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子旸
中国大地上，仿佛有一只巨大的手，在坚定不移地推行既定战略——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先富带后富，实现共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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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多次讲过一句著名的话：要允许和鼓励一部分有条件的地区先发展起来，继而带动和帮助落后地区更好的发展，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这句话被概括为：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先富带后富。
后来，这句话被很多人拿来“阴阳怪气”地发牢骚：确实是有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可说好的先富带后富呢？怎么没人带我致富啊……
那么，到底先富带没带后富呢？
这事，不能靠个人印象，要看事实和证据，主要是看财政方面的数据。
首先要说明的是，关于共同致富，邓小平还说过很多话。这些话和上面那句著名的话一起，构成一个完整的战略构想和路线图。
1988年，邓小平提出“两个大局”的战略构想：“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
他还说：在20世纪末之前，中国经济发展应主要集中于“第一个大局”；到20世纪末，中国总体迈入小康社会之后，即应更加注重分配问题，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那么，邓小平的这个战略构想后来落实了么？
《东西中国》这本书，对这个历史过程有详细的描述。我们来看看真实的历史是什么样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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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初期，也就是1980年代，中国的财政制度是财政承包制。各省向中央交纳了事先规定的定额上缴以后，余下的都归各省自己。对那些穷省，中央给予一部分财政补贴。
财政承包制显然有利于经济发展快的富省。他们经济发展快，财政收入增加很快，给中央交完定额之后，剩余部分越来越多，他们越来越富。
那么，各省上交中央的定额，是多少呢？这就靠各省和中央讨价还价了。各省当然是希望交得越少越好，中央则希望各省交得越多越好。在这个讨价还价中，虽然中央名义上是领导，但由于是手背朝下——找人要钱，所以很被动。
1988年，各省经济增长带来的税收增长，只有不到10%交给了中央，超过90%留在了地方政府手中。别忘了，中央还要补贴那些穷省，结果，中央的财力越来越紧张。
手里没钱，没办法，中央只好缩减对穷省的财政补贴，对他们也来个定额。够不够的，每年中央就拨固定那么多钱。不够花，中央也没办法。
贵州就是这种穷省之一。1980年代初，中央的财政补贴，占贵州财政支出的60%左右，到了1993年，中央只能补贴20%了。可以想象，那时候，贵州等穷省的日子是多么难过。这时，东南沿海经济正在大发展，富省穷省之间的经济差距，迅速拉大。
地方政府难受，中央的日子更难。虽然中央对穷省越来越“抠门”，但到了1988年以后，中央从富省收到的钱，还是不够用来补贴穷省的——入不敷出了。
日子简直过不下去，必须改革了——改革财政制度。1994年，中央下了大决心，开始实行分税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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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概括来说就是：各省不再按定额上交中央，改为按比例上交，而且，中央占了大头。目的就在于强化中央财力，有利于转移支付。
果然，分税制改革遭到富省的强力反对——这可事关大笔白花花的银子啊。为了说服这些富省，当时的中央领导亲自带队去相关省份，当面劝说那些省领导。千难万难，分税制改革总算是顺利推行了。
后来一些人讲到这段历史时，把分税制改革说得很神奇，仿佛改革一推开，就立竿见影地解决了中央的财政难题。其实，事情哪里会那么简单。
表面上看，1994年当年，中央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从之前的22%猛增到56%，改革效果很明显。其实，增加的很大一部分，又用各种形式返还给了地方政府——这可能正是中央说服地方政府时的妥协和让步。
实际上，1994-1995两年，中央财政占比还是22%左右，1996年才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增长。2001年达到了38%；2006年以后超过了40%；也就是说，2000年进入新世纪以后，中央的财力才有了实质性强化。
中央的财力增加了，对穷省的补贴，也就是财政转移支付，多了么？还是中央把这些钱自己给花了？
中央没怎么耽误，多收上来的钱，很快就用于转移支付了。
中央财政收入中，用于转移支付，也就是“先富带后富”的比例，1998年以前，一直在5%以下。2000年分税制改革成果显现，中央财力增强。2001年，转移支付占比随之上升，超过了10%；以后加速增加。2008年超过了30%，2012年超过了40%，近年来，已经超过了45%。
这是一般转移支付，此外，还有专项转移支付。加上专项转移支付，2001年，转移支付占中央财政收入的比例，接近40%，2009年到达了66%，也就是三分之二；此后稳定在70%左右。
也就是说，中央财政收入，包括从富省收上来的钱，和中央自己直接得到的财政收入，七成都拿出来转移支付，主要就是用于补贴穷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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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可能会说，你含含糊糊说了个“转移支付”“补贴穷省”，谁知道他们把钱补贴给哪个省了。说不定大部分返还给那些富省了吧。
那么，继续看数据。
我们把全国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三部分。富省主要在东部。穷省，中部也有，西部也有。
分税制改革初期，如前所述，作为改革的过渡和妥协，转移支付的30%左右给了东部富省。不过，过渡期一过，改革稳固了，给东部的钱就迅速减少。2000年以后，基本上只有10%了——毕竟，东部也有一些贫困地区。
同期，也就是2000年以后，西部地区得到了45%左右，中部地区在2001年以后，也长期稳定在40%左右。也就是说，2000年以后，85%-90%的转移支付流向了中西部地区。
换个角度看，看看中西部省份对转移支付的依赖程度。
中部省份，1994-1997年，地方财政支出的10%左右，来自中央的转移支付。1998年以后迅速上升，2000年达到28%，2011年达到峰值52%，此后稳定在45%左右。
西部省份，1994-1997年，地方财政支出的20%来自转移支付，此后，增长迅速，2000年达到了41%，2008年达到峰值57%，此后稳定在50%以上。
也就是说，中西部省份财政支出的一半左右依赖中央转移支付。
如果这还不是“先富带后富”，那怎么才算是“先富带后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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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阴阳怪气编段子、发牢骚的人，可以休矣。
事实和数据充分表明，在中国，“先富带后富”是大规模的、实实在在、无可置疑的事实。中央政府在补贴穷省、奔向共同富裕的道路上，可谓不遗余力、尽心竭力。
更令人赞叹的是，邓小平在1980年底提出的“两个大局”的战略构想，被不折不扣、精准细致地落实了。甚至就连时间节点都很精确——2000年是转折点，邓小平说的是“世纪末”。
那之前，重点发展东部沿海地带，中西部省份“勒紧裤腰带”，支援配合沿海地带，让他们先富起来。2000年以后，转向公平分配，经过中央的转移支付，沿海省份开始大规模补贴中西部穷省，奔向共同富裕。
一切都按照战略部署进行。中国大地上，仿佛有一只巨大的手，在坚定不移地推行既定战略——允许一部分先富起来，然后，先富带后富，实现共同富裕。
回顾整个这个历史过程，令人震撼。放眼全世界，有如此战略力、行动力、坚定不移、持之以恒的政府，中国可谓独一无二。
中国的伟大民族复兴，绝不是偶然的，而且是其他国家难以复制、望尘莫及的。
贺雪峰 等著：《东西中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4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