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记本”注：据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官方账号消息，华裔女作家、翻译家，聂华苓女士于2024年10月21日在美国爱荷华家中安详逝世，享年99岁。
聂华苓1925年1月11日出生于武汉，1948年以笔名远方发表第一篇文章《变形虫》，1949年赴台湾地区从事文学创作，1964年，聂华苓旅居美国，在爱荷华大学教书，同时从事写作和绘画。1971年与作家、诗人保罗·安格尔结婚。她为读者熟知的作品有《桑青与桃红》《失去的金铃子》《千山外，水长流》等小说，其中长篇小说《桑青与桃红》的英译本，在1990年获得“美国书卷奖”。《桑青与桃红》里，一个人分裂出桑青与桃红两个分身，桑青代表了传统中国女子的道德观念，而桃红则表达身在异乡的华人女性追求自由的意志。
1967年，聂华苓和保罗·安格尔创办了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希望借助这个从创意写作延伸出来的写作项目可以“融合了不同种族、不同国家、不同意识形态、不同经历、不同性格的形形色色的作家、形形色色的人”。
通过“国际写作计划”这一项目，后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奥尔罕·帕慕克、切斯瓦夫·米沃什、谢默斯·希尼等作家，以及来自中国的萧乾、艾青、丁玲、王蒙、茹志鹃、陈白尘，汪曾祺、余光中、冯骥才、王安忆、北岛、苏童、刘恒、李锐、迟子建、莫言、白先勇、郑愁予、余光中、杨牧、林怀民、蒋勋、张大春等作家，都曾先后来到爱荷华，与各国作家交流。
前排左起：孟京辉、迟子建、邵燕祥、聂华苓、董秀玉、莫言、姜杰，后排左起：胡旭东、娄烨、聂华苓女儿蓝蓝、毕飞宇、苏童、李锐、刘恒、蒋韵、廖一梅、西川
从“爱荷华大学作家工作坊”到“国际写作计划”，在创意写作历史上都是无法绕过去的重要成果，《创意写作的兴起：战后美国文学的系统时代》一书便评价“国际写作计划”，“它对于当时的文化版图起到了复杂的重写作用，但并未想要去掩盖别的支流，它不仅成为当时混乱的各类地方主义者、国家主义者与国际主义者之间的调和指导，也因此而共同建立起了机制化的声誉。”
在1976年的诺贝尔奖提名典礼上，来自世界各国的300多名文学作家纷纷推荐安格尔和聂华苓夫妻二人为此年度的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称他们是“实现国际合作梦想的一个独特的文学组织的建筑师”。正如作家莫言在纪录片里对聂华苓的评价：“她尽管后期长期生活在美国，但她的根基还是在中国的，因为她是中国的土地培养起来的女儿。她的内核跟西方人是不一样的，身上有一种英雄的气概，甚至有一种侠义的情节。”
以下是聂华苓关于殷海光的一篇文章，选自《三生三世》，特此分享。
当时的松江路只有两三条小巷，在空荡荡的田野中。那房子是《自由中国》刚创办时，从台湾省政府借来的，那时正是吴国祯任台湾省主席兼保安司令部司令。地方偏僻，交通不便。三房一厅的房子，只有殷海光一个人住。谁也不愿去沾惹他，人都说他古怪、孤僻、傲慢，一句话不投机，立刻拒人于千里之外。殷海光抗战时在昆明的西南联大，是金岳霖的学生，非常佩服他老师的学养和为人。他十六岁时对于逻辑学的心得，就得到金岳霖的重视，引用在他的著作中。
抗战后，殷海光是南京《中央日报》主笔，徐蚌会战，他一篇社论《赶快收拾人心》，针贬当时的国民政府的弊病，得到许多知识分子的共鸣。他到台湾后，应傅斯年之聘在台湾大学教书，离开《中央日报》，并参加《自由中国》任编辑委员。
