现了前 所未有的富庶和繁华
湖丝市场化：“ 有力者雇人织挽，贫者皆自织”
太湖流域是传统的蚕桑丝织地区，号称“湖丝遍天下”。不仅是指各色丝织品行销天下，而且行销全世界。因而小规模的农家个体生产难以在数量与质量上有所突破，于是在丝绸业市镇上出现了以雇佣劳动为特征的手工作坊——机坊。乾隆《吴江县志》谈到绫绸业发展状况时指出：明代成化、弘治以后，“土人（指吴江本地人）亦有精其业者，相沿成俗，于是盛泽、黄溪四五十里间，居民乃尽逐绫绸之利，有力者雇人织挽，贫者皆自织”。
可见“有力者雇人织挽”的现象在明中叶已经出现，乾隆《盛湖志》称，盛泽镇受雇于机坊的雇佣劳动者——佣织及曳花——数量达数千人之多，可见机坊数量之多、规模之大。与机坊配套的练坊（一作炼坊）、染坊、踹坊、轴坊也有大批雇佣劳动者，数量也相当之多。
与盛泽镇比邻的黄溪市，“雇人织挽”也蔚然成风，不仅形成“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的雇佣关系，而且形成了固定的劳动力市场，有一技之长的机工，每天清晨“立长春、泰安二桥，以待雇织，名曰走桥，又曰找做”。生意繁忙时，机户为了招徕机工，往往百般迁就。到了生意萧条时，机坊减少雇工，劳动力过剩，那些“无人雇织”者，往往衣食无着，“沿途求乞以为常”。显然这些“佣织”虽有一技之长，却是一无所有的无产者，他们可以看作近代城市无产者的先辈，他们的出现，或许标志着江南市镇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型。
情况表明，在丝绸行业中，明清之际已经普遍使用雇佣劳动，由此而产生出颇具规模的劳动力市场。
机坊还把生丝交给农家妇女加工，称为络丝。这是另一种形式的雇佣劳动，按照络丝数量的多少支付工钱（由一两三文增至一两六文），妇女一天劳动所得可以养活自己。与络丝相衔接的牵经、刷边、运经，都需要雇工操作。机坊不仅对于丝的整理极其讲究，而且对绸缎的花样也很考究。在织机花楼上的拽工（曳花儿）的操作都有板有眼：“机上有木架，谓之花楼，拽工坐其上。花样另有样本，业是者以世相传，需用时，向其家赁之。拽者随其样，两手扯拽，令开其丝，梭跳越而过，则丝浮而亮，凑合成花，无不毕肖。”分工如此细密，如此专业，无怪乎太湖周边市镇的丝绸巧夺天工，广受青睐。
2024年8月，樊树志出席《重写晚明史》新书座谈会，200万字的书稿凝聚了他的志业
“以织促耕”：乌泥泾的黄道婆推动“棉花革命”
原产于印度河流域的棉花，最早由陆路与海路传入中国，然而长期停留于西北、西南边疆地区，对中原地区并无影响。真正传入中原尤其是江南地区，是在宋代以后。元代以降，这就不能不提到乌泥泾镇与黄道婆。
乌泥泾镇，位于上海县城西南二十六里，其旧址在今华泾镇北、长桥镇南，龙华乡东湾村一带。该镇兴起于宋代，是松江府上海县一个古老市镇。但那里土地贫瘠，要养活日益增多的人口并不容易。于是乡民另谋生路，从闽广一带引进棉花种子，广为栽培，因而乌泥泾畔成了松江府境内最早栽种棉花的地区。
这一切又和黄道婆密切相关。乌泥泾人黄道婆早年流落到海南岛崖州，学习了当地黎族的棉纺织技术，于元成宗元贞年间（1295—1297）返回故里乌泥泾，带回了当地的棉纺织技术，正如陶宗仪所说，她教农家妇女“做造扞弹纺织之具，至于错纱配色，综线挈花，各有其法。”成果是十分明显的。所谓“崖州被”就是海南岛崖州的一种特色花布，成为远近闻名的畅销产品。见诸文献的还有“番布”，松江棉布的各种品种，都是由“番布”演化而来的。可见乌泥泾对于松江以及江南棉纺织业的兴起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从乌泥泾起步的棉花种植和棉纺织业，导致松江府境内农业经济和农家经营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一方面，棉花种植超过了传统的稻谷种植，即所谓“棉作压倒稻作”，出现了“棉七稻三”乃至“棉九稻一”的格局。另一方面，棉花种植以及对棉花的深加工——纺纱织布，为农家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成为主要的经济来源——“衣食全赖此”。无怪乎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要称之为“棉花革命”。
明中叶以降，棉花种植逐渐由冈身以东向冈身以西推移，由松江府向北向西向南推移，至昆山、嘉定、海盐、平湖，形成“以织助耕”的浓厚市场色彩。
小小的鹤王市，每年棉花的外销量价值白银数十万两，足见商品化程度之高。农家从事纺纱织布，一天的劳动所得，足以赡养八口之家，还有富余。这在以前是难以想象的。根据吴承明的估计，明代后期江南棉布的输出量约为每年1 500—2 000万匹。范金民的估计是，明代后期松江府棉布年产量2 000万匹，松江以外地区棉布年产量500万匹，总计2 500万匹。
黄道婆纪念馆
“绫布二物，衣被天下”：出土棉布成抢手货
