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雕像资料图。本文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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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与哲学的联姻：从孔子、康德与韦伯的诞辰谈起
吕冰洋
对思想史而言，今年是个特殊年份，分别是儒家圣人孔子诞辰2575周年，德国哲学家康德诞辰300周年，德国思想家马克斯·韦伯诞辰160周年。
围绕经济和哲学，他们神奇地有着共同关注的话题，且是那种本源性的话题。在他们诞辰之际，如果“起君于地下”，让他们坐在一起开一个研讨会，相信一定会有激烈的思想碰撞。碰撞的结果，至少能回答一个重大问题：中国文化何以可推动中国经济发展？
文化的核心是哲学，经济学和哲学是社会科学两大学科，向来交集较少。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迅速发展，催动了中国经济研究的繁荣，在此期间涌现了诸多经济流派，经济分析日益偏重数理和统计分析方法，它们看似更客观、更精确，这与哲学那种讲究抽象和玄思的风格大相径异。经济学和哲学，各自在自己的轨道奔驰，虽然两边阵营偶有人试图借鉴对方学问，但是总体而言，双方交流甚少，可谓“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
中国哲学是中国文化的核心，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需要建立在文化传承的基础上，其根本是要建立在中国哲学基础上。现代文明的基础是物质文明，经济学作为推动物质文明进步的最重要学科，在逻辑上需要从中国哲学中汲取更多的营养。而哲学关注人的生存和发展，必然要关注人和社会的经济状态。贯通经济学与哲学最为杰出的思想家是马克思，他的经济理论处处体现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而中国经济和中国哲学除了体现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之外，还在许多方面具有浓厚的中国特色。因此，在当前，中国经济学和中国哲学的联姻是理所当然、势所必然的！
如何联姻呢？打开这个话题恰好可从孔子、康德和韦伯说起。
先谈韦伯（1864—1920）。韦伯是现代西方一位极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他的研究领域涉及经济、社会、历史、政治、哲学、宗教等诸多领域，并有大量著作问世，我们这里谈他的两本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儒教与道教》。
在他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探讨的问题是，资本主义为何能从西方文明中孕育和发展起来？经济学家对这个问题有诸多解释，而韦伯独辟蹊径，选择从宗教伦理对人的经济行为角度研究。他认为，新教中所蕴含的伦理如节俭、劳动、重视财富积累、强调纪律等，正是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精神力量，由此推动西方资本主义发展。韦伯以独到的眼光解释了西方资本经济发展背后的文化作用，该书业已成为经典之作。
但韦伯没有收住笔，他把目光投向了东方中国。他仍采用他开创的宗教社会学范式来剖析中国，1915年，他写成《儒教与道教》一书，书中要回答的问题是：中国为什么没有出现西方那样的资本主义？他的结论是儒家缺乏超越性追求，儒家思想本质上是适应世界秩序和习俗的俗世道德伦理，无法发展出适应于现代理性经济的资本主义职业人。然而，事实却与韦伯的判断相反，二战以后，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和地区恰恰集中在同属儒家文化圈的东亚，为此，学术界开玩笑说韦伯是“最伟大的外行”。
然而，尽管事实上证明韦伯错了，但是并不能说在理论上说服了韦伯。韦伯开创的研究范式是：文化影响道德，道德影响经济伦理，经济伦理影响经济行为。要让韦伯信服，就要从道理上说明，儒家文化是否具备有利于经济发展的道德和经济伦理？如果具备，为什么？要回答这个问题，就涉及道德问题。
