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美国历史学会（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简称“AHA”）公布了2024年度的获奖著作名单，其中备受瞩目的“费正清奖”（John K. Fairbank Prize）授予麻省理工学院历史系张仲思（Tristan Brown）博士的新书Laws of the Land: Fengshui and the State in Qing Dynasty China（暂译为《山川之典：风水与清代地方行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23年）。该书以风水在法律实践中的角色为切入点，来重新审视中国的法律、宗教、科学、环境等广泛议题。作者张仲思从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分别获得学士和博士学位，后在斯坦福大学和剑桥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并在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进行学术访问。此前他已有数篇论文发表于重要的学术期刊，例如《清史问题》（Late Imperial China）和《通报》（T’oung Pao）。另外，他还参与筹划了《科技史期刊》（HoST-Journal of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探讨清代星象的最新特刊，并撰文讨论清代的天文分野。获奖著作是他的第一部专著。
Laws of the Land: Fengshui and the State in Qing Dynasty China
“费正清奖”在东亚历史领域里影响深远，获此殊荣的中国研究著作基本上也是海外汉学的经典必读书目。身为作者，你想与读者分享关于本书的哪些基本信息？
张仲思：本书的出发点是通过研究风水在法律制度中的实践情形来重新审视风水在中国的法律运作和知识体系中所扮演的角色。风水作为传统的知识体系，通常被应用于建造房舍、陵园和庙宇等。从现代科学的视角来看，风水常被视作一种缺乏理性依据的民间迷信。尽管有一些学者探讨过风水理论，但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风水对城市规划、建筑设计和美学方面的影响，很少涉及法律与风水的关联。实际上，风水学说在清代法律体系中发挥了实质性的功能，而这与传统认知上的风水影响范畴有所不同。
具体地讲，清朝民众因风水被破坏而打官司的情况相当普遍。虽然纠纷起因不尽相同，但大多都涉及房舍、坟冢、自然资源等问题。为此，衙门要派人调查，绘制相关地点的图样，权衡风水受损程度，批评过于迷信风水的人，惩罚破坏祖坟公地的人，褒奖悉心维护坟地的人。当时这类案件记录非常多，有一部分保存至今，使我们得以了解风水在20世纪前的中国社会是如何被实践的，而这种实践又不能简单归于“迷信”活动。我希望读者在关注风水之余，进一步思考宗教与法律、迷信与科学/理性、传统与现代等看似对立的概念背后根深蒂固的成见与偏见，从而打破对中国历史转型中的二元对立性认知。同时，在全球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我也希望借助风水这一着眼于未来的知识体系，唤起大家思考当下与过去的关联性，并着眼于未来，因为只要还有未来，就有改变的可能与新的希望。
在2006年，当你被哈佛大学录取、开始本科阶段学习时，你的主修专业是“近东语言与文明”，并在入学之前就已经掌握了阿拉伯语；后来因缘际会接触到中国文化，才转而攻读中国古代史。我知道这与你的家庭环境、文化背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这些早期的成长经历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你的历史研究。不如让我们的对话回到故事的起点，从你的专业选择谈起。
