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江的文学炼金术:沉默与诗意,切开黑暗的心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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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思锦/文 在获得2024年诺贝尔文学奖之前,韩江就几乎成为了这个时代国际影响力最大的韩国作家。她的《素食者》在2016年获得布克国际奖,次年获得意大利马拉帕特文学奖。在2018年,她的《白》再次入围布克国际奖,并且进入最终角逐名单。而在2023年,《不做告别》获得美第奇外国文学奖。对于国际文坛和读者而言,谈到“HanKang”一词,第一反应或许早已从首尔的河流“汉江”变成了年轻有为的作家韩江。韩江的小说拥有极为丰富的层次与多样的表达,不仅包括具有强烈斗争性的作品,还有与国际接轨、探索现代性的尝试。她通过诗意的表达方式,不断抚慰着受伤的灵魂,回应着暴力带来的创伤与脆弱。正如诺贝尔奖颁奖词中谈到,她“用强烈的诗意散文直面历史创伤,揭露人类生命的脆弱”。

韩江的作品仿佛一场文字的炼金术:她从日常生活中抽取出无声的痛楚和难以言表的情感,将它们凝炼成诗意的符号。在她的笔下,沉默不再只是一种隐忍,更是一种存在的方式——让时间凝滞、让情感蒸馏的艺术实验。就像炼金师在炉火中提炼黄金,韩江在简洁的句子与静谧的叙事中,将遭遇保留后的漫长疗愈过程,转化为闪烁着微光的珍宝。每一处无声都是一种力量的蓄积,每一段叙事都是一把利刃,切开黑暗的心脏,挖掘出那些被遗忘的情感矿脉。她的文字以一种克制的姿态,将极致的痛苦冷却至诗意的温度。正是在这种炼化的过程中,生活的灰烬成为了她创作的养料,而我们则在阅读中感受到一种奇异的蜕变:人可以如此坚强,无论面对多么暗淡的瞬间,都能够重新获得新的生命。韩江的文学炼金术,正是一场在沉默与诗意中孕育生命、以文字直面暴力与苦难的精神旅程。

这种对暴力和生命的思考或许像一个与生俱来的胎记,可以追溯到韩江的出生。1970年,韩江的母亲林鉴五患上一场伤寒,她和平日应对症状一样服用药物,但却在服药之后得知自己已经怀孕。虽然知道药物可能影响胎儿的发育,深思熟虑之后她依然决定生下这个孩子,后来,这个女孩爱上写作,并且坚持创作多年如一日。在成长的过程中,韩江经常从大人那里听说自己“差一点没出生”。对于其他孩子而言,生活的选择可能是读书或者打工、留在国内或者出国,而对于韩江而言,出生之前就面临着活下来与不出生的岔路。

韩江的父亲是著名小说家韩胜源,在1968年以短篇小说《木船》登上文坛,曾经获得金东里文学奖、李箱文学奖、顺天文学奖等韩国重要文学奖项。得益于这样的家庭氛围,韩江从小就伴随书架上密密麻麻的作品长大。在2014年的一次采访中,韩江回忆道,“父亲的读书方法是把书随便堆放,放置不管,随便拿来读,并且可以留下痕迹。因此,我至今能够毫无压迫地在书中度过时间。”

在这样的家庭中长大,韩江从延世大学韩国文学系毕业之后,前往出版公司工作,并且在1993年11月在季刊《文学与社会》上发表了诗歌《首尔的冬天》等四部作品。第二年,她的短篇小说《红锚》入选首尔新闻新春文艺。自此,韩江正式开始作为作家活动。

韩江在作品中一以贯之关注着两个核心问题:第一,如何理解暴力,也就是人们的痛苦和压迫来源于何方?第二,如何理解生命。如果活下来的偏偏是我,我该怎么做?在韩江构建的文学世界中,暴力不仅是外部力量的体现,更是内在欲望、愤怒与恐惧的交织。而生命的意义,则在于如何在这交织的痛苦和压迫中寻找出路。

