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思
对于无知的研究并非凭空产生,而是属于时代的需求。我们切不可忽视无知在当下生活中产生的巨大作用。
原文 :《重视无知的价值》
作者 |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 王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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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知识论主要关注知识的本质、来源与可能性问题。然而,近几年来,当代知识论开始对无知的本质和价值展开了研究,并且与社会学、管理学、经济学、法学等其他学科一起构成了跨学科的无知研究(ignorance studies)。
对于无知的研究并非凭空产生。一方面,对无知的研究属于时代的需求。在当今的网络环境中,虽然知识的传播愈发便捷,但也充斥着谣言和谬误,深度利用AI技术也能生成以假乱真的视频。受到这些不良信息的影响,人们容易陷入各种各样的无知。对于无知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应对时代挑战。另一方面,对无知的研究已经零散地出现在诸多学科的视野中。比如,在伦理学领域,学者们讨论无知与道德责任之间的关系。在无知学(agnotology)领域,学者们研究如何借助科学和文化的方法对一个话题(比如全球变暖、吸烟致癌和转基因食物)的相关信息进行操控,使得该话题的接受者产生系统的怀疑。在决策理论中,人们关心如何在不确定的情况下作出好的决策。这些学科的不同视角展现出“无知”概念统辖的问题域具有的深度和广度。
什么是无知?无知就是缺乏知识,这一看法被学界称作无知的标准观。有两个支持该观点的理由。
首先,从平常的语言用法中可以发现,无知被理解为知识的反面。这一现象在很多语言中都有表现。在汉语里面,无知的意思是没有知识,即缺乏知识。从“ignorance”一词的构成来看,“i-”是否定的前缀,“-gnorance”来自于希腊语的“gn?sis”,指的是认知者知道或理解某物的这样一种心灵状态,所以这个词也表示知识和理解的缺乏。这表明,无知的标准观符合语言使用的直觉。
其次,这种定义方法具有理论的统一性,可以让我们借助对知识的分析刻画出不同种类的无知。在当代知识论中,我们一般区分命题性知识(如北京是中国的首都)、对象性知识(如上海这座城市)和程序性知识(如如何驾驶汽车)。与之相对,我们可以勾勒出命题性无知、对象性无知和程序性无知。命题性无知是缺乏对于命题真值的知识,对象性无知则是缺乏对于某个对象的亲知,程序性无知则是不知道如何完成某项任务。
在三类无知中,命题性无知得到了比较深入的剖析。根据当代知识论的讨论,命题性知识的一种刻画方式是:命题P为真;S相信P;S的信念P是拥有信念辩护的;S的信念不受葛梯尔情况影响。
与上述定义相对,只要任何一个条件不满足,就对应出现一种命题性无知。四类无知中,尤其是第二类和第三类值得特别关注。
第一类,P为假;这类无知被称为真势上的无知(alethic ignorance)。当命题P为假,无人能知道该命题为真,因此,每个人都对这一命题处于真势上的无知。
第二类,S未能相信(真命题)P。由于这种情况产生的无知可以被称为信念的无知(doxastic ignorance)。实现信念的无知的方式有五种。第一种,S缺乏必要的概念资源,因而不能把握命题P的含义,此时S将处于深层的无知(deep ignorance)。在实际生活中,由于缺乏学习所导致的文盲或数盲就属于这一类无知。第二种,S有必要的概念资源,但从未考虑过P。在实际生活中,由于信息闭塞,或是由于不爱思考或无暇思考,就很容易陷入这类无知。这一类无知可以被称为“未思量型无知”。第三种,S有必要的概念资源,考虑过P,但没能作出任何判断。在实际生活中,由于话题较为复杂,或是相应的证据很难获得,或是由于思考无法集中而反复被打断,就很容易陷入这类无知。这一类无知可以被称为“未决断型无知”。第四种,S有必要的概念资源,考虑过P,但相信P为假。在实际生活中,由于自己的判断错误,或者听信谣言或谎言等不实信息,都会进入这一类无知。这一类无知可以被称为“罔顾事实型无知”。第五种,S有必要的概念资源,考虑过P,但对P的真假悬置判断。在实际生活中,如果一个话题比较复杂,并且处于分歧的两种(或多种)看法可信度大致持平,那么认知者S容易感受到相反者同效的心理状态,从而进入这一类无知。这一类无知可以被称为“悬置判断型无知”。
