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0月21日，华裔作家、翻译家聂华苓在美国艾奥瓦州（编者注：又译爱荷华州）家中去世，享年99岁。她的女儿王晓蓝透露，母亲“走得很安详，没有太多痛苦”。
聂华苓对死亡并非没有准备，她早早地将自己的名字刻在墓碑上。2005年，作家迟子建和刘恒受邀前往美国。其间，彼时已经八十岁的聂华苓在亡夫保罗·安格尔生日那天，拿上他生前喜爱的鲜花和威士忌，开车前往墓地探望。
聂华苓将酒洒在墓前，向保罗•安格尔介绍迟子建和刘恒的情况。介绍完，她轻抚着墓碑，笑着对迟子建说：“你看，这里很好，很宽，将来把我再放进去就是了。”黑色大理石墓碑的左下角，已然刻上了聂华苓的名字。
回国前一晚，迟子建来到聂华苓家中，大家生起火，围炉喝酒聊天。聊着聊着，聂华苓放下酒杯，引她前去卧室，拉开衣橱，取出一件银粉色的中式缎子衣服，笑吟吟地说：“我已经嘱咐两个女儿了，我走的那天，就穿这套衣服！怎么样？”迟子建回道：“穿上后像个新娘！”说笑间，她的眼睛却已湿润。
三年前，诗人王家新到美国时曾联系过聂华苓，当时聂华苓记忆力已经不太好，很多人都记不起来，但王家新回忆，她很高兴，声音还像小女孩一样清脆。
王家新曾在2013年受邀参加“国际写作计划”，和他一起的还有作家阿来，他清楚地记得，聂华苓请他们吃的第一顿饭是牛肉面，还告诉他们“莫言也在这里吃过”。在艾奥瓦期间，他和聂华苓成为了忘年交。聂华苓很看重诗歌，会仔细读他写的诗，并写信给他反馈。
“回忆历历在目，她一走，我们生命中的一些东西也跟着走了”，王家新向南方周末记者感慨，“她真是一位很伟大的女性，不仅在于她本人的创作，还有她的‘国际写作计划’这样一个巨大的贡献”。
台湾文化事务主管部门在官网发布悼文，表示本身是创作者的聂华苓最令人感佩的是她在台湾戒严时期，“不分党派、族群、政治立场、政治思想，只挑她心目中值得鼓励的优秀作家们去她所创立的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使来自台湾的作家可以和全世界的作家交流，也打开台湾文学在世界各地的知名度”。
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颜敏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无论是在创作视野、方向，还是深度方面，聂华苓的“国际写作计划”对中国作家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至少它打开了一个国际化的可能性，让中国当代作家不只在纸面上感受海外文化，而是通过日常生活的点滴感受真实存在的异域文化的魅力。”她说，作家对“国际写作计划”的参与，“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未来书写中国当代文学史风貌时，增加一些中国作家和中国文学在世界的影响力，这是可以进一步挖掘的。”
聂华苓曾形容自己是一棵树，“根在大陆。树干在台湾。树枝在爱荷华。”她用三个词来分别概括自己人生中的三个主要阶段：流浪、孤独、自由。在爱荷华期间的生活是她人生中的一个转折点，在和丈夫保罗•安格尔共同创立“国际写作计划”后，她的后半生有了新的重心。她在后来的一次采访中表示，“我在书里写‘我是一棵树’，我和安格尔做的“国际写作计划”就是我的果实。”
截至2018年，“国际写作计划”已有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400多名作家和诗人受邀参与，其中改革开放后来自中国内地的有50多人，聂华苓也因此被称为“世界文学组织之母”。
刘恒曾如此评价这个项目，“这是一个缩微的世界。它融合了不同种族、不同国家、不同意识形态、不同经历、不同性格的形形色色的作家、形形色色的人，也创建了一种非常独特的交流方式。”
2008年，聂华苓在北京的《三生影像》座谈会上。icphoto
“我们这一刻在一起，这就是结论”
聂华苓提出“国际写作计划”的想法是在一艘小船上。当时她正与保罗•安格尔泛舟河上，她告诉保罗，作家工作坊很成功，培养了一些杰出作家，但对于外国作家来说，并不适合。聂华苓接着问他，“你为什么不为国际作家开设一个项目？”