暴力的面具,隐藏在日常里的疯狂

韩江有关暴力的持续不断的创作的最具特殊性之处在于,她不仅关怀着来自国家、社会这些宏大存在的暴力,也描绘了存在于原子单位的家庭里的暴力。夫妻之间、父母和子女之间、或是兄弟姊妹之间存在着这样的暴力,它微弱得会被日常生活忽视、但又巨大到足以压垮许多活生生的人。尽管韩江的笔调温柔、充满关怀,但她所触及的惊心动魄的日常暴力依然震撼着读者。韩江在小说《在某一天》中揭示了人成为野兽的过程。男友因为无法接受女友对他的爱逐渐消失,给所见之事添加了许多疯狂的幻想,进而一步步被嫉妒和仇恨蒙蔽双眼,最终举刀刺向女友的身体。面对血泊中的女友,他颤颤巍巍地发动摩托车送她去医院急救病房,对护士放声大哭,恳求医生拯救女友的生命。韩江不做居高临下的道德评判,或许在她看来,众生皆是苦相,问题在于人们面对心中的恶念如何做出抉择。但这并不意味着她会因为怜悯而不去触及人性中最复杂、最可悲的面相。所以在故事中,韩江设置了一个男友回忆的蒙太奇瞬间,通过女友之口戳破所谓的“爱情神话”:“你的脸,因为你看不到自己的脸,因为你看不到变形的丑陋至极的那张脸。那眼睛……那嘴唇,那牙齿里露出的憎恶,把你变成另外一个人,你当然不会知道了!”“在某一天”指向一个道理,人身上暴力的积累会由量变成为质变,而质变的“某一天”将会发生可怕的事情,即使想要补救,也无法做出任何挽回后果的行为。野兽的本能和鲜血、杀戮、暴力相关联,而这种行为可能源自人性深处的一种与生俱来、不可遏制的黑暗冲动。在韩江看来,社会规范的作用是反常识的,它不仅不会压制暴力,反而可能会成为刺激恶的导火索。

需要注意的是,韩江只是呈现出人心的黑暗,对于个体的人从不主观引导或是谴责。《傍晚时狗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从孩子的视角观看父母婚姻的破裂,父亲施加给家庭的冷暴力导致母亲离家出走,在生活无以为继的状况下,他决定邀请孩子和自己一同结束生命。对孩子来说,可以看见的未来之路太过短浅,父亲所说的话和所行的事究竟意味着什么,她几乎无法从社会角度加以判断,因此在她向父亲提出肚子饿了想吃东西的请求时,面对父亲递来的花生酱三明治,回忆起温情的家庭生活,而不是昨天父亲所说“……和爸爸一起死掉好不好”。在艰难贫苦的生活中,即使是不喜欢吃的味道,遭遇饥饿也不得不吃。而这三明治是父亲特意为自己做的,孩子望着父亲布满血丝的眼睛,甚至试图朝他回应一个懂事的微笑。但故事在这时候发生了可悲的转变,或者说,韩江想让读者感受人性是多么不堪一击,面对挫败和失去会有多么脆弱,而这种脆弱又将多么卑微地折戟沉沙。三明治被咬下第一口,父亲就从孩子口中抢过来,拉着孩子在洗脸池冲水催吐。即使后悔,孩子的身体也被摧残得呕吐、疼痛。韩江通过细腻克制的叙述手法,让人物在极端处境中的挣扎自然流露,而非刻意引导读者作出道德判断。她打动人的正是这种态度,以平淡无奇的日常细节,观照存在的荒谬与情感的断裂,使温情与暴力、希望与绝望交织成独特的叙事张力。

在韩江的创作中,人的良心是从一开始就被认可的向度,但她所描绘的人性的黑暗太过出彩,几乎成为了一种前提式的存在。即使韩江从一开始就没有想过回避或者美化“良心”激发人心所产生的变化,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也常常忽视小说中的人性交缠和反复犹疑。可以说韩江延续着自莎士比亚《哈姆雷特》就不断被文学家们书写的一个母题,人在面对内心和外界的暴力时,应该以什么方式应对。韩江给出的答案与顺应黑暗相对,一种可能的解法是自然、植物、回归原始。

变形的身体,植物如何与暴力相处

韩江迷恋描写身体的变形,这种变形往往发生在女性身上,并且通向植物的方向。对身体的变形的描写不仅仅是形而上的隐喻,更是一种真实的、深刻的生存体验。变化发生意味着女性在抵抗既有的秩序,只不过这是一种“沉默的革命”,这种抗争不是通过激烈的外在冲突,而是通过对身体的重新诠释、对生命形态的重新选择来进行的。在韩江的笔下,女性通过身体的变化来表达一种新的存在方式,摆脱了社会强加的性别角色和身份认同,转而走向一种更加自然、柔和却顽强的生命形态。

事实上,《植物妻子》和《素食者》均讲述了这样的故事。《植物妻子》中,主人公逐渐成为了只需要浇水就生活下去的植物,她的身体不再是被社会规训的对象,而是表达自己意志、逃离压迫的媒介。更为人所知的《素食者》则更为细致地发展了这一思路。主人公英惠通过成为植物来抵抗来自动物性的暴力,但她的实际行动远远超出轻飘飘的“成为植物”四个字。英惠拒绝肉食,拒绝一切动物制品,扔掉了丈夫的皮鞋;她拒绝继续沉默且无微不至地照料丈夫,尽管已经日复一日持续了五年时间;她拒绝和丈夫同床,因为肌肤之亲的对象是实施暴力、从毛孔中散发着血和肉味道的刽子手;她拒绝被束缚,在外貌外形被高度苛责的韩国现代社会,英惠不愿穿上紧束乳房的胸衣——乳房也是小说的重要隐喻。不尖刻,不锐利的乳房无法给他人带来伤害,并且如同树与树的联系一样,它天然就是母亲与孩子之间的纽带。