张仲思：我与阿拉伯世界有着深厚的血缘与情感纽带。我是在母亲家族的影响与熏陶下成长起来的。我的母亲是移民的后代，家族的移民故事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初。我的外曾祖父来自奥斯曼帝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他携家人离开故土，在巴黎短暂停留之后，于1921年辗转到伦敦，开了一家地毯商店。后来一家人又跨越大西洋，从欧洲来到美国东北部的波士顿定居，继续从事地毯生意。
位于伦敦摄政街（Regent Street，或译为“丽晶街”）家族地毯商店，摄于1920年代
我的外祖父生于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后来进入波士顿大学攻读教育学专业，并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毕业后曾在麻省理工学院短暂工作过。在读书期间，他与我的外祖母通过相亲认识，并很快坠入爱河。而他当年也正是在麻省理工的校园里向我的外祖母求婚。虽然他后来离开学术圈，并接手家族的地毯生意，但他对学问和教书的热情“遗传”给了后代。我的母亲选择了教师这一职业。如外祖父一样，母亲也很健谈，可以滔滔不绝地讲上几个小时，并拥有让听众沉浸其中的魅力。我喜欢听母亲讲故事，也迷上了传承母亲家族文化的阿拉伯语。童年的我经常盼着假期的到来，因为那时就可以跟随母亲前往叙利亚探亲。因此，对我而言，祖辈曾生活过的家园并不是一个遥远的文化符号，而是真真切切的生活体验。比如说，叙利亚的现代著名诗人、外交官尼扎尔·格巴尼（Nizar Qabbani，1923–1998）与我的外祖父还是亲戚呢！除了语言影响之外，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的元素也融入我的家族节日与家人聚会氛围之中，这让我从小就对自己所处的多元宗教背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正是在这些特殊的家族文化影响之下，进入哈佛之初，我很自然地选择了主修阿拉伯语。尽管我对文学也有浓厚的兴趣，但是我后来从事历史研究，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我父亲的影响，他就是一位历史爱好者。他的本职工作是一名工程师，不过他也从事写作，还曾出版过一本有关波士顿社区历史的小书。
就在我即将开启大学的学业之际，一份很意外的邀请改变了我日后的学术生涯。在2006年左右，中美之间的学生交流机会增多，我则有幸收到邀请，成为浙江金华一所普通高中的交换生，在那里进行了短期的交流学习。那时的我对中国几乎一无所知，语言不通，在这片古老的中华大地上也没有任何亲戚朋友。但从小在不同国家、地区的游历让我下意识地觉得，这次中国之旅也会很有意思，所以我兴致勃勃地踏上了旅途。也未曾想过，那次旅行竟改变了我从此以后的人生方向。比如说，我很快就迷上了浙江的美食、黄酒和人文景观。直到现在，我还喜欢和中国朋友打趣说，我有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胃。我对当地的所见所闻充满好奇，也生出许许多多的疑问，特别是关于民间宗教信仰方面的，比如说山顶上的庙、乡里的祠堂、守护老宅子大门的神明等。我一直相信，一个地方的饮食习俗和宗教信仰，是理解这个地区普通老百姓文化的关键。幸运的是，哈佛大学是汉学研究重镇，于是，我选择中国历史研究作为第二主修专业。在欧立德（Mark Elliott）教授的指导下，完成了我的本科毕业论文。
张仲思在长江游览，摄于2009年
在2017年春，当我收到你的博士论文初稿时，除了被论文扎实的史料和文字功底所触动，还感慨于你能毫无保留地分享自己的学位论文（WORD版），看得出你对同行的信赖与真诚。以上两点是我一直关注这项研究进展的起因。你用了十年左右的时间，从中文零基础到能熟练地听说读写，并能研读深奥的古文文献。面对诸多值得深耕的汉学研究领域，为何你对“风水”这一话题情有独钟？
张仲思：当我还在哈佛时，对风水知之甚少。进入哥伦比亚大学读研究生后，我成为曾小萍（Madeleine Zelin）和林郁沁（Eugenia Lean）教授门下众多研究法律史的学生之一。如果说，当年选择汉学是我与中国的“缘分”，那么把风水写进博士论文，则属于无心插柳，抑或是命中注定，让我能更进一步研究中国的历史文化。
