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学术研究史中重识董仲舒 | 社会科学报

原文 ：《在学术研究史中重识董仲舒》

作者 | 衡水学院董仲舒研究院副教授    王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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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是研究中国思想史、哲学史无法绕开的人物。董仲舒以儒家学说为主干，吸收法家、道家、阴阳家等诸家思想，建立了不同于原始儒学的新儒学。他倡导的“推明孔氏，抑黜百家”主张被汉武帝采纳，使得儒家学说由民间学问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主导中国思想文化两千多年。董仲舒上承孔子，下启朱熹，是儒学发展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被清代康熙皇帝尊为“阐道醇儒”。就是这样一位历史人物，既有被高度推崇的高光时刻，但由于种种原因，成为长期被误读、被批判的对象。

司马迁和班固为董仲舒研究留下了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史观上董仲舒的春秋学说深刻影响了司马迁，《史记》的编撰传承了董仲舒的《春秋》史观，认可孔子作《春秋》行素王之业为汉立法的思想，也接受了董仲舒的三统理论。董仲舒也向司马迁转述了他听说的“荆轲刺秦”的故事。司马迁在《史记》中为董仲舒留下了一篇五百多字的传记，成为研究董仲舒不可或缺的材料。班固在《汉书》中增补了《天人三策》《粤有三仁对》《关中种宿麦疏》《限民名田疏》《利动匈奴疏》等不少有关董仲舒的篇章，为后世的董仲舒研究奠定了基础。班固作为兰台令史奉命修撰《汉书》，看到更多秘藏的官方密档，才使得《天人三策》等资料重现天日。

董仲舒既是思想家，又是教育家。不仅他在《天人三策》中提出建立太学的建议被汉武帝采纳，其提出的“抑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建议更使得五经成了后来两千年的学校教材。同时他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从事教育事业，留下了不少读书教学的遗迹和遗存，其徒子徒孙更是遍及两汉的史籍。董仲舒所传承的《公羊春秋》在西汉武帝时期取得官学地位，其后在与《谷梁春秋》和《左氏春秋》两学派的斗争中不断发展，董氏后学严颜学派在东汉初年再次被确认为官学，巩固了其在官方意识形态中的统治地位，是入仕进取的必要门径。汉章帝时期，白虎观会议不仅引入谶纬，还又一次把董仲舒的“三纲五常”学说确认为官方统治思想。王充对董仲舒求雨、止雨持否定和批判态度，却承认董仲舒对孔子学说的继承，他在《论衡·超奇》中说：“文王之文在孔子，孔子之文在仲舒。”

董仲舒在魏晋以至于两宋长期被忽视，大约有一千多年。西汉中后期以至东汉，谶纬流行于世。由于受到历史的局限，董仲舒传承的以天人感应学说为基础的公羊春秋主张“灾异谴告”理论，与长期流传在民间的巫术相融合，发展出谶纬神学。董仲舒被认为是谶纬第一人。谶纬神学的荒诞不经逐渐被人们厌弃，在魏晋以后逐渐衰落，到隋代彻底禁毁了图谶。因为谶纬的缘故，唐儒认为，自孟子以后儒学成为绝学。因此，魏晋隋唐时期董仲舒的学术地位不高，到唐代韩愈作《原道》，排道统，直接把董仲舒排除在儒家正统行列之外。从此，董仲舒的历史地位一落千丈。柳宗元甚至说，董仲舒及汉儒“推古瑞物以配受命，其言类淫巫瞽史，诳乱后代，不足以知圣人立极之本，显至德，扬大功，甚失厥趣”。

然而，这一时期正是董仲舒《春秋繁露》成书、流传的重要时期。董仲舒的“明经术之意及上疏条教凡百二十三篇”著述在两汉是以竹木简的形态存在的，其单位是篇，每篇单独命名，才有“《闻举》《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属”，故没有《春秋繁露》的总名。随着纸张和印刷术的出现与流行，书的形态发生变化，董仲舒散落的著作被统一成一体的《春秋繁露》，其成书大约在魏晋时期。同时成书的还有《春秋决狱》。此外，董仲舒的著述还有失传已久的《董生书》，可以从唐宋大型类书中管窥到偶然遗存的少量该书的内容，该书也形成于魏晋南北朝时期。隋唐时期，已经有《春秋繁露》十七卷的流传，并为皇家图书馆所收藏。北宋时期，《春秋繁露》有三个版本流传，分别是四十篇的北宋通行本、三十篇的田文初献本和馆阁收藏的八十篇本。后来四十篇通行本因与馆阁八十篇本内容高度重合而被取代。南宋楼钥和胡矩合作，利用萍乡刻本和潘景宪藏本相互参校后，付楼钥兄江西转运使楼椝刊刻，形成嘉定四年江右计台本《春秋繁露》，成为后世《春秋繁露》一切版本的母本。