道德和功利，是指引人们行为的两大重要因素。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一开始就思考这个问题，他的两本著作《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分别研究人的自利行为和道德行为。后世经济学家抛弃了道德因素，经济学根基奠定在人的自利基础上，即所谓的“理性人”，这实际上是捆住了经济学重要的一条腿——道德之腿，而由“自利”这条腿单跳前行，这一跳，就是三百年。当代部分经济学家试图在经济学中引入道德因素，如利他、互惠、追求平等，即所谓的社会偏好，并且多以实验经济学方法进行分析。不过，以实证方法来探求道德，实在是有铁拳打到棉花、有力发不出的感觉。为什么？因为它是以经验解释先验，以形而下解释形而上，以现象解释本体，有本末倒置之感。这其中的道理较深，涉及道德的起源问题。
这就要回到康德（1724—1804）。康德是德国伟大的古典主义哲学家，他关于道德的研究发人深省。康德认为，道德分为他律道德和自律道德，他律道德是不遵守就会受到外界处罚，而自律道德是不遵守就会良心不安，对人们的行为影响最深刻的是自律道德。自律道德法则不能从经验建立，不能从范例引申，不能从人的偏好推演，更不能来自上帝，它只能来自人的“自由意志”。自由意志是人的意志所自律的方向，这样的意志是纯善的意志，是纯正的意志，也是最道德的意志。新儒家代表人物牟宗三总结康德的论证思路是：由道德法则的普遍性与必然性逼至意志的自律，由意志的自律逼至意志自由的假定。
不幸的是，康德穷追至此，无法进一步说明自由意志的来源，他只能假设当该如此。因此牟宗三一针见血地指出，康德并未真正建立“道德的形而上学”，只是建立起“道德的神学”！那么，超越经验层面，真正阐明道德的起源及价值在哪里？是儒家学说，是孔子（公元前551—前479）。
儒家是成德之教。儒家的道德并非如韦伯所说的俗世道德，而是以道德通本体，以道德通无限：道德源于自本体，故“肫肫其仁，渊渊其渊，浩浩其天”；道德即是中庸之道，即是圣贤之道，故“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道德承载万有，故“君子以厚德载物”；道德含生生之机，故“天地之大德曰生”；道德富含创造性，故“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道德是人生之所必需，故“大学之道，在明明德”；道德人人可达，故“仁远乎哉，吾欲仁，斯仁至矣”……儒家成德之教即是内圣之道，道德秩序即是宇宙秩序。儒家这样精深的义理，自然不为韦伯所理解，他以“儒教”称儒家，误认为中国有西方基督教那样的宗教及影响，这正体现出他对中国文化的隔膜。
儒家以德为本的文化对人们的行为产生极大的规范性，由此影响人们的经济行为。儒家主张“疾敬德”，表示完善道德一刻也不容迟缓。中华文化价值系统所阐述的经济伦理体现为自律道德，其对人的经济行为产生很强的规范性。经济行为充满了利益的计算，也是最考验人们道德的领域。儒家反复辨析义利关系和德财关系，告诉人们“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在儒家文化影响下，人们如果做了见利忘义、损人利己之事，那么就会感受到良心不安和折磨。为此，人们在经济活动中，常存在一个省察意识，不敢欺于暗室，如同仁堂门口对联所示“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种精神可以说自古至今比比皆是。
儒家文化中所蕴含的经济伦理非常有利于经济发展。如业精于勤、革故鼎新、君子诚之为贵等，会鼓励人们勤俭工作、积极创新、互相信任等，都是现代经济学所揭示的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因素。中华文化推崇的君子型人格是勤俭、好学、深思、诚实、敬业、乐群，这些品德内嵌于人的价值观中，已成为人们的自律道德，这些经济伦理为中国人以及东亚文化圈里的人所普遍接受，使其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持久而强劲的动力。
践仁知天，取义成仁，见利思义，这些成语都是儒家文化的核心思想，仔细推敲，可以发现一字一学问，一字一境界，它的内涵极为丰富而深刻:“天”对应着本体，而本体问题是哲学的核心问题；“仁”对应着道德哲学，且此道德哲学属于源自本体的哲学；“义”是符合仁的行为，它对应着伦理学；“利”对应着经济学。“天—仁—义—利”，从形而上到形而下，从正德到利用，从哲学到经济学，它简明扼要地展现了儒家文化何以可推动经济发展的逻辑，即“内圣”开“外王”的逻辑，也说明中国经济与中国哲学联姻是必然的。
如果康德明白儒家道德学问，那么他一定会感叹，儒家成德之教是真正建立起“道德的形而上学”。如果韦伯真正明白了儒家文化中的经济伦理，我想他一定会放松他那标志性的紧锁的眉头，而心悦诚服地说：yes, yes!如是，如是！
（作者吕冰洋为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财政系主任，教授，著有《央地关系：寓活力于秩序》《走向现代财政：“国家治理财政”视角》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