1949年，一群年轻知识分子刚从中国大陆到台湾，常在一起聚会，讨论中国的未来。我第一次和王正路去参加，也是第一次见到殷海光。他比他们只年长几岁，俨然是他们的大师。
朋友们在小房的榻榻米上席地而坐，希望听听殷海光的意见。然而，大师不讲话，两眉紧锁坐在那儿。笔挺的希腊鼻，晶黑深沉的眼睛，射出两道清光，一蓬乱发任性地搭在额头上。他久久不说话，仿佛肩上压着千斤重担，不知如何卸下才好。
他终于讲话了，湖北腔的国语，一个个字，咬得清楚，准确，坚定。他逐渐来劲了，讲起他的"道"了。他那时的"道"是中国必须全盘西化，反对传统。后来在另一个场合，突然有人在房门口叫了我一声，抬头一看，正是殷海光。我站起来招呼他。他却头一扭，硬着脖子走了。许久以后，我才知道，他发现屋子里有个"气压很低"的人。
我拖着母亲弟弟妹妹从中国大陆到台湾，哪里还有选择住处的自由？一家人只有怀着凶吉不可测的心情，搬到松江路。
搬家那天，殷海光在园子里种花，对我们打了个招呼，没有欢迎，也没有不欢迎的样子。但是，来日方长，和母亲所称的那个"怪物"，挤在四堵灰色土墙内，是否能相安无事，不知道。
第二天早上，走出房来，桌上一束红艳艳的玫瑰花！殷海光园子里的玫瑰花！他摘下送给我母亲。空空洞洞的屋子，窗前放了一束玫瑰花，立刻有了喜气。
就从那一束玫瑰花开始，殷海光成了我家三代人的朋友。
他在我家搭伙。我们喜欢吃硬饭和辣椒。他一颗颗饭往嘴里挑，不沾辣菜，尤其痛恨酱油。但他从没说什么。后来母亲发现他有胃病，问他为什么不早说呢？他说：人对人的要求，就像银行存款，要求一次，就少一点。不要求人，不动存款，你永远是富人。
母亲把饭煮得软软的，辣椒酱油也不用了。殷海光仍然有一搭没一搭地吃着。
他和我们一起吃饭，好像只是为了谈话：谈美，谈爱情，谈婚姻，谈中国人的问题，谈未来的世界，谈昆明的学生生活，谈他景仰的老师金岳霖。
有时候，在黑夜无边的寂静中，他从外面回来，只听见他沉沉的脚步声，然后咔嚓一下关房门的声音。不一会儿，他就端着奶色的瓷杯，一步步走来，走到我们房门口："我-我可不可以进来坐一坐？"
母亲看到殷海光总是很高兴的，招呼他坐在我家唯一的藤椅上。他浅浅啜着咖啡（咖啡也是西化吧），也许一句话也不说，坐一会儿就走了。也许又娓娓谈起来。他说话的声调随情绪而变化，有时如长江大河，一泻千里，有时又如春风，徐徐撩来。
很蓝，很美，飘着云。昆明有高原的爽朗和北方的朴实。驼铃从苍苍茫茫的天边荡来，赶骆驼的人脸上带着笑。
我们刚从北平搬到昆明，上一代的文化和精神遗产还没有受到损伤，战争也还没有伤到人的元气。人和人之间交流着一种精神和情感，叫人非常舒畅。
我有时候坐在湖边思考，偶尔有一对情侣走过去，我就想着未来美好的世界。月亮出来了，我沿着湖散步，一个人走到天亮。下雪了，我赤背袒胸，一个人站在旷野里，雪花飘在身上。
他也常常感时伤世：现在的人，大致可分三种：一种是粪坑里的蛆，一天到晚逐臭地活着。一种是失掉人性的躯壳，只是本能地生存着，没有笑，没有泪，没有爱，也没有恨。还有一种人生活在精神境界里，用毅力和信心保护自己。物质的世界是狭小的，充满欺诈和各种利害冲突。只有在精神世界里，才能开拓无限乐土，自由自在，与世无争。
他向我家借三块钱，收到稿费，必定郑重其事双手奉还。我家向他借三块钱，他就会问：几时还？下星期三我要买书。母亲说：星期二一定还。他才借给我们三块钱，否则，下次休想再借。有朋友就那样子碰过一鼻子灰。
他论事论人，锋利冷酷，一层一层剥开来分析。因为没有恶意，所以不伤人。
有天晚上，他和几个朋友在我家聊天。他兴致来了，把在坐的牛鬼蛇神全分析出来了，讲了一个通宵。他指着一个人的鼻子，斩钉截铁地下了一句结论：你是一团泥巴！那团泥巴哭丧脸跟着我们哈哈大笑。