自元朝以后，董仲舒的学术地位才逐渐被再认识，其本人被请进了孔庙。但是董仲舒从祀孔庙的历程并非一帆风顺，中间过程也是一波三折。其在元文宗至顺元年进入从祀行列，但是并未在全国推行开来，到洪武二十九年才在杨砥的建议下再次进入从祀行列，封号“江都伯”。明成化三年，改封“广川伯”。在大礼议之争的背景下，嘉靖改订从祀制度，董仲舒去广川伯封号，直称先儒，此次改制在全国大规模推行，影响深远。明末崇祯年间，董仲舒短暂进入先贤行列。清代先贤先儒的从祀基本按照两套制度推行，或是顺治二年的国子监体系，或是在前明嘉靖十年体系的基础上，按照他们理解的时间顺序排定位次。董仲舒在孔庙的位次全国并没有一定之规。董仲舒地位提升的另一个表现就是董仲舒不断进入儒学圣像图谱中。现存的13幅董子像多是明清时期的作品，其大部分都源自于朱天然的《历代古人像赞》。随着董仲舒政治地位的提升，明代《春秋繁露》刊刻也形成热潮，目前可见的明版《春秋繁露》有八个版本。还有些版本失传了，比如目前可知有万历十六年宁波张文奇刻本。

宋元明清对董仲舒的研究基本是沉寂的，只是偶有人提及，并未形成规模。清末民国面对民族危亡，董仲舒学说的研究再掀热潮。董仲舒的“改制更化”成为革新改良的思想武器。常州学派再次复兴《公羊春秋》研究，康有为在此基础上，站在维新变法的时代潮头，把董仲舒的春秋学说当作理论武器，发挥董仲舒的“改制更化”学说，采用说经体的体例，形成《董氏春秋学》一书。康有为发挥“六经注我”的诠释学理论，推崇并重新思考诠释董仲舒的公羊学说，全面阐发“董氏学”，以此洞悉孔子之道，树立孔子总教主和董仲舒儒宗的地位，构建托古改制的理论体系。针对康有为运用近代政治学理论穿凿附会解释董仲舒学说的情况，苏舆采用疏证的办法，极力想恢复董氏的原意。尽管苏舆对待维新变法采取了保守态度，但是他细致的考证、旁征博引使得《〈春秋繁露〉义证》成为清末《春秋繁露》三大注本中成就最高的一部，是董仲舒研究的必读书之一。在新文化运动中，因为“君权天授”的观点，董仲舒被打成了专制主义的帮凶，再次跌落尘埃。

1949年以后，董仲舒研究经历了曲折的历程。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针对董仲舒哲学定性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许多大家都参与了争论。周辅成的《论董仲舒思想》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该书最大的特点就是对阶级分析方法的运用，认为董仲舒代表白衣地主阶级反对特权贵族阶级。《论董仲舒思想》引起了很大反响，很多学者发表商榷文章与之辩论，形成了一批董仲舒研究的专文，代表了董仲舒研究的一个时代。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批林批孔运动中，形成了一轮对董仲舒的大批判，脱离了学术研究的范畴。1978年以后，董仲舒研究得到恢复性发展，出现了严北溟、张鸣岐、钟肇鹏、于首奎、周桂钿、金春峰、吴光、李宗桂、黄开国、李奎良等一批志于董学的中坚力量，代表作是周桂钿的《董学探微》。1986年9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河北省社会科学院、河北省社科联共同发起“全国首次董仲舒哲学思想学术讨论会”。董仲舒研究进入学术化正轨，肯定性评价占据主流。从此以后，董仲舒研究开始重新走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