英惠的抵抗并非以正面对抗暴力,而是选择了一种“植物性的”方式——温和、安静,却充满力量。这种抵抗看似柔弱,却通过身体的隐秘力量表达了对压迫的拒绝,揭示了生命在暴力阴影下的另一种生存策略。正如韩国评论家黄桃庆所言:“花并非静止、软弱而被动的存在,而是以无比坚韧的力量向天空延展的生命体。”英惠的选择表明,在面对暴力时,真正的反抗未必依赖外在的力量,而在于坚守生命本质的顽强与不屈。韩江通过充满象征意味的描写,探索了女性如何通过改变身体,抵御来自家庭、社会乃至文化的各种隐形暴力。正如植物依赖阳光和水分静静地生长,女性的反抗也是无声的,但却充满了生机和韧性。

女人们面对暴力的植物化变形是她们身体政治的极致体现。通过拒绝动物性食物来摆脱对暴力的屈从,人的身体会变得越来越瘦弱,甚至到最后完全拒绝进食,似乎在以死亡的威胁对抗一切强加于她的暴力秩序。当身体开始呈现出某种类似植物的形态,不再像传统意义上的人类时,她更像是一株正在逐渐枯萎但仍然顽强生存的植物——这是韩江想要书写的一种勇敢的人,她们拒绝参与人类社会的一切规则,通过身体的变形和消亡来完成精神上的解放。

变形并不是全部,它只是韩江诉说对抗方式的一种手段。韩江反复强调的更深刻的内容还在于,以更为广泛的、沉默而柔性的方式对抗暴力,人能够从这种对抗中实现生命的意义。小说《童佛》(1999)创作于《素食者》之前,韩江依凭这篇作品获得了第25届韩国小说家奖。韩江继续探索她一贯关心的两个核心问题:暴力的源头和生命的意义。小说通过善姬的觉醒,揭示了婚姻中的隐形压迫和自我意识的觉醒过程。善姬的母亲通过绘制童佛寻求内心的平静,而善姬自己也在梦境中见过童佛。然而,小说并未局限于宗教或哲学的探讨,而是聚焦于善姬看似琐碎的婚姻生活,呈现她如何在面对丈夫的背叛时,找到自己的方式,重新掌控生命的方向。当善姬意识到自己对丈夫的感情不再是爱,而是一种习惯性维系的责任时,她重新审视了生命的本质:善与恶,义务与逃避,真实与虚伪,这些看似泾渭分明的界限却逐渐变得模糊。然而,这种模糊并未带来迷茫与恐惧,反而给予了她前所未有的释然——正因为不再爱他,她反而能更加平静地、全心投入到自己从事的工作之中。在这份平和中,她感受到一种内在的自由,没有了对丈夫的愤怒或怨恨,也不再需要争吵,生活的重心早已超越了婚姻的框架,指向更广阔的天地。

这些讲述让韩江的作品拥有了一种独特的力量:身体刻画得越是细腻,隐形的暴力就越是肆虐,而个体通过寻求自我解放的可能性也就越明晰。承受苦难的人们不仅仅是生命的器皿,也是反抗压迫、追求自由的武器。这样一群人通过身体的变形与植物的联结,或是其他亲近自然,背弃社会隐性规则的方式,找到了抵抗暴力的另类路径——一种超越物质、回归自然的解放之路。

魂兮归来,生命记忆与悼亡的意义

韩江在创作小说之前,另一个身份是诗人。她的早期诗歌中有这样一个场景,诗中主人公坐在夏季首尔的河川旁,“晚上,看见啼叫的鸟,在昏暗的木头长椅上啼叫,即使靠近也不逃跑,即使接近到伸手可及的程度,也不飞走。所以突然想起,我变成鬼魂了吗?”韩江总是想象自己是鬼魂,或生者与鬼魂相遇,再或是生者为了悼念历史伤痛,与鬼魂有奇迹般的交错。

