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读《围城》是在20世纪80年代，大学时光。
这部小说几乎是与《管锥编》一起进入大学校园的。恢复高考后进入大学的那批大学生，正处在如饥似渴的求知状态，囫囵吞枣是我们的读书方式。
我给钱先生写过信，谈读《管锥编》的心得。先生用潇洒的毛笔字给我回了信，令我那个“红学”男友看了艳羡不已。他说钱锺书给他们《红楼梦研究》题写刊名，字字珠玑，我却得了整篇的真迹。
钱先生说我“已大彻大悟”，并邀请我到家里去聊天，地址是三里河——后来我非常熟悉的地方。那位男友却说先生惯喜欢诙谐，叫我不要当真。
可惜我那时太书呆子气，觉得自己对《管锥编》没有写过一篇论文就信口开河，怕去了耽误先生的时间，于是错过了登门得识的机会。在《管锥编》巨大的学术身影下，当年我们诚惶诚恐。
《围城》主人公的“留学生”身份对我们是完全陌生的，读着很隔膜。
作为小说，钱锺书的《围城》写得太“略”了，感觉是写给“聪明如他的人”看的。后来，电视剧《围城》走红荧屏，尽显诙谐趣味，我重读小说，才渐入佳境。
主角方鸿渐，钱锺书给他一个难堪的出身，“假文凭”的留洋生，靠给人家“当女婿”得到学费供养。可是在后面的故事中，方鸿渐的感觉与处境却是全书最正面和正派、最能够引发读者同感和同情的。
这就是钱先生的幽默。他的正面人物并不“正面”。小说里那些正经八百的人物，却屡屡被方鸿渐嗤之以鼻，也被读者所厌弃。
方鸿渐在书中最具有“真实体温和灵魂之痛”，令读者同情。这样的设计和写法，在小说中并不常见。一般小说最令人讨厌之处，就是作者重点造就的主角人物总是被施以偏爱，成为一个平面的“优秀者”，没有多维的灵魂空间。
这是一部提炼出哲学纯度的世情小说。战火点燃之际，地方小姐还在玩东施效颦的游戏。西潮涌进，来去匆匆。全书没有一个“正人君子”，也没有一个完美淑女。那个动人的女性唐晓芙不过是个孩子，是个梦境。
小说用一种不流俗的审美趣味写成，可以说“处处带着批判的眼光”，显得新鲜夺人。可惜习惯于看故事的中国读者却很少咀嚼其深味。
关于《围城》，还有一段公案，与西南联大有关。
钱锺书1937年从牛津大学毕业后，又去法国巴黎大学做研究，本想攻读博士学位，但后来放弃了。1938年，钱锺书将要回国时，不少大学想聘他，最后，还是他的母校清华大学占了上风。当时竭力促成钱锺书回清华任教的，是西南联大文学院院长冯友兰。请钱锺书来西南联大教书的除了冯友兰，还有钱锺书的老师吴宓。
然而，钱锺书在西南联大任教的时间却很短。1939年暑假，钱锺书去上海探亲，再也没有回西南联大。
钱锺书为何舍弃了西南联大，选择去湖南蓝田师院执教？关于这件事，坊间有两种说法：一曰钱锺书被西南联大解除聘约；二曰他自行离去。总之，钱锺书与西南联大有此不快之瓜葛。故而有人认为，《围城》中的三闾大学“没好人”，有影射和贬低西南联大之意。
《围城》是在影射西南联大吗？如今“人去楼空”，我们只来看这小说。
主角方鸿渐自身充满了矛盾，所追求的现实世界也充满了变数。经历多了人情冷暖，他对异性的要求一降再降，最后只想要一点真实的温存，不料妻子又走上“养宠物狗”的虚荣之途。
人生百态，在流徙之间，更易于表现。其中茫然、窘困、贫穷、不安宁等，是战时气氛的基调。但小说没有一处是“坐实”具体历史事件的，或者是指向某大学的。其路线、规模，与西南联大难以对应，似乎也没有一个人可以“套得进去”。
人物中写得最成功的，有“发现”旨意的，是苏文纨，一个淑女式的工于心计的女子。而且，钱锺书对这位女性是有最近距离的观察与感受的，其必有现实原型。
不如认为，小说的主旨不是写大学，而是写“婚恋之变数”与人生之辛酸。
钱锺书一生性格隐忍，不得罪人，留下的这部小说却四处见刺。里面的人物爱发文化议论，颇具春秋微词。
大约钱先生对家庭、人生和文化界的各种隐忍不发都在里面了。在钱先生这样聪明犀利的睿智者眼中，是不可能有“完美”这个词存在的。
这部小说无疑带有钱锺书的“灵魂之痛”。在钱先生身后，无论是谁，派生出“心灵鸡汤”来，都是不符合他的性格与智商水准的。
书里有一个细节，方鸿渐接收了朋友赵辛楣的书籍，里面有一本拉斯基的《共产主义论》，被同人向学校当局告密，校方遂决定“下学期只能解聘”他。
我庆幸，这个细节可以洗白钱锺书先生的“写作动机”，《围城》并不是影射西南联大的。西南联大从来没有发生过教员间告密、为一本书解聘人的事情。
于是我又回到了起点：钱先生的这部小说是写给聪明人和知音看的。
说《围城》是写“人性的两难选择”，似乎立论更从容些。从文学书写人性的泛义而言，说它有西南联大生活的痕迹，也没有冒犯这所战时大学的意思。钱锺书写到知识分子的那些心理与现象、名利的计较与人际的复杂，许多嘲讽意味，也未尝不可以延伸到西南联大？
人们对历史的态度，往往不是遗忘，就是夸张与粉饰。再看看当下种种变形的趋时的“回忆”，相较而言，钱先生的文笔一如清醒的点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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