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洛霍夫（1905-1984）。
2024年是俄罗斯作家肖洛霍夫逝世40周年，人民文学出版社要重版他的作品。找出三十年前编辑《肖洛霍夫文集》留下的剩余材料，赫然发现俄罗斯汉学家李福清（1932-2012）应我之约写的介绍《肖洛霍夫文集》的文章。斯人已去，文章尚未发表，不觉生出一种歉疚之感。
李福清是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俄文原名里夫金，中文名字李福清。1955年列宁格勒大学毕业后到苏联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工作，从事中国文化研究五十余载，用中、俄、英、德等文发表作品二百余种，涉及中国文学、文化、民俗和中俄文化交流等诸多领域，以资料丰富、研究方法独特著称，在汉学界有较大的影响。1963年他在列宁格勒东方研究所发现了《红楼梦》早期手抄本《石头记》，为红学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
我认识李福清大约在1984年前后。那时中苏关系已经有了解冻的迹象，征兆之一就是开始了文化交流，社科院外文所所长叶水夫访问了苏联科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其所长别尔德尼科夫通讯院士出面接待。苏联驻华使馆也开始有了活动。面对新的形势，人民文学出版社外国文学编辑部的选题计划也相应做了调整，副总编辑孙绳武同志拍板引进出版苏联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编写的《世界文学史》。这部《世界文学史》当时出版了前三卷古代文学部分，这正是我们国家编写的各种文学史中介绍得相对比较少的部分。
应该是1984年，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所长，也是《世界文学史》主编别尔德尼科夫率团来我社访问，随从人员中就有李福清，记得好像只有他一个人会讲中文。我也参与了接待工作，李福清问我在哪里学的俄文，我说在北大俄语系，于是他就认我为校友。他告诉我，他1965-1966年在北大进修过一年。1992-1993年我又到他的母校列宁格勒大学进修了一年。我们再见面，又多了一重校友关系。他还告诉我《世界文学史》中有他写的章节。
《世界文学史》人文社只组译了前三卷古代文学部分。这部分最难翻译，许多专名和术语都是首次翻译成中文，需要译者经过深思熟虑后“创译”，有些名词，尤其是一些“文学小国”的，连《世界通史》《大百科文学卷》里也找不到译法。所以，直到1980年代末，组出去的稿子也没有交齐，交来的稿子，大多数都开有“天窗”，尽管译者都是当时顶级的翻译家。进入1990年代，随着与各国文化交流的深入，文学史的翻译出版，倾向于直接从原文翻译各国自己编写的文学史，如《牛津简明英国文学史》《瑞典文学史》《印度现代文学》《捷克斯洛伐克文学简史》等，同时还出版了一些国内专家学者编写的文学史，如《欧洲文学史》《德国文学史》《法国文学史》《美国文学史》《古罗马文学史》等。苏联版的《世界文学史》至此也就搁置下来了。直到1999年5月，社里告知我《世界文学史》已由上海文艺出版社接手，并召集老主任卢永福和现任副总编辑任吉生和我一起开了一个小会，决定将之前一直分散的译稿集中整理存档。
本文作者张福生与孙美玲、刘魁立夫妇（自左至右）。
2001年5月15日，社科院外文所的孙美玲老师打电话给我，说李福清为《世界文学史》的事来北京了，邀我一起去看他，刘魁立老师也去。刘魁立孙美玲夫妇我很早就认识。1981年我责编的芬兰史诗《卡列瓦拉》（孙用译）出版后，和芬兰使馆在台基厂对外友协举办首发式和纪念活动。会前，副总编辑孙绳武介绍我认识他们。1983年我又做刘魁立老师翻译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名著《序幕》的责编，学到了很多东西，从此视他为自己的老师。