在韩江备受瑞典文学院关注的一系列作品中,有许多关于鬼魂的描写。其中《白》《不做告别》等作品延续了对暴力与压迫的思考。她在其中缀连了过去与现在、生与死、政治与伦理等议题。所谓鬼魂与死亡,实际上是对个体与历史之间复杂关系的探究。在韩江笔下,鬼魂是为了象征那些无法言说的创伤,以及那些被忽略或被遗忘的历史痕迹。她的作品表明,尽管逝去的人不再拥有生命,但他们的存在却通过记忆而永存,甚至成为了塑造我们身份的重要部分。《不做告别》这一标题本身,便揭示了小说深刻的主题——真正的告别或许永远无法完成。即便我们尝试与某人、某事道别,那些生命的痕迹依然顽固地留存在我们的记忆深处,持续影响着我们的日常。韩江的作品并不止步于对失落与悲伤的浅层探讨,她更深刻地呈现出人们在面对创伤时的种种挣扎与内心探索。她揭示了我们如何通过不同的方式,寻求一种心灵上的平衡与宁静。在这个过程中,伤口与结痂仿佛再也无法明确区分,痊愈也不意味着彻底斩断与过去的联系。真正的疗愈并非一场与过去的割席断交,而是学会与那些曾经的伤痕共生。韩江引导读者理解,面对伤痛,最重要的不是遗忘或告别,而是接纳创伤成为生命的一部分,伴随着它继续前行。

韩江的写作不仅在探讨个体与伤痛的关系,更深入挖掘了记忆与历史的复杂交织。她提醒我们,某些告别不仅发生在个人层面,更是在历史与文化的长河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这种对历史与记忆的沉思,使韩江在《白》中进一步提出了存在主义式的叩问,探索生命与死亡的深层意义。她来到波兰,凝视战争遗迹,仿佛要从历史的尘埃中追溯创伤。虽然战争的创痛似乎会随着时间消逝,但韩江提醒我们不能忘却这些历史。借用皮埃尔·诺拉的“记忆之场”(Lieuxdemémoire)概念,历史中的某些场所被赋予了集体记忆与政治意义,而这种记忆不仅仅是事后构建的象征,反而与我们的身份认同息息相关。韩江在《白》中正是通过对历史和记忆的重新审视,探讨了这些记忆如何成为我们理解自我和生命的一部分。书中,“白色”贯穿始终,象征着雪、襁褓、盐等与生命和死亡密切相关的事物。这些白色意象不仅仅是物质的存在,更是承载了个人记忆与存在意义的隐喻。韩江通过这些物象探讨了在暴力和创伤的阴影下,个人如何通过回忆和反思重新审视生命的本质。在《白》中,战争、创伤、失去,这些带有历史与个人痛苦的体验,构成了对生死的思索,而这一思索也超越了单纯的历史事件,成为每个个体内在的精神旅程。

小说的形式像散文,甚至更接近诗歌,韩江放弃了传统的叙事结构,选择以碎片化的记忆与象征串联起她对生命的深刻理解。这种形式不仅传达了生命的脆弱与无常,也反映了个体在面对历史创伤时的复杂情感。书中的记忆线索最终指向韩江个人的生命体验——那位从未谋面、出生后不久便夭折的姐姐。这条亲缘的纽带,以及对失去的思索,赋予了小说更为私人的层次。白色因此成为了一种反思暴力、回应失去,以及思考生与死的方式。

韩江的写作不仅在形式上突破了传统的叙事框架,在主题上也紧紧围绕着个人与历史、创伤与记忆等核心问题。这种创作路径与学者崔末顺对韩国文学的分类不谋而合。崔末顺把20世纪90年代至今的韩国文学分为三个类别:第一,接受去意识形态,去中心的后现代主义,拒绝大论述、大叙事(民主化理念、历史方向或父执辈权威)。因此这类作品更关注个体性和日常生活。第二,被压抑或背后隐藏着的欲望全面抬头。第三,女性追求自我认同成为主流倾向,并已获得客观的成果。韩江通过碎片化的记忆和象征符号,探索生命的无常与脆弱,回应了对于个体性、日常性和女性自我认同的关注。同时,她在思考失去与暴力时,也触及了更广泛的社会与历史创伤,从而将个人经验与文学责任相融合。仔细阅读韩江的作品,我们可以发现,她几乎在每个方面都对历史关切和文学责任有所呼应。

韩江的写作手法将极简推向极致,在沉默的世界中凝聚了生命的重量和难以言说的真相。她的文学,是沉默的,也是诗意的,但在看似冷静的表象之下,涌动着强烈的情感与反思。在她笔下,黑暗不再只是吞噬,我们有能力从中开启一扇通向理解、接纳与重生的门。她将平凡生活中的隐痛提炼成了令人惊叹的文学宝石,让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不断打破自我防线,感知生命的脆弱与韧性。这种寂静的共鸣,恰恰触及灵魂最隐秘的角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