第三类,S的信念P缺乏辩护(justification)。这种情况产生的无知可以被称为“辩护上的无知”。认知辩护是用来评价认知者信念合适性的一个术语。即使S的信念P为真,如果缺乏相信的理由和证据,或者获取信息的机制不可靠,那么S对P会处于辩护上的无知。这一概念可以用来解释处于“信息茧房”中的个体面临的风险。身处信息茧房之中的个体的信念选择取决于认知者最初的偏好、茧房灌输的观点和推理模式,而非总的相关证据。这种深受非认知的因素影响的信念形成过程是不可靠的,因此也缺乏认知辩护。
第四类,S的信念处于葛梯尔(式)情况。由于这种情况产生的无知可以被称为“葛梯尔类型的无知”。
无知这一状态既可以是被动的,又可以是主动的。就作为被动状态的无知来说,一个人并未采取任何行动就可以落入无知之中,比如我们说“人生而无知”。主动无知则不同,这类无知一定涉及认知主体采取的积极行动,恰是由于这些行动塑造了相应的无知。
谈起无知,人们常会联想到不好的意蕴,似乎说“某人对某事无知”“某人无知”都藏着一种批评或一种责备,是一种不好的判断。学界的研究表明,这一判断有以偏概全之嫌。
诚然,很多无知是不好的。负面的无知在新闻报道中俯拾即是。往飞机引擎中扔硬币求平安的乘客,拆除承重墙进行装修的住户,让孩子吃高价保健品导致性早熟的家长,缺乏基本常识、被称为“文盲”的演员……这些“无知”的形象为个人、家庭或社会都带来不可忽视的伤害,是我们力求改变的无知。
除此之外,我们不能忽视好的无知。好的无知是指为了实现某些具有正面价值的目的,人们有意保持无知。比如为了尊重别人的隐私,我们不翻看别人的手机或日记。为了实现选拔或投票的公平,我们实行必要的匿名制度。为了保护人的尊严和生命健康,对于婴儿的基因编辑技术的探究受到限制。为了避免大规模杀伤武器被恐怖分子制造出来,我们有责任对相关的科学研究和知识传播进行限制。
好的无知与好的探究相关。面对浩瀚的知识海洋,自由地探究固然重要,但是一个优秀的探究者不能迷失在自由的海洋中,他既应珍惜有限的求知生涯,挑选有价值的真理展开探究,又应在认知的过程中综合考虑认知层面、伦理层面及实用层面的因素,在自由的探究中有所为,有所不为。也就是说,一个杰出的探究者不仅会选择知道某些真理,更会放弃探究某些真理,主动处于无知中。正是这种明智的选择构成了我们在认知领域学习的典范。无论是在中国文化还是西方文化中,我们都不难发现这样的典范人物。比如,张载提出“圣人无知”的观念,其主要思想是对比圣人之知与凡人之知。凡人之知大体上是“见闻之知”,乃“物交而知”,即人们通过感官接触外界事物而获得的知识。圣人之知则是体认天道后获得的“德性之知”,是自我通过直觉方式体认的道德知识,是己所固有。如果停留在见闻之知,不仅会发展出理智的傲慢,还会受到见闻之知的有限性的束缚,阻碍对于德性之知的追寻,所以为了获得具有最高价值的德性之知,必须摆脱或超越见闻之知。
意识到我们能出于不同的理由以不同的方式塑造无知,我们更应该关注和反思制造、保持和打破无知时的理由响应与责任担当。进行选择时,认知者不仅要考虑到自己的欲望和福祉,还要考虑到自己应履行的责任。违背道德、认知和职业义务的故意无知是应受责备的,促成道德、认知和职业目标的积极无知则是应受赞扬的。
从共同体的视角来看,群体生活的繁荣离不开知识与无知的动态平衡过程。我们不能一味追求低质量知识或有害知识的积累和传播。身处新的变革时代,我们既要设定特定的信息禁区保护人们的福祉,又要摆脱不必要的信息泡沫,从而把有限的探究资源精准用于获取有价值的信息。这一切的选择都和“无知”有关,我们切不可忽视无知在当下生活中产生的巨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