1995年我开始编8卷本《肖洛霍夫文集》，按当时社里的规定，编这样大的文集要成立一个编委会。出于种种考虑，我向社里提出只要一个顾问孙美玲老师即可。在我反复说明成立编委会的利弊之后，社长陈早春同志同意了我的意见。这样孙美玲老师成了我编辑《肖洛霍夫文集》的特别顾问，同时又是第八卷《随笔 文论 书信》卷的译者。孙美玲老师是外文所研究员，几十年研究肖洛霍夫。她1952年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53年入留苏预备班，1955年赴莫斯科大学语言文学系学习，1959年毕业回国到中国科学院文学所工作。1962年后的十余年在黑龙江大学教授外国文学，1997年又调回社科院外文所工作。在我编辑《肖洛霍夫文集》的五年中，她对我的帮助非常之大，使我有一种读研究生的感觉，她是导师，带我研究了五年肖洛霍夫。编辑工作几十年，我心里默默认过许多位“译者老师”，孙美玲老师是其中的一位。她对肖洛霍夫的作品（包括尚未发表的作品），对他一生的坎坷经历，都烂熟于心，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孙美玲老师对顿河地区哥萨克的历史、民族习性、语言特点都有相当深入的研究，非常有助于理解肖洛霍夫作品深层的原意，准确把握其作品的艺术风格。
1984年我社开始重新修订《静静的顿河》时，依据的版本是苏联《消息报》出版社1964年版和苏联《真理报》出版社1980年修订版，这应该是肖洛霍夫逝世前最后一次修改的定本。我和修订者贾刚老师曾就修订过程中一百多个“吃不准”的问题致信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也就是李福清的工作单位，那里当时有个专门的肖洛霍夫著作研究室，但他们的答复并不令人满意，许多解释模棱两可。这次编辑肖氏《文集》，我将这些问题拿给孙美玲老师看，她用“还原”的方法，将顿河地区那种特有的俄语-乌克兰语混杂出来的，多流行于哥萨克中的语句、字词拆解后，还原成俄语或乌克兰语，我立刻就明白了。据说，《静静的顿河》里面有大量的俄乌杂交的哥萨克方言土语、污言秽语，杂志编辑看后大为光火，威胁说不删去那些“只有顿河哥萨克才懂的语句”，就不给发表。
在编辑《肖洛霍夫文集》过程中，也得到了刘魁立老师的帮助。那段时间，我常去西直门南大街社科院宿舍孙美玲老师家解决问题，遇上孙老师“吃不准”的，她便大喊一声：“魁立——”，于是“魁立”老师便兴冲冲地从他的屋里出来，加入我们的讨论。刘魁立老师是1955年赴苏留学生，1961年获莫大俄罗斯文学副博士学位，当时在社科院民族所研究民间文学，对俄语中变异的土语，他有相当的辨识能力。他的俄语水平早在1983年我编他的译著《序幕》时就领教了。
应该说刘魁立和李福清是同行，李福清在俄罗斯研究中国民间文学艺术，刘魁立在中国研究世界民间文学艺术，包括俄罗斯民间文学艺术，可以说两人是事业上志同道合、相向而行的好朋友。
2001年5月15日下班后，我和孙美玲刘魁立夫妇来到李福清下榻的金安酒店。记得李福清一直讲俄语，我听不懂的地方还得让两位老师翻译。他这次来主要是为了上海出版《世界文学史》的事，大概他是代表版权方世界文学研究所。其实4月13日刘魁立老师已到过我的办公室，对我讲了大致的情况，他和吴元迈先生做主编，接管这部《世界文学史》。
八卷本《肖洛霍夫文集》。