这个曾被汪曾祺调侃为“心血来潮、感情用事、居然成事”的想法，并非聂华苓的一时冲动，而是“经历积累到那个阶段了”。那时是1967年，距聂华苓接受保罗·安格尔的邀请来到爱荷华参加他主持的“作家工作坊”已过去三年。在那里，除了聂华苓，还有几位来自印度、阿富汗、日本等亚洲国家（地区）的作家，所有人均已成名。
尽管都从事文学创作，但在聂华苓看来，他们跟美国作家还是有很大不同。她因此想创立一个特别计划，邀请其他国家的作家前来交流。“这是我听过的最疯狂的想法。”保罗·安格尔说，但他还是极力争取，“国际写作计划”由此诞生。
在颜敏看来，聂华苓当时的想法很简单，作家需要一个良好的交流氛围，“她觉得不同文化、不同境遇、不同背景的作家的交流，可能对他们的创作视野产生更深刻的影响。”她说，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在美国的华裔作家，“实际上她是希望作为一个中文写作者，融入国际写作的当下。”
“国际写作计划”的前期资金多是自筹和接受资助，聂华苓一开始只能邀请十多位作家到访，选择来访对象的标准是“作品好”。她曾说过，自己虽用中文写作，却和中国离得很远。“这个距离，让我对人、对事都更客观，这在邀请作家时很有必要。”
颜敏欣赏这种选人方式，像丁玲、艾青、王蒙等一众被邀请的作家，写作风格、擅长的领域等都不一样，但正是由于选人时的包容性、开放性，还有一种偶然性的东西，“没有那么集中，反而显现出了它的世界性。”颜敏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国际写作计划”并非严格的写作培训班。在迟子建的回忆里，“国际写作计划”的前两个半月以各种话题讨论、文学交流、参观及写作为主，后半个月则是旅行，每个作家都可以按个人兴趣自行设计旅程。
尽管也有一些讲座、活动提供给作家们参加，但作家们也可以选择不参与。土耳其作家帕慕克曾在1985年受邀参加“国际写作计划”，彼时他名气不大。在聂华苓的印象中，帕慕克很少参加他们组织的活动，总是独自写作。那时他大约正在写《白色城堡》，经常日夜颠倒。
也有作家喜欢参加活动，比如王安忆。在聂华苓的回忆里，王安忆是历年参加爱荷华活动最多的中国作家，和美国年轻人接触最多，她也时常参加中国作家的聚会。这些聚会有时在聂华苓家里，有时在其他场所，大家状态轻松，随意聊些文学或其他话题。
“写作是很自由的事情，（聂华苓）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五四文化对他们的影响很大，他们对自由的理解或践行是比较透的。”颜敏这样看待“国际写作计划”给予作家们的自由度。
萧乾是第一位被邀请参加“国际写作计划”的中国大陆作家。1979年，中美恢复外交关系，聂华苓决定邀请中国作家前往爱荷华，萧乾因英语好、有海外经历而获邀参加。聂华苓和保罗·安格尔特意举办了“中国周末”活动，时隔三十年后，来自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及海外的二十多位华人作家齐聚一堂。
每个人都拉着萧乾聊天，“见到萧乾就好像自己回到了自己的土地上。”聂华苓回忆说，“我们不是来交锋，而是来交流，来互相了解、互相认识的。今天不可能得到任何具体结论。我们这一刻在一起，这就是结论。”那一次，“中国周末”活动持续了三天。
两年后，聂华苓邀请丁玲到访爱荷华，参加同一批“国际写作计划”的还有苏珊•桑塔格。尽管她与丁玲生活在不同国度，有着截然不同的生活背景，但她们依旧友好地在一起吃饭、聊天，谈话不涉及任何政治。
当时跟她们一起的还有美国诗人W·S·默温。一见到默温，丁玲就夸赞他的眼睛好看。默温说，那是因为我正看着你，他很尊敬丁玲。聂华苓给他们三个人拍了照，默温和苏珊•桑塔格站在丁玲两边，紧握着丁玲的手，看上去没有一点隔阂。
一些东欧和西亚作家也被邀请参加“国际写作计划”，比如伊朗诗人台海瑞。1967年，她到达爱荷华时，正是伊朗国王专政时期，台海瑞不敢回国，但在爱荷华多留一年后，还是不得不回去。上了飞机后她又跑下来，抱着聂华苓大哭。
“我和许多地区的作家认识以后，读到他们的作品，发现中国人的命运，也就是二十世纪的人的命运。”聂华苓曾这么写道。在颜敏看来，聂华苓其实是有意识地邀请一些来自第三世界国家，比如南非、土耳其等地的作家来参加“国际写作计划”。