母亲常常指点他说：殷先生呀，你实在不通人情！他仰天大笑。
有一天，母亲向他借一个多余的空玻璃瓶，他绷着脸，煞有介事地：不借！我冲口而出：实在可恶！他哈哈大笑。我回头说：我在说你呀！他又大笑一声，咚的一下把门关上了。
殷海光和妻子夏君璐
他住在松江路时，还没结婚。夏君璐在台湾大学农学院读书，灵秀淡雅，坚定的侧影， 两条乌黑的辫子，一身清新气息。他们在中国大陆时已订婚。
她常在周末来看殷海光。只要她在座，他总是微笑着，很满足，很严肃——爱情就是那个样子嘛，他准会那么说。当然，没人和他谈过这件事。那是他生活中最神圣、最隐秘的一面，而且，西方文化，要尊重人的私生活嘛。
多年以后，我才了解：他年轻妻子坚如磐石的爱心，忍受苦难的精神力量，早在她少女时代，就把殷海光怔住了。日后他在台湾长期受迫害的生活中，她是他精神世界主要的支柱，是唯一帮助他在狭小的空间开辟无限乐土的人，将幽禁殷海光的温州街小木屋神化为他梦想的大庄园。她是一位了不起的女子。
殷海光谈到他梦想的庄园，眼睛就笑亮了：我有个想法，你们一定喜欢。我梦想有一天，世界上有一个特殊的村子，住在那儿的人全是文学家，艺术家，哲学家。
我当然是哲学家咯！殷海光哈哈大笑，继续说：我的职业呢？是花匠，专门种高贵的花。那个村子里，谁买到我的花，就是最高的荣誉。我真想发财！他哈哈大笑。
殷海光想发财！只因为有了钱才造得起一个庄园呀！大得可以供我散步一小时。庄园边上环绕密密的竹林和松林，隔住人的噪音。庄园里还有个图书馆，专存逻辑分析的书籍。凡是有我赠送借书卡的人，都可以进去自由阅读。但是，这样的人不能超过二十个。人再多就受不了了。他皱皱眉头。
你们这一家，我还可以忍受。他调侃地笑笑。换另一家人就不保险了。你们没搬来以前，我有一只小白猫。我在园子里种花，它就蹲在石阶上晒太阳。我看书，它就趴在我手臂上睡觉。我不忍惊动它，动也不敢动，就让它睡下去。无论怎么穷，我一定要买几两小鱼，冲一杯牛奶喂它，后来，小猫不见了。我难过了好久。现在又有这只小猫了！
他微笑着撩起薇薇搭在眼帘上的一抹头发，思索了一会儿。
人真是很奇怪的动物，像刺猬一样，太远，很冷；太近，又刺人。在我那庄园上，我还要修几栋小房子，不能离得太近，越远越好。那几栋小房子，我送给朋友们。
送不送我们一栋？我笑着问：竹林边上那一栋，怎么样？你和夏小姐每天下午散步来我们家喝咖啡，Maxwell咖啡，你的咖啡。
殷海光在园子里种花，母亲就带着薇薇和蓝蓝坐在台阶上和他聊天。他的花特别娇嫩。夏天，他用草席为花树搭起凉棚。风雨欲来，他将花一盆盆搬到房中。
八个榻榻米的一间房，是书房，卧房，起坐间，储藏室，也是雨天的花房！
一走进他的房间，就看见窗下一张气宇轩昂的大玻璃书桌，最底下的一个抽屉不知到哪儿去了，露出一个寒酸的大黑洞。桌上一小盆素兰，一个粉红小碟盛着玲珑小贝壳。书桌旁一张整洁的行军床。
靠墙两张旧沙发，中间一张小茶几，茶几上或是一盆珠兰，或是一瓶素菊。
沙发旁的小架子上，一个淡柠檬黄花瓶，永远有一大束丰姿绰约的鲜花，从他园子里采来的。
靠墙一排书架，稳稳排列着一部部深厚色调的精装书。除了几部与文学有关和普通理论书籍之外，其他的书对我而言，都是天书，七古八怪的符号，作者是什么 Whitehead呀，Quine呀，那些书是决不借人的。
书和花就是他的命。那几件家具呢？发了财，劈成柴火烧掉！他讲的时候的确很生气。
聂伯母，没有早点钱了。明天拿了稿费一定还。他向我母亲借钱。
母亲笑了：殷先生呀，下次有了稿费，在你荷包里留不住，就交给我保管吧，不要再买书买花了。
他接过钱，自顾自说：书和花，应该是作为一个人应该有的起码享受。愤愤不平地咚咚走开了。