我带来一套刚出版的《肖洛霍夫文集》，作为礼物送给了李福清，并抽出孙美玲老师翻译的第8卷，告诉他这是根据苏联国家文学出版社1986年最新版本翻译的，但其中有我们自己增加的篇目，孙美玲老师写了长篇总序，凝结了她半生的研究成果，书后还附有她整理的《肖洛霍夫创作年表》，我还特请了肖洛霍夫的大女儿斯韦特兰娜写了一篇致中国读者的话，放在卷首。我的这些介绍让李福清打开了话匣子，讲了许多苏联解体后才公开的一些关于肖洛霍夫的故事。我听得最明白的是，他们世界文学研究所发现了《静静的顿河》前两卷手稿，经鉴定确是肖的真迹，并花重金买下了，现在就保存在他们研究所，好像因购买金额数量较大，普京还过问了此事。他表示我们有机会去俄罗斯，可以去找他看原稿手迹。我知道这位李福清跟欧洲人一样，非常重视手稿，他好像对我“吹过”，他有许多“收藏”。他还告诉我，他们研究所目前正在利用这次购得的手稿，编辑一版全新的绘画本《静静的顿河》，以此纪念肖洛霍夫诞辰一百周年。他很兴奋，详细讲了这一版的稀有之处，天花乱坠，我已听不懂了。他还保证，出版后一定“回赠”我们一本。等了许多年，也没等到这本“回赠”，后来就忘记了。
2006年中国作家协会和俄罗斯作家协会委托我社出版《俄罗斯当代小说集》。这是“中俄友好年”的两国合作的项目之一，选收了四十余位俄罗斯当代作家的优秀作品，集中反映了当下俄罗斯的现实生活。
这本小说集的首发式作为“中俄作家论坛”活动的内容，于2006年5月22日在北京外国语大学隆重举行。双方重要人物发言后，俄罗斯作协主席加尼切夫，手捧一本厚重的大书重又上台，向我社总编辑管士光同志赠送礼物，以感谢我社出版了《俄罗斯当代小说集》。当加尼切夫的这本礼品书传到我手里时，我只翻了几页，就认定这是当年李福清答应回赠我们的新版《静静的顿河》。
这版《静静的顿河》比较特别，四部合一，大16开，871页，不适合阅读，很像是为了收藏而做的版本。内封只有一行字：纪念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肖洛霍夫诞辰一百周年。翻过来序言的位置，没有用著名作家或学者的文章，而是用了一位政治人物，当过六年俄罗斯总理的切尔诺梅尔金的一篇类似献词的小文《哥萨克精神的歌手》。我猜想，之所以选他的文章，大概是因为他出身哥萨克。再一个特点是全书选用了三位画家所作的110幅插图，这大概是李福清一再强调是绘画本的原因。三位画家，列布罗夫35幅，科拉尔科夫52幅，韦列伊斯基23幅。人文社采用的一直是韦列伊斯基的插图，他的插图最符合我脑海中的《静静的顿河》的印象。我在莫斯科的一个博物馆里见过他为《静静的顿河》创作插图时留下的大量草图原稿，还有他在肖洛霍夫家乡维申斯克采风时画的速写，我也读到过肖洛霍夫夸赞韦列伊斯基插图创作的文字。此外，四部卷首都印有一页手稿原样的插图，也就是李福清说的用重金购得的肖氏手稿翻拍的图样。肖洛霍夫的字很漂亮，很规整，不那么龙飞凤舞，我都能认出来。只可惜印刷得太差，还有那三位画家的百余幅插图，模糊不清，随文印刷，效果大打折扣。我在苏联文学出版社实习时，见过他们如何解决旧插图失真的问题，首先将失真的图样放大，钉在专用的木板上，对照原图一笔一画地修描，然后重新制版。显然，这一最新绘画版《静静的顿河》没有这道工序。总之，李福清赞不绝口的这一版有点让我失望。
俄罗斯汉学家李福清（1932-2012）。
回过头来再说2001年5月15日在金安酒店，李福清看了我送他的精装《肖洛霍夫文集》，很是赞赏，我顺势提出请他写一篇介绍文章，他满口答应了。三天后，5月19日刘魁立老师和李福清来到我的办公室，他们是来取《世界文学史》译稿的，社里已同意将稿子转给上海文艺。李福清手里提着一大捆书，我以为是给我的回礼，可他迟迟不开口，却递给我一篇稿子，是前天他答应我写的宣传《肖洛霍夫文集》的文章。真够快的。考虑到他在北京会需要费用，我表示按创作稿最高标准，当场付他稿酬。他摆摆手，说请帮他寄些书到莫斯科以抵偿稿酬，说着将他提来的那一大捆书放到了我的桌子上，还反复叮嘱千万不要写保价数额，不放心，又写了一张字条：“张先生，请注意寄书时不要写什么价……或写全包400人民币，如超了我在莫斯科要付很高的海关税。”后来我问收发室的同志寄那捆书花了多少钱，回答的数额吓了我一跳，比要付他的稿酬高了好几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