“她非常清楚那种（处在）边缘的，或者是弱小民族的、比较贫困落后地区的作家需要的东西，这是她作为本身就处在一种历史境遇中的作家的选择。”颜敏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国际写作计划”与创意写作“初心一致”
汪曾祺也曾参加“国际写作计划”。他回忆，聂华苓每周六都要举行晚宴，分拨招待各国作家，她邀请中国作家次数最多，有些外国作家吃醋，说她偏心，聂华苓直接说，“那是！”汪曾祺调侃称中国作家就是她的娘家人。这些情景历历在目，被汪曾祺记录在他的文章《遥寄爱荷华》中。
事实上，除了他，许多参加“国际写作计划”的作家后来都有与之相关的文字发表，譬如萧乾的《美国点滴》、艾青的《在爱荷华的中国周末》等。“他们去爱荷华产生非常具有历史意义的记录性散文，说明他们确实受到‘写作计划’生活经历直接的影响。”颜敏说。
回顾很多参加“国际写作计划”的作家，颜敏发现，他们回来后不一定都写出很好的作品，因为他们大多早已成名，要在短短几个月内在创作上有明显改变是不太可能的。但她注意到，王安忆不太一样。
“我觉得王安忆的精神之光，她作品中的那种理想的东西，是在爱荷华获得的，至少我是有所感受的。”颜敏特别提到陈映真跟王安忆在那段时间的往来。她认为，王安忆虽然和陈映真有不同的写作想法，但精神上可能受到后者理想主义的吸引和影响。“对王安忆来说，这一次的爱荷华写作计划应该是非常重要的。”
在创意写作方面，“国际写作计划”对作家们的影响也不容忽视。1936年，美国爱荷华大学启动创意写作项目，颁授硕士学位。同时，作家工作坊正式开设。保罗·安格尔在1941年担任作家工作坊主任，并在1967年和聂华苓共同发展“国际写作计划”，使得爱荷华大学创意写作的声望进一步扩大。
1980年代初，聂华苓到访武汉，对后来以武汉大学为首的作家班的创办产生深刻影响。武汉大学於可训教授曾在《我记忆中的作家班》一文中写道，“武汉大学作家班，虽然是插班生制度的产物，但创办作家班的某些基本理念，却是受了美国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的影响……”
1985年，武汉大学联合中国作家协会招收了 24 名青年作家，系中文系第一届“作家班”，之后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等学校也陆续开办本科层次的作家班，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和鲁迅文学院还联合举办了研究生层次的作家班。
创意写作在国内正式作为一门学科的实践，则不能不提到2009年复旦大学中文系创立的创意写作（MFA），这正是在陈思和与王安忆的推动下实现的。颜敏曾在2012年到复旦大学中文系访学，旁听了王安忆的创意写作课程。
她回忆，当时课程氛围轻松，更多时候是学生们在聊阅读感受、创作困惑等，王安忆则耐心倾听，偶尔提点一下，很少直接讲授写作技巧。有时候她也会请一些作家分享交流，颜敏记得当时请过莫言和张承志等。她觉得，这种氛围和教学形式跟“国际写作计划”有类似之处，应该受到了某种潜在影响。
近十年，颜敏参加了很多创意写作相关的会议，2023年还被世界华文创意写作协会邀请成为理事。她观察到，从一开始各大高校开设创意写作专业，到这门学科正式被列入中国语言文学专业的二级学科，再到近两年刊物上各种研究创意写作的理论文章增多等，这些迹象都表明“中国的创意写作已经走向学科化、系统化、普及化了”。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是国内最早设立汉语言文学创意写作本科专业的高校，曾任该校创意写作中心主任的刘海玲认为，“即使没有去过爱荷华写作营，只在精神上学理上感受和思考这件事的意义，就足以推动和改革国内汉语言文学的培养方向”。
回顾聂华苓的“国际写作计划”，颜敏觉得它对中国作家的影响“更多的是一种视野、格局，包括创作目标，如果要跟创意写作联系起来的话，这些就是创意写作要出现的原因”。她解释，“因为创意写作要追求的就是一个作家要不断地突破现有的局限，希望摆脱模式化、固态化的旧有模式。创意写作本来就是对原来写作的一种反对，从这个角度来讲，聂华苓的‘国际写作计划’给予中国作家的滋养，和创意写作的初心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