他除了去台湾大学教课之外，很少外出。假若突然不见了，你一定会看到他捧着一束鲜花，挟着一本本硬邦邦的新书，提着一包包沙利文小点心，坐在旧三轮车上，从巷口轻松荡来，笑眯眯走进斑驳的绿色木门。
殷先生，你又拿到稿费啦！母亲劈头一声大叫，仿佛抓着了逃学的孩子：记不记得？今天早上你还没有早点钱！
他仰天大笑，快活得像个孩子。进了屋，赎罪似的，请我们三代人到他房里去喝咖啡吃点心。
两张旧沙发必定让给母亲和我坐。尊重妇女嘛，西方文化。
薇薇在房门口脱下鞋子说：罗素的小朋友也赤脚。殷海光大笑一声，塞一块小可可饼在她嘴里，抱起她直叫：乖儿子。
蓝蓝坐在我身上等着吃点心。他嫌她太安静了，对她大叫一声：木瓜！她哇的一声哭起来，他就塞一块小椰子饼在她嘴里。
他咚咚走出走进，在厨房熬Maxwell咖啡。一直到现在，我还认为Maxwell是世界上顶香的咖啡。
花香，书香，咖啡香，再加上微雨黄昏后，就是说罗素的时候了。罗素可不是随随便便谈的。天时，地利，人和，都得配合才行。
有天晚上，殷海光拿来《罗素画传》给我们看。他正要将书递给我，突然来了一位不速之客。他连忙将书从我手里抢了过去，目不旁视，绷着脸走了出去。
现在，时候到了，气氛有了。我，母亲，一个小孩，哪懂罗素？没关系。罗素不在乎，殷海光也不在乎。人能通就行。他常用那个通字来形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他从书架上捧下罗素的书，还有《罗素画传》。画传可真是好看。石砌的矮墙，墙外野草深深，翳翳松影里，一幢古朴小屋，那就是罗素在菲斯亭尼俄谷的夏天别墅。
石板路，几片落叶，深沉的庭院中，蹲着小小的罗素和狗。草地上，罗素望着骑驴子的小孩。白花花的阳光，罗素拿着烟斗，站在石阶前，望着妻子怀里的孩子。罗素夫人依窗沉思，恬静智慧的眼睛望着窗外，仿佛她随时要推开窗子飞出去。
你把书带回去看吧。殷海光慷慨地说：这本书可不是随便借人的啊——。那长长一声扬起的啊就表示兹事体大。
殷海光的朋友不多，到松江路来访的多半是他的得意门生。夏道平和刘世超有时在傍晚从和平东路散步到松江路来看他。他不一定请客入室。有的人连大门也没进，只是靠着野草蔓生的大门，三言两语，一阵哈哈，拂袖而去。
有的朋友就站在园子里，看他将平日存下的臭罐头、酸牛奶、烂水果皮埋在花树下，一面和他谈话。
他有时和客人坐在台阶上，一人捧一个烤红薯，谈逻辑，谈数学，谈罗素，谈最近在外国逻辑杂志上发表的论文。偶尔他也请客入室。席地而坐，一小壶咖啡，一小盘沙利文点心。那样的场合，多半是谈更严肃的学术、思想问题。
我刚在中央大学毕业，到台湾后开始写作。殷海光是第一个鼓励我的人。1952年，胡适第一次从美国到台湾，雷震先生要我去机场献花，我拒绝了。
殷海光拍桌大叫：好！你怎么可以去给胡适献花！你将来要成作家的呀！
我倒不是因为要成作家才不去给胡适献花，只是因为腼腆不喜公开露面。殷海光那一声好叫得我一惊。
你当然可成作家！他望着我抱着的婴儿薇薇：尿布里可出不了作家呀！他笑着指点我：你是个聪明女子，写下去呀！他顿了一下，望着我说：嗯，一江春水向东流。说完仰天大笑，头一扭，转身走了。
我那时穷得连一支自来水笔也买不起，用的是蘸水钢笔。一天，殷海光领到稿费，买了一支派克钢笔，给我母亲看。
她笑了：殷先生，你这个人呀！原来那支笔不是好好的吗？你裤子破了，袜子破了，早就应该丢进垃圾堆了！眼巴巴望来的一点稿费，又买支笔！
旧笔，可以送人嘛。他走回房拿出旧派克，结结巴巴对我说：这-这支笔，要不要？旧是旧，我可写了几本书了。你拿去写作吧。
我感动得连声说：我就需要这样一支笔！我就需要这样一支笔！
第二天晚饭后，他在我们房中走来走去，坐立不安，终于吞吞吐吐对我说：有件事和你商量一下。可以吗?