崇祯《松江府志》在写到当地的棉纺织业时说“机杼轧轧，有通宵不寐者”，正是这样的勤奋，营造了“衣被天下”的辉煌，并且还出口海外，故而称为“土布出洋”。
据汪敬虞研究，中国棉布远销南洋群岛，在16世纪后期有了历史文献的记载，17世纪初，被称为Cangas的中国棉布，由澳门出口望加锡和交趾支那。与此同时，从澳门开往日本的商船也有同样的记录。1600年左右，从澳门开往长崎的葡萄牙商船，载有3 000匹中国手工织造的棉布。刊印于嘉靖四十一年（1562）的《筹海图编》早已有中国棉布出口日本的记录，该书说，运往日本的中国商品，第一位的是生丝，第二位的是丝棉，第三位的是棉布，书中如此描写日本：“布，用为常服，无棉花故也。”
据严中平研究，1591年西班牙的菲律宾总督发现，土著居民因为服用中国衣料，不再种棉织布。次年这位总督向西班牙国王报告，中国商人收购菲律宾棉花，运回国内，转眼就从中国运来棉布，棉布已经成为菲律宾销路最大的中国商品。不仅如此，中国棉布还由马尼拉大帆船运销西班牙美洲殖民地，早在16世纪末，中国棉布已在墨西哥市场上挤占了西班牙货。有的文献说，因为中国棉布价廉物美，所以印第安人和黑人都用中国货而不用欧洲货。
嘉定县、宝山县出产的紫花布，尤其成为欧洲的畅销货，用它制成长裤，流行于19世纪初的法国。这种紫花布裤子，也是英国绅士的时髦服装，在伦敦的大英博物馆中，还可以看到当年进口的中国棉布。
透过“土布出洋”的这种辉煌，人们看到了明清时期江南棉纺织业以及棉布业市镇盛极一时的历史。
陆楫破天荒指出奢侈风尚的经济意义
明中叶开始出现“由俭入奢”的现象，欢度节庆一掷千金的奢侈之风，映衬的是经济繁荣带来的欢愉，它一定是盛世才有的景象。
社会日渐富裕，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变化。正德、嘉靖间松江府上海县人陆楫便是这种思潮的代表者。他在《蒹葭堂稿·杂著》中，批判了正统的禁奢观念，为奢侈辩诬，以深邃的目光论证奢侈风尚的经济意义，谱写了中国经济思想史上极有价值的一页。
从唐寅所绘《仕女图》可见当时女性装扮的奢华程度
陆楫的理论不独在当时具有创新价值，即使在今日也不无启发意义。
首先，他指出了奢侈现象出现的社会经济前提——“先富而后奢，先贫而后俭”，也就是说，富裕带来奢侈，贫穷带来俭朴。
其次，他指出了奢侈并非浪费的同义词，消费更不是浪费的同义词，奢侈性消费在消耗社会财富的同时，刺激了生产与市场，这就叫做“彼有所损，则此有所益”。
再次，奢侈带动消费，带动社会总需求的增长，促进工商各业的发展，带动服务行业的精益求精，从而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他的家乡上海县因此而繁荣，号称“小苏州”，原因也在于此。
再其次，以奢侈形式表现出来的消费需求，促进市场经济繁荣，带动社会风尚变化。此种奢侈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并非人们的矫揉造作，而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
欧洲17、18世纪的奢侈，与此前中国江南的奢侈，内容不尽相同，但本质是一致的。奢侈是消费观念的更新，是伴随经济繁荣而衍生的新的消费方式，人们在消费社会财富的同时，刺激了社会财富更大规模的增长。
16世纪的陆楫已然认识到这一点，是难能可贵的。
为何没有导致资本主义？彭慕兰提出“大分流”观点
当然，江南市镇的奢侈并没有导致资本主义，却名副其实地使传统经济转型为市场经济，这是另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2000年，美国历史学家彭慕兰在普林斯顿大学出版了《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他肯定，18世纪的清代中国非常肯定已经出现了“市场经济”。工业革命前夜，欧洲并没有领先于东亚；工业革命发生以后，欧洲尤其是英格兰的经济迅猛发展，而中国没有发生工业革命，于是就落后了。这就是他所说的“大分流”，分界点就是工业革命。
彭慕兰和他的《大分流》
他的创造性在于，把中国与欧洲比较，把江南与英格兰比较。中国与欧洲大小相当，中国有先进的江南，也有落后的西北；欧洲有先进的英格兰，也有落后的塞尔维亚。1750年的长江三角洲，有人口3 100—3 700万，相当于一个欧洲国家，其经济发达程度，可以与英格兰比较研究。
这样的视角，对于我们了解晚明的中国以及江南，其启发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李念摘自《重写晚明史：晚明大变局》第三章“江南市镇：市场经济与早期工业化”，原文5万字）
作者：樊树志
文：樊树志图：出版社及网络编辑：李念责任编辑：李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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