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诗人、画家、苍虬阁主人陈曾寿（1878-1949）是湖北蕲水县（今浠水县）人，字仁先，自号耐寂、复志、焦庵，光绪二十九年进士，官至都察院广东监察御史。因其家藏元代吴镇所画《苍虬图》，因以名阁，又自号苍虬居士。
辛亥革命后，陈曾寿曾寓居沪、杭两地，1949年去世时葬于漕河泾万年公墓（约今市八医院南）。陈曾寿传世有《苍虬阁诗集》闻名于世，后人研究陈氏生平也多据此及其碑传资料等加以考据，辅以同时代多位胜流诗人郑孝胥、沈曾植、陈三立等著述中的零星记载。直到近日尧育飞兄首次整理出版《陈曾寿日记》（凤凰出版社，2024）嘉惠学林，展示陈曾寿更为翔实的生活轨迹与细节。
育飞兄还附上陈氏生平碑传文献及其兄弟、诸子的稀见日记残稿，也有极高的文献价值。陈氏的日记虽然多为记人事的流水账，不过其中所涉人物班班可考，亦多政、学界显赫之人，仍有其相当价值。有趣的是，日记中保留了一段他在上海虹口生活的经历，为之前资料中所不载。也正是这期间，成就了一段文学史上“同光”旧派的海上盛会。（同光体，是近代学古诗派之一。“同光”指清代“同治”“光绪”两个年号）
一
辛亥革命爆发后的1911年农历九月间（公历11月左右），陈曾寿从京师回到湖北蕲水探望避难的家人，决定把全家接到上海，住在虹口横浜桥附近。
他的次子陈邦直（1910-1956）《味冷斋日记》中载：“路经北四川路横浜桥吟桂路，为余八岁前旧居，尚能记忆，屈指四十年矣!” （1950年3月12日）其言“八岁前旧居”，即1917年搬去杭州西湖花港观鱼边的陈庄前，陈氏在上海所居虹口宅邸。
“北四川路”即今四川北路，1912年前后，“老靶子路”（今武进路）以北的北四川路为公共租界越界筑路，路北过芦泾浦架有一桥，即横浜桥，又作“横板桥”，桥名最终成为这一带重要的地名。桥北之西，曾有小路即为“吟桂路”，西通横浜路、窦乐安路（今多伦路），曾改名“秦关路”，今已不存。“吟桂路”西首街区1924年新建景云里，在1927年迎来鲁迅许广平夫妇。
稍早之前的农历九月初（公历10月下旬），诗坛领袖、“同光体”诗人陈三立（1853-1937）也因战事爆发，从南京移居虹口。最初，他住在他的姻弟俞明颐位于塘山路（今北外滩唐山路）的住所，后赁位于老靶子路上的新居。
而他另一位姻兄俞明震（1860-1918）也前后抵沪，就住在塘山路俞宅。事实上，湖南督军谭延闿也安家在塘山路，其日记也多载有与其弟谭泽闿、陈三立、李瑞清、陈曾寿等人饮酒事。搬到这里后，陈三立也得以跻身“虹口三老”之列——
“三老”说出自郑逸梅。除陈三立外，还有王秉恩（1845-1928）与朱祖谋（1857-1931），三老各为诗、词、书法界中翘楚。
陈曾寿弟曾榖有《散原老人之家》一文载：“先生自南京来，居虹口塘山路，与俞寿丞兄比邻。余家居北四川路横板桥之吟桂里，由里西行数十步，为道人李瑞清鬻字之所。”
这几位文坛长辈与虹口邻居经常出现在陈曾寿的日记中，过往甚频。陈氏日记中载：
同治芗过李道士，饮花雕陈酒，道士旋偕伯严先生枉过。（1912.9.27）
此后一天，日记中载“俞恪士来”。这是陈曾寿日记里第一次出现陈、俞二老，还尊陈为“伯严先生”，熟了以后才称“散原先生”。日记中“治芗”为陈的湖北老乡傅岳棻，爱饮酒的“李道士”则是陈氏另一位邻居李瑞清（1867-1920）曾任江苏布政使之职。李道士搬到了横浜桥南的全福里二街，那里与陈增寿家隔河而望。日记里陈、李二人与陈三立、俞明震间往来频繁。如日记载：