不，给了你，就是你的。再要回来，不礼貌。我，我，还是喜欢那支旧笔。我用了好多年了。
谢！!他那郑重口吻，倒像是我送了他一件极珍贵的礼物。
1949年4月，我和正路终于从北京到了武汉，又带着母亲弟妹从武汉去广州。在粤汉铁路工作的好友李一心和刘光远夫妇决定不走，将他们粤汉铁路眷属的火车票送给我们。
那是从武汉去广州的最后一班火车。仓促收拾行装，抓头不是尾，竟抓了几个枕头和衣架，抓了唯一有价值的是爷爷的宝贝——朱熹写的《游昼寒诗》。古色古香的金黄缎子书套，紫檀木夹板，刻着《朱文正公遗迹》。黄色纸地，白绢瓖边，朱熹龙飞凤舞写着：
1954年，殷海光去哈佛大学作访问学人。我和母亲突然想到我家的爷爷的宝贝。母亲将宝贝拿出摆在桌上，又将殷海光请到我们房中。
殷先生，嗯-母亲笑了一下，不知如何启口：有件事，请你帮个忙。可不可以？
有一副朱熹写的字，我们老太爷当宝贝，看一次就叫一声：好呀！摇头晃脑大声吟起来。聂家只剩下这一件家当了。也是太穷了。人总不能端着金碗当叫花吧。
殷海光逐渐有了笑意：聂伯母，你要我带到美国去卖掉？
对。卖的钱，你得十分之一。我连忙说：线条清楚！我套用一句殷海光的口头禅。朱熹的真迹呀！你看这诗，书法，装帧，不仅有学术研究价值，还是件艺术品呀。
哎呀！看嘛！上面还有历代收藏家鉴印和评语。真德秀评：考亭夫子书宗魏晋，雄秀独超，自非国朝四家所可企及。周伯琦评：道义精华之气浑浑灏灏自理窟中流出。还有，还有！入首数行。骨在肉中，趣在法外，中间鼓舞飞动，终篇则如花散朗，如石沉着。
这两行是我爷爷写的呀！你再看看这些不同时代的鉴印。深深浅浅的印色，有的已经模糊了，有的还清楚。这些会是假的吗?
殷海光似信非信地点点头：好吧，我带去，要人先鉴定一下。哈佛东方研究所一定有人懂得这些玩意儿。
他第一封信说已将宝贝请哈佛东方研究所一位教授鉴定去了，并说他们很感兴趣。我们一家人非常高兴，各做各的发财梦。我的梦是，游手好闲，读书，写作，潇潇洒洒过日子。
台湾邮差每天早晚送信两次，我和母亲每天就紧张两次。邮差自行车在门前咔嚓一声停下，将信扔进信箱，我和母亲就跑出去抢着开信箱。好不容易盼到殷海光第二封信，是两个月以后的事了。
前信已提及宝贝由哈佛大学东方研究所的教授鉴定去了。这些日子我等得好不心焦，但又不便表示焦灼的样子。别人怎了解这件宝贝兹事体大，不但府上每人寄予无限热望与梦想，就是我这个外人也可分享十分之一的利益，将来返台靠此结婚成家呢！
今晨我去看那位教授，他把宝贝拿了出来，半晌微笑不语。我耐着性子问：怎么样？他吞吞吐吐，只是说：这个-嗯-这个-。又把头摇几下。我立刻心里一怔，心想：糟了。我脱口而出：假的?他点点头，于是乎拿出考证的卡片。今一并附上。
别人是用科学方法鉴定，万无一失。聂伯母，如果您老不甘心，还要拿到日本去鉴定，也未尝不可。不过，基于道义的理由，我要就便告诉您老：日本的汉学水准一定不比美国的哈佛差。万一又考证出正身，再赔掉好几块美金的邮费，可就损失更大了。
你们一定很伤心。我当时也很伤心。但现在想起来令人失笑。我抱着宝贝回来时，天正下着大雨，我在雨地行军，宝贝似乎越来越重，而雨越下越大。回来啊！呢帽变成水帽，重约数磅；鞋子成了水袋，咯吱咯吱；大衣也湿透了。我赶快全脱下，放在热水汀上烘烤。而人呢？坐在沙发上，好不惨然，心想：这辈子要做王老五了。我又怕因此受寒生病，因波士顿比北平还冷。美国医院特贵，倘若生病，我岂不要损失惨重！
后来赶快用热水大洗一顿。还好，没有出毛病。哎，多么可悲又可笑的人生！不过，不管天翻地覆，我们总得活下去，不能再盼望奇迹了。
宝贝由台来美，一路使我紧张万分。现在我得请它阁下先行返台了，今已付邮寄上。包裹单"价值"一项，我填的是"无价之宝"。
1952年春弟弟汉仲在嘉义飞行失事。我接到消息，忍住悲痛，瞒着母亲。总有一天灵敏的母亲会发现汉仲完了。殷海光就为她做心理准备工作。