在通过博士资格考试之后，我从纽约搬到上海，在复旦大学访学一年，希望通过调研上海图书馆的丰富史料，找到一个合适的论文题目。那时，我所构想的还是有关中国与阿拉伯世界的文化联结这类议题。像大多数来华的外国年轻人一样，我也热衷于旅游。有一回我心血来潮，去了四川，在一位朋友的推荐下，独自前往阆中古城。那里景致优美，布局讲究，古风遗韵，远近闻名。在古城徜徉了一个周末，我一下子就喜欢上了那个地方。在那次旅行不久后，我意识到，毗邻阆中的南部县收藏着不可多得的清代法律档案，这些档案都保存在南充市档案馆。事后看来，这一切是那么奇妙！本来只是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却在不经意间为我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
随后，我开始钻研四川的法律档案，很快就被其中大量的涉及风水议题的诉讼所吸引。对有关风水的刻板印象，我也渐渐心生疑惑。难道风水在诉讼中仅仅是一个可以被随机调用、争取利益最大化的托辞吗？我在想，如果人们重新审视风水，那么我们对于这些法律案件会不会有新的理解？对中国历史文化会不会有新的诠释？我把这些想法通过邮件发给了远在美国的导师曾小萍教授，她是北美最著名的中国法律史学者之一，也是四川地方史研究专家。当得知我想要改变研究方向时，她颇为意外，但仍鼓励我深入探索。我很感激她一如既往的支持。
当我在十多年前开始这项研究时，南部档案还未被整理出版，所以我需要前往南充市档案馆调取资料查阅。在此过程中，我得到许多师友的鼎力相助与支持，尤其是在现任职于四川大学的吴佩林教授的引介下，我较为顺利地及时查到与研究相关的档案卷宗。在随后长达十年的写作中，困难与挑战如影随形。作为历史研究者，我们都知道要搜集第一手的原始资料，而理解资料背后的文化语境也同样重要，但这项史料解读工作并非易事。有时候哪怕是得到一丝的线索，我就会迫不及待地找来档案原文，甚至会马上订票、拎起行囊，跑去当地档案馆或图书馆查证史料。
虽然我也曾因挫折而自我怀疑过，但自始至终我没有放弃的念头，对这项课题我一直都倾注了极大的热情，或许是因为“风水”这一话题在我和中国人民之间架起了一座友谊的桥梁，它是一个让我们暂时忘却彼此的身份标签而增进相互了解的渠道。我很珍惜和中国同事、朋友对话的每一次机会，因此一旦有学者对我的研究表示感兴趣，我会第一时间把稿件发给对方，甚至在不确定能否收到对方反馈意见的情况下。当然，大多数的交流是非常愉快、富有启发性的，这也让我结交到不少值得信赖的学术同仁。
你刚刚提到挫折，可以谈得更具体一点吗？从博士论文到第一本专著的出版，你能分享这个过程中几点重要的心路历程吗？我想，有很多正在酝酿学术专著的朋友，尤其是青年学者，会从中受到鼓舞与启发。
张仲思：首先，关键的是，本书最重要的档案研究工作，在博士阶段就已经完成。我的书稿在2019年已成型，这个时间点，现在回头来看，非常幸运，因为那是新冠疫情开始之前。在书稿成型之后，我就与出版社联系、交涉，这中间历经两次严格的专家审阅、修改过程。你是知道的，直到向出版社提交定稿的前一个月，我和你有时甚至还在网上讨论、斟酌增补某个案例的必要性，因为史料总是在不断的积累之中，总有新的线索出现，去印证或补充书稿中某些已论证的观点，或是重新审视某些因为之前论据、细节不足而被忽视的方面。与出版社联系、商讨修改、敲定书稿的那段时间，恰好就是从2020年初新冠疫情开始至2022年初，正值疫情期间，我跟大家所经历的一样，旅行受限，几乎所有的学术与教学活动都改在网上进行，在那期间我一直在美国，一边教学、一边修改书稿。当然也有些遗憾，因为直到2023年夏天，我都一直未能去中国进行田野调查与档案研究。