散原先生来，以天寒留小饮，遂尽一壶，复同过道人。（1912.10.6）
陈曾寿在家里与陈三立小饮过后，一起去了对过的李瑞清家，估计又是对饮。这四位近邻一同出行喝酒也是经常的事：
恪士先生约同散原、道人饮“小同春”。（1912.11.18）
道人、散原来，遂同过恪士，饮“小有天”。（1912.12.9）
“小同春”俟考，“小有天”是当时沪上的著名菜馆，最早地址在三马路汉口路上；陈曾寿日记中记载多次在那里聚餐。
这些流寓虹口同光体的大诗人，留下了不少关于虹口的诗。陈三立写过一首五古给陈曾寿与李瑞清《横板桥步月偕仁先李道士》，其中有云：
“独夜魂魄清，弄月寻二子。依依立桥头，寒光切笑齿。”这大约是横浜桥与桥头月色第一次出现在同光体诗之中。
尧育飞整理《陈曾寿日记》，凤凰出版社，2024
金陵刻经处印本《冰玉影传奇》
二
陈曾寿曾回湖北老家扫墓，顺便也去“关师”的墓前祭拜了一下。这位关师就是关棠，汉阳名儒。陈曾寿早年师事关棠，而关棠又曾师事陈父恩浦，陈关两家为通家世交。日记载：
夜八钟时，同子玉上小舟赴蔡甸。舟中臭气扑鼻，三人蜷伏舟中，苦不成寐。（旁：二十三日）夜半到，辩色同觉先上关师墓。（1912.12.30-31）
“子玉”是同乡好友蔡子玉，“觉先”为陈曾寿五弟曾任，从汉口赴蔡甸尚需做小船摆渡，看来环境颇差。关棠于1896年逝于上海，后归葬家乡。1903年关氏后代静之、絅之姐弟步父亲后尘来沪发展。关静之早年经历坎坷，孑然一身，抚养幼弟成人。关絅之（1879-1942）名炯，字絅之，又字别樵，曾任上海租界会审公廨大法官，又曾与上海居士共同发起组织的上海佛教居士林。
1903年关絅之受上海道袁树勋之邀来沪任洋务翻译前，曾得陈曾寿帮助在武昌兴办基础教育，深得总督张之洞赏识。陈曾寿民元前后来沪后，也多次访见关氏姐弟，载诸日记。如陈曾寿母亲生日，是日“关世姊”前来祝寿。过了几天，陈曾寿也曾访关絅之不遇（1913.1.24）。次年整年初二，关絅之来拜年：“关絅之、汪鸥客来。”其中汪氏是汪康年的弟弟汪洛年，早年在湖北追随张之洞，还是一位画家。隔日，陈曾寿又去回拜关氏。农历二月初一日记载：
雪又作，访关絅之、恪士，在道士家约谈。（1913.3.8）
大雪天关絅之与前辈俞明震、李瑞清一同聊天。则关氏应该也住在虹口一带。日记姐姐静之出场有限，其实关氏姐弟常年生活在一起；虹口居住之后，他们在二十年代搬去著名的觉园。
关静之有位终生的好友陈仲瑄，是江苏巡抚陈銮曾孙女；关静之未拜堂的夫君还是陈氏的表弟。陈銮（嘉庆二十五年探花）与陈曾寿曾祖陈沆（嘉庆二十四年状元）两族为世交，同为科考名臣、翰林之家。陈仲瑄嫁太湖赵氏，生长子赵朴初（1907-2000），少年时便托付给静之、絅之照顾。
1920年，14岁的赵朴初来沪投奔关氏姐弟，后考上了上海的东吴附中就读。东吴附中即为苏州的东吴大学的“二附中”，位置在原上海昆山路上的中西书院旧址。东吴大学为美国监理会创办的近代大学，其前身即由上海虹口的中西书院与位于苏州天赐庄的博习书院合并而成，大学部即选在苏州校址，而虹口校址作为“东吴法大”及东吴二附中所在地办学。赵朴老14岁就读东吴二附中，似理应距离学校不远，所以他所住关氏宅最早就应该在虹口地界。
陈曾寿与关、赵两间因缘不止于此。陈仲瑄曾作《冰玉影传奇》记录自己与关静之的感情，其中提到未来理想二人能结庐在西湖岸边“陈庄”，共度余生。这个陈庄就是陈曾寿在杭州的别业，1917年离开上海后陈氏家族都居住于内。1918年，四弟陈曾榖的长女邦织（1918-2011）在此出生，日后就嫁给了陈仲瑄的公子赵朴初。关氏与朴老夫妇与陈氏后人关系颇为紧密，1949年后陈曾寿去世后，赵朴老也频频出现在陈氏后人的日记中。陈子邦直《味冷斋日记》1949年12月25日载：