每天黄昏，必定邀她出去散步。那时的松江路四周还是青青的田野。他们一面散步，一面聊天。谈生死哀乐，谈战乱，谈生活琐事，谈宗教。（殷海光那时并不信教。他信奉宗教，还是多年以后，他去世以前的事。大概是受了他夫人夏君璐的感召。）这一类的谈话，都只为了要在母亲精神和心理上加一道防线，防御终归来临的丧子之痛。
日日黄昏，他就那样子充满耐心和爱心看护了我母亲六个月！
他和夏君璐结婚之后，1956年，他们搬到温州街台大的房子。两家就很少见面了。我和母亲带着两个孩子去看过他们。殷海光正在园子里挖池子，造假山，要把一个荒芜的小园子造成假想的大庄园。他有了一个幸福的家，看起来很恬静。但他那沉思的眼睛仍然透露了他忧国忧民的心情。
1960年，雷震先生等四人被捕，《自由中国》被封。我住屋附近总有人来回徘徊。警总借口查户口，深夜搜查我家好几次。据说殷海光本来也在被捕的名单上，警总动手抓人的前一刻，才把他名字取消了。
当时我们并不知道。我和母亲非常担心他的安全。每天早上，一打开报纸，就看有没有殷海光的名字。
没料到他和夏道平、宋文明突然在报上发表公开声明，宣称他们在《自由中国》登出的文章自负文责。殷海光写的许多篇社论几乎都是雷案中"鼓动暴动"、"动摇人心"的文章。我们也听说殷宅附近日夜有人监视。
一直到胡适由美返台前夕，《自由中国》劫后余生的几个编辑委员才见面。那时雷先生已判刑，以莫须有的"煽动叛乱罪" 判决有期徒刑十年，大家见面，欲哭无泪，沉痛，绝望。
殷海光紧锁眉头，一句话也没说。有人提议去看胡适，他只是沉沉摇几下头，也没说话。
大家要探听胡适对雷案究竟是什么态度，一起去南港看胡适。殷海光也去了，仍然不说话。胡适闲闲的微笑，模棱两可的谈吐，反衬出殷海光作为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深沉悲哀。
1962年夏天，母亲因患肺癌住进台大医院。《自由中国》于1960年被封以后，殷海光两年没上街了。
竟是殷海光站在那儿！他的头发全白了。母亲看到他，焦黄的脸笑开了。他坐在床前椅子 上，两眼全神盯着母亲，没说一句话，勉强微笑着。
母亲非常激动，但已无力表达任何情绪了，只是微笑着拍拍他的手说：你来了，我很高兴。我会好的。我好了，一定请你们全家到松江路来吃饭。不要酱油，不要辣椒。
他就坐在那儿望着母亲，仿佛不知道如何应付苦斗一辈子、热望活下去、不得不撒手的我的母亲。
聂伯母，我，我，我得走了。他笨拙地站起身，站在床前，瞪着两眼望着她，望那最后一眼：聂-伯-母，好-好-保-重。一个字，一个字说出，沉甸甸地。
我想我知道吧。他自嘲地笑笑，低头沉默了一下。唉，聂伯母，唉。我再来看她。
殷海光在1960年雷案发生以后，不断受到特务骚扰，后来特务竟明目张胆到他家里去，精神折磨得他拍桌大吼：你们要抓人，枪毙人，我殷海光在这儿！
他于 1949年一到台湾就应傅斯年校长之聘，在台湾大学哲学系教课，非常受学生爱戴，1967年，被禁止教课，幽禁在特务的监视下。
殷海光一生不断地探索，焦虑地思索，思想道路不断地演变。
他崇尚西方文化，但在多年以后，他开始对中国传统文化重新估价，逐渐承认传统的价值了。
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他断断续续地说："中国文化不是进化而是演化，是在患难中的积累，积累得异样深厚。我现在才发现，我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希望再活十五年，为中国文化尽力。"
1969年9月16日，殷海光终于放下文化的重担，撒手长逝了，只有5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