我在本书出版的过程中所遇到的挫折，也包括求职、就业的压力。其实，博士刚毕业的那两年，我还没有找到稳定的教职岗位，内心非常焦虑和迷茫，甚至考虑过转行。可以说，从博士论文到专著成型的关键阶段，我始终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不知自己的努力，到头来，是否会换来认可。幸运的是，我遇到了斯坦福大学的苏成捷（Matthew H. Sommer）教授和剑桥大学的周越（Adam Yuet Chau）教授，他们邀请我到所在的科研机构从事博士后研究，担任我的合作导师。于是，我在2017年先从纽约搬到加州，一年之后又前往英国，开启一段未知的崭新旅程，直到2020年初因疫情原因回到美国。现在来看，我非常感恩这两段博士后生涯，因为我可以全身心投入到书稿的撰写与修改之中。并且，我在这两所高校所结识的一些老师和同学，也成为我的学术挚友，让我深深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真诚交流的美好。
有趣的是，我的一位斯坦福大学同窗好友、现任联邦政府律师的司马世荣（Alexander Statman）也凭借其新作A Global Enlightenment: Western Progress and Chinese Science（暂译为《全球启蒙：西方进步与中国科学》）荣获今年美国历史学会颁发的“赫伯特·巴克斯特·亚当斯奖”（Herbert Baxter Adams Prize），该奖项授予研究欧洲历史的青年学者的首部专著。我与Alex相识于苏成捷教授组织的两年一度的历史系聚会，我们探讨十八世纪的法国和德国医学文献中对阴阳五行理论的运用，相谈甚欢。当时的我们绝不会想到，我们会在同一年出版第一本书，更不会想到我们会同时获奖。这不禁让我感慨，研究生阶段不仅仅是课堂学习，更包括与同窗们交谈的机会。从长远来看，这些看似平凡的交流，却可能改变你的人生轨迹。
从你提交博士论文到第一本专著正式付梓，期间我读过好几个版本，因此知道你对谋篇布局的各个细节都有考量，包括本书的封面。七年前当你第一次发现这幅图的时候，就兴奋地和我分享过，而今年夏天你又和图中所绘场景有过近距离接触，这是怎样一个过程呢？
张仲思：封面源自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清代《永陵神树图》。永陵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祖辈数代的陵墓，因其风水极佳而选定。乾隆皇帝还专门为陵园后方的一棵榆树作过诗，将那棵树封为护国神树，这正是我们从封面所看到的那棵。这棵树在同治二年的一场风雨中被吹倒，压坏了殿宇。因为这一事件牵涉到陵墓的风水，这棵树立刻就变成涉及国家安危的树，因此，就有清政府的官员描绘这棵树，最终呈现的图像就是这张封面图片。自从发现这张封面图片以来，我就一直想亲自前往陵园，看看那棵树是否还留有遗迹。
幸运的是，今年暑假有机会与我的同事前往辽宁省参观名胜古迹，于是，我决定去抚顺市的清永陵一探究竟。从沈阳到永陵镇车程约三小时，沿途风景赏心悦目，目的地也让我惊喜。永陵远离热闹喧嚣的市区，徐徐清风相伴，在夏日带给人悠悠凉意。
在陵园的后方，我找到了当年清朝官员绘制树木的确切站立位置。我在那个位置上拍摄了一张与原景重合的照片。事实证明，在榆树凋零后不久，一棵新树苗就被种植在原地。如今，那棵树苗已长成参天大树。在我看来，这棵大树足以与其尊贵的“祖先”相媲美。就像那棵已逝的榆树一样，清朝已成为历史，但关于它的记忆依然留存在人间。而这正是我们历史学家的职责所在——找寻过去那些消逝、遗失的瞬间，并将它们与我们这个时代联结。
左：《永陵神树图》；右：作者于2024年在清永陵原景同位置所拍摄的照片
前往清永陵的这趟旅行收获颇丰，也得益于我们在当地请的一位司机师傅。师傅是满族人，当他得知我们研究清代历史，就特别激动地跟我们说起他的家族故事。这位师傅也将东北人的热情好客展现得淋漓尽致，比如，他见我们拿不定主意晚饭吃什么，便立马推荐他常去的一家面馆。那天，我们到了晚上八点才回到沈阳，而让我吃得欢畅淋漓的那碗面和鸡架，也成为我对清永陵记忆的一种特殊回味。
你的书探讨风水与清代法律之间的重要关系，其中也涉及对分野和星象的一些讨论。不久前你还在《科技史期刊》筹划了一期有关清代“分野”的特刊。我想不少读者会好奇，你的关注点是如何从“地理”延伸到“天文”的？
