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孙博(加拿大)
10月21日,突然传来“文坛慈母”聂华苓先生千古的噩耗。她老人家走完了即将满百岁的传奇人生,为世界文坛留下了宝贵的遗产。沉痛怀念之际,思绪也将我拉回到2003年的年底。
那年圣诞节前夕,我接到多伦多大学东亚系吴小燕博士的电话,她说聂先生即将抵达多伦多,在大女儿王晓薇家里过圣诞节。
王教授也在多大东亚系任职,其夫婿陆柏赫是德国驻多伦多的总领事。那时,我刚上任加拿大中国笔会的会长,文坛大咖驾到,千载难逢,马上请吴博士穿针引线,敬邀聂先生与会员见面,畅谈文学。
圣诞节翌日,聂先生冒寒光临寒舍,顿时蓬荜生辉。她脱了黑毛大衣,露出刺眼的红衣,显得格外精神,根本看不出年近八旬。
我首先向她道歉,由于时间仓促,再加上节假日,一时难以找到合适的场地,她说按照西方人的习惯,家里见面是最高的礼遇。简单的一句话,使我的心中大石终于落地,也拉近了彼此的距离。
那天来了三十多位会员,有的人特地从一百公里之外的城市赶来。一打开文学的话匣子,聂先生滔滔不绝起来。从《千山外,水长流》到《失去的金铃子》,从《葛藤》到《桑青与桃红》,她的作品中有太多时代感的冷峻,映现出近代中国的沧海桑田。
作为一个毕生钟爱文学,人生历经大时代的变迁,最后被厚实的爱情所包裹的女性,那天展现出非常感性的一面。
她说因为对人有兴趣才走上文学之路,当她写第一部小说的时候,宝岛正处于白色恐怖时期,人性被扭曲,人格被分裂,而当时唯有透过文学艺术的形式才可把心中的所想爆发出来。
她认为作家就是在研究人及人的处境,这也是她刚刚完稿的自传《三生三世》的主题。该书次年由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台湾皇冠出版社分别推出简、繁体字版本。
自传记述了她从中国大陆至台湾,再到美国的生活体验。这三个地方对她而言是三种完全不同的人生和世界,在大陆,她度过童年与青年时代,尝尽战乱与逃亡;1949年她到了台湾,在压抑与抗争的交织中开始文学生涯;1964年来到美国后,她品味了文学与爱情的甘美,直到1991年心上人离世。
对于聂先生来说,与美国著名诗人安格尔的相遇、相爱是她人生小说中最美的一章。事实上在与安格尔一起的日子,也是聂先生文学生涯的丰收时期,她不仅写了大量小说、散文等作品,1967年还与安格尔一起创办了令世界众多作家受益匪浅的“国际创作计划”,透过“爱荷华作家工作坊”集结来自世界各地的作家,以期促成创造性写作,例如中国的莫言、王安忆、残雪、苏童、余华等人,中国台湾的痖弦、王祯和、商禽、陈映真、向阳、杨青矗、吴晟等人,甚或是日本的芥川赏得主柴崎友香、土耳其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罕·帕慕克等等,形成庞大的文学促进网络,已有七十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千位作家,包括一百多名华文作家,因此计划能与世界各地作家交流,对国际文化交流贡献卓著,由此她被众多作家誉为“文坛永远的母亲”“世界文学组织之母”等称呼,感念其对文学的努力与奉献。
那日我提问聂先生哪一部作品是她的最爱,她说最喜欢《桑青与桃红》,因为这部长篇小说中有她自己的影子,该书光中文版就有六个,并已翻译成多种文字版本。她对文学的态度是保持纯真,称自己早年的作品还有些浮华辞藻,但后来铅华洗尽,语言就像一杯过滤后的水。
“我1964年从台湾到爱荷华,已经出版了七本书。继续中文写作呢?还是用英文写作?犹豫不决,非常困扰。几年写不出一个字。终于在1970年,我在书桌前坐下,拿起笔,在方格子纸上,写出五个字:桑青与桃红。我就那样子寂寞地,孤独地,写下去了。我的母语就是我的根,是我可以抓得住的根。”长年在海外从事文学创作,聂先生深知离开了故乡土地的华文创作之不易。不过,她还是鼓励年轻一代的多伦多文学爱好者,坚持用中文不断地写作。她笑着说写作是一件很美的事,而做一个作家更是一种人生的荣誉。
聂先生年轻时曾抱怨过现实对她的不公,但是到了后来,她觉得不同的人生是最宝贵的财富。也因此,她已经把自己的心“放在了这三个地方”。在《三生三世》的序言中,聂先生以四句话概括自己的一生:“我是一棵树,根在中国,干在台湾,枝叶在美国”。
这四句名言,也是她那日挥毫留给加中笔会的题词。如今先生已驾鹤西去,与安格尔分别三十三年后在九泉之下相会。看罢我当年与聂先生的合影,她老人家的音容笑貌历历在目,仿佛又听到了她那爽朗的笑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