上午赴觉园，与朴初兄小谈，又在关大姨处午饭后归。
过了一个月1950年1月26日，关静之感冒，日记载：
闻关大姨患伤风，下班后往视之，已愈，留吃烫饭，谈至八时归。
这“烫饭”不知何物，颇有讲究。陈邦直与赵朴老关系颇为密切，几乎每月都相见多次，彼时移居觉园，而陈家自长春回沪已迁静安寺附近，两家仍居止接近。
字林西报1918年上海地图，绿圈内就是北外滩一带同光体及其旧文人圈的聚集地
三
从陈曾寿旅沪时的邻里、师友、宾朋群体来看，1912年前后投奔上海的诸多大佬中，相当一部分重量级人物选择住在苏州河北的虹口，其实并非偶然。相比今天世人印象中苏州河南岸外滩、人民广场、“衡复风貌区”等老上海历史街区，苏州河北沿江的虹口地界，不仅同为早期上海城市的重要中心城区，甚至比绝大部分城西区域更早进入近代城市化的步伐。
上海在1845年10月公布了第一次《土地章程》，划定上海县城外北郊的租界“外滩”；不久之后，苏州河北岸同样迎来了近代化的步伐。略晚于英国人来华的美国人发现，此处水陆交通便利；美国圣公会文惠廉于1848年建起虹口救主堂（Church of Our Savior）；沪北近代城市正是沿着救主堂为中心的街区向外发展。救主堂北一条东西向马路文监师路（Boone Road，音译为蓬路，今为塘沽路），即以文惠廉的名字命名，东起自黄浦江滩，沿着苏州河方向一直往西修到了老闸以西。而堂东南的虹口路、后改百老汇路（今为大名路），筑成于十余年后的1864年，沿着黄浦江，西达外白渡桥（Garden Bridge of Shanghai）的前身威尔斯桥，东至汇山码头附近。这一带很快建起上海最早的码头船厂“老船坞”（Dewsnap Dock），开设医馆、新式学堂并出现上海最早的集中领事馆区；中国最早的火车站、最早用上电路灯的街区，同样出现在文监师路与百老汇路一带的虹口城区。
由于清政府与租界当局限定苏州河北租界不得越过熙华德线，工部局与在沪英商曾经想过办法，拓展沪北纵深，他们把目光投向了北境的江湾镇；北四川路、江湾路等多条马路从租界向江湾镇腹地修筑。光绪初年，英商尝试自租界内修吴淞铁路沟通江湾，直窥吴淞，虽然曾一度通车，但仍被当局赎买拆去。不过这次尝试让沪上有识之士看到了沪北城市化的潜力与价值，广袤的“大江湾”也在不久的未来成为沪北华界的重要区域。
1898年，在第二条铁路淞沪铁路通车后，沪北近代城市空间开始进入发展快车道，由本地士绅主持的铁路工程，把火车站起点搬出租界，放到了旧江故道上，沪北沿火车道的街区成为沪上最为热闹的地方，以商务印书馆为代表的出版印刷业选择在这里扎根，也为未来大量文化人来此聚居打下坚实基础。陈曾寿弟弟陈曾矩、陈曾穀所译《清宫二年记》即在商务印书馆出版，其弟陈曾矩1913-1914年日记中多载往商务印书馆接洽翻译事。
由此，1912年前后，大量名流来到上海，住到了苏州河北的沿河沿江地带及越界筑路附近，这无疑也与沪北近代城市发展成熟有重要关系。接下来一次虹口、沪北大量涌入名人群聚的时代就是二十世纪的二十年代，以鲁迅、郭沫若为代表的左派文人群体搬来“新公园”（今鲁迅公园）、“施高塔路”（今山阴路）附近，背靠淞沪铁路便捷的交通及蓬勃的出版发行业的兴盛。其实，早于他们十余年前，这片土地曾经孕育过中国文学史与近代史中颇为灿烂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