张仲思：天、地、人这三者之间，在传统中国宇宙观里，有着密切的关联。我对宇宙观、尤其是《易经》这部经典著作，一直都有浓厚的兴趣，也尝试着从不同角度去理解天、地、人的关联。在这一点上，我深受美国学者司马富（Richard Smith）教授等前辈汉学家的影响。我在本书题记中也提到，与风水相关的很多历史文献，都被称作“地理经书”，传统文献中的“地理”一词，有别于现代汉语中的“地理”。而与“天”相关的星象学（也常被称作占星术）概念也渗透于风水文献的方方面面，本书对此也有分析。其实，星象学本身是一个极富魅力的话题。在所有传统科学知识中，星象学或许称得上是最具有全球化影响力的。自近代以来，许多关键的中外科学交流都出现在星象学领域，并非偶然。如果跟传统医学来对照，希腊、中国、中东等地各有一套医学知识体系，其区域性特色非常明显；而星象学的知识则是一直在这几个区域之间流动、传播。这也不难理解，因为欧亚大陆上的人们，抬头仰望的是同一片星空。
另外，我对分野和星象的深入研究，则得益于一个重要的契机，是我有幸获得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即马普所，Max Planck Institute）为期一年的访问资助。在2022–2023年，我又一次整理行囊，搬到了柏林。在马普所科学史研究所，我有幸能与仰慕已久的科技史学者薛凤（Dagmar Schäfer）、陈诗沛、邱靖嘉共事。与我同期在柏林访问的，还有来自中国、欧洲其他国家和北美的许多优秀学者。这些学界同仁都想回答关于中国天文学史上的一些宏观问题。比如说，在明清之际，当西学传入中国时，当时的文人是如何挪用耶稣会士的天文学知识，用以支持、并融入中国的传统宇宙观，而不是一味地抵制或排斥西方天文学？星象学在医学和风水中的应用，如何使星象学在后世流传并产生持续影响力？这些基本问题，也是我们那期清代“分野”特刊的出发点。
在麻省理工学院，你的中国历史文化课相当受欢迎，每年都会吸引超过上百名的学生选你的课。在学校的报纸上，有学生提到你的课程非常受用，甚至影响到学生与其父母或祖父母的关系。你是如何做到这些的呢？
张仲思：就像我前面提到的，我来自教师之家，而优秀的老师同样也应该是合格的故事讲述者。通过母亲潜移默化的影响，我学会了如何讲好故事。中国的历史交织着许许多多动人的故事——当然，有一些并不容易讲述。因此，我在讲课过程中，需要用全部的热情去感染观众，去吸引那些像曾经的我一样对真实的中国知之甚少的学生。我也一直鼓励我的所有学生去中国，不管是短期旅游，还是访学交流，身体力行地去感受中国，与中国老百姓聊天，结交中国朋友，所谓“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我也时常在社交媒体上分享我在中国的旅途游记，希望能透过我自己的有限视角，去打动更多的美国年轻人学习中国历史文化。
得知学生对我的课程有如此积极的反馈之后，我也非常高兴，因为这意味着学生们会在课后继续谈论中国历史。我的一个目标是，学生在秋季学期上过中国文化通识课，那么在接下来的冬季学期，则是向其家人传授自己此前的课堂所学，这既可以用来检验学习的效果，也可以让更多普通美国民众（当然也包括华裔家庭）了解到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你之前分享过一篇儿童史的文章，介绍了近代教育家陶行知提倡的“小先生制”，从学校教育延伸到生活教育，这很有趣，就是类似这样的理念。我希望，课上教的、对话谈的、文章读的，都应该是生动鲜活、能引起每个学生心灵共鸣的。我还试着引导学生们向长辈提出恰如其分的问题，因为了解父母那一代的过去，也是在探索每个人的当下与未来。我的班上还有不少在美国出生长大的华裔，其中有一部分学生在假期回到家之后，中国历史就会成为两代、甚至三代人沟通的话题。也有学生曾对我说，共同的历史记忆将自己与其长辈联系得更为紧密，这是学中国历史之前未曾想到的。
你的下一个研究课题是什么？目前的研究进展到什么阶段？
张仲思：“天文”“地理”蕴含着极其丰富的历史文化研究议题，这些议题持续引领着我在科技史、法律史、环境人文等领域的探索。除此之外，我对明史越来越着迷。我近期的研究回到了我自己的文化“根源”，探讨中国明代的穆斯林社会文化史。我感兴趣的一个问题：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为交流语言的穆斯林团体是如何适应明代社会、并繁衍生息的？通过这个课题，我也在寻求与自己家族的历史联结。目前这个课题已经有了初步的书稿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