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专家解析以哈冲突一周年:和平的曙光还是冲突的延续?|IIA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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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重点

01以色列在加沙地带采取军事占领和封锁相结合的策略,试图彻底摧毁哈马斯的武装力量,但实现战略目标面临挑战。

02尽管以方在战场上占据主动,但巴勒斯坦各派系间的权力格局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哈马斯仍控制加沙城部分地区。

03由于战争持续,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在西岸的统治合法性遭到质疑,如何在战后重建加沙成为各方重大考验。

04以色列在加沙的空袭行动造成广泛附带损害,引发国际关注,美国在其中的角色成为关键。

05与此同时,俄罗斯利用加沙战争传播反西方叙述,与以色列关系恶化,叙利亚保持军事存在并保护巴沙尔·阿萨德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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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A编译

和平的曙光还是冲突的延续?

以哈冲突一周年解析




译者按 ·  2024.10.21


以哈冲突爆发一周年之际,国际战略研究所(IISS)发布了一篇回溯局势变化的报告。以色列在加沙采取了军事占领和封锁相结合的策略,试图彻底摧毁哈马斯的武装力量。然而,尽管以方在战场上占据主动,但要实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设定的“消灭哈马斯、解除加沙武装、去激进化巴勒斯坦社会”的战略目标却并非易事。缺乏“后冲突时代”的明确规划,可能反而会导致巴勒斯坦社会进一步激进化。


报告还剖析了巴勒斯坦内部的政治形势。尽管加沙遭受重创,但巴勒斯坦各派系间的权力格局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哈马斯虽然同意与法塔赫妥协、接受两国方案,但能否打破法塔赫对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控制仍存疑问。同时,持续的战事和封锁也让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在西岸的统治合法性遭到质疑。如何在战后重建加沙、满足民众需求,是对包括哈马斯在内的各派别的重大考验。


对以色列而言,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也在消耗其国力。报告估算,战争直接成本可能高达690亿美元,相当于以色列GDP的10%。为应对开支激增和经济放缓,以色列政府被迫采取紧缩的财政政策,国防预算大幅增加,其他部门则面临缩减。如果以色列与真主党的冲突继续升级,战争成本恐怕还会进一步上涨。


总的来看,以巴冲突愈演愈烈,双方都陷入了一个难以摆脱的困局。无论是以方的强硬路线,还是巴方内部的派系博弈,都难以从根本上化解矛盾,实现和解。如果冲突的根源无法消除,战争就只会带来更多破坏和苦难,而非和平的曙光。这需要国际社会和域内各方共同反思,探寻化解危机的新思路。




以色列在加沙的地面行动



Sascha Bruchmann and Sir Tom Beckett



在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发动前所未有的袭击以色列后不久,特拉维夫在权衡其应对措施时,国际战略研究所(IISS)评估认为,以色列必须要么驻军加沙,要么重新实施对加沙的封锁。一年后,以色列选择了两者兼而有之。


以色列有条不紊地开展行动,逐步隔离了大片区域,并从一个区域转移到另一个区域。加沙城是首个被攻占的地区,拉法则是最后一个。截至2024年9月,三支以色列国防军(IDF)师正在加沙作战。第98师(现已改隶北方司令部)在加沙进行突袭,以摧毁哈马斯的部队。第252师目前控制着内扎里姆走廊,第162师则负责保护拉法和费城走廊(译者注:指加沙地带与埃及交界处绵延14公里的狭长地带)。为了实现消灭哈马斯的战略目标,以色列国防军似乎有意控制这两个走廊,并持续对哈马斯进行毁灭性的突袭威胁。以色列对这些走廊的控制威胁到哈马斯作为有效军事力量和加沙治理机构的持续存在,从而增强以色列的谈判地位。


内扎里姆走廊将前主要人口中心加沙城与阿尔马瓦西人道主义区隔开,后者是许多加沙人目前避难的地方。通过控制这一走廊,以色列试图将哈马斯与返回的平民隔离,这是反叛乱行动中的一个关键目标,并防止哈马斯将武器和战斗人员重新引入北加沙。


沿加沙-埃及边境的费城走廊是哈马斯的关键补给线。因此,控制该走廊对于切断哈马斯的外部补给或为另一场冲突进行储备非常重要。哈马斯坚持以色列国防军腾出走廊作为人质交易的条件,这凸显了走廊在战争中的重要性。


哈马斯的战斗力量已被削弱。尽管它可以重组一些部队,但随着战争的持续,重组将变得越来越困难。


在过去的一年中,以色列国防军消灭了哈马斯军事指挥链中的关键成员和大量战斗人员,同时保持了较低的战斗损失,平均每天仅一名士兵。但它未能确保剩余人质(约100人,其中三分之二被认为仍然活着)获释,目前尚不清楚如何才能实现内塔尼亚胡设定的目标(即摧毁哈马斯、解除加沙武装和使巴勒斯坦社会去激进化)。令以色列国防军领导层感到沮丧的是,尚未制定加沙地区的“后天”计划( ‘day after’ plan),巴勒斯坦人进一步激进化的可能性很大。


随着冬季的临近,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驻军和封锁加沙,并可能转向反叛乱行动,这可能允许一些更具灵活性的部队逐步撤回,以支持在黎巴嫩对抗真主党的地面战争。一年过去了,战术比战略更受青睐,在以色列没有确定“后天”计划或更广泛的阿拉伯和平计划的情况下,这种情况将继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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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在加沙进行地面行动(图源:IISS)



尽管有战争,但巴勒斯坦政治仍有连续性



Laith Alajlouni and Emile Hokayem



尽管加沙遭受了巨大的人员伤亡和破坏,但巴勒斯坦内部的政治在过去一年里大体保持不变。7月,巴勒斯坦各主要派别在北京举行会谈,以实现民族团结,并就加沙的战后治理达成一致。他们的最终宣言表明哈马斯愿意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组织)妥协。哈马斯当时由伊斯梅尔·哈尼耶(Ismail Haniyeh,不久后在以色列的一次袭击中丧生)领导,同意接受其之前反对的两国解决方案,并与其他13个巴勒斯坦派别组成团结政府,恢复与以色列的和平谈判。然而,除了举行全国大选外,协议并未概述任何打破法塔赫对巴勒斯坦权力机构(PA)控制的措施。


此外,协议的执行还将面临三个问题。首先,哈马斯新任强硬派领导人叶海亚·辛瓦尔(Yahya Sinwar)与相对务实的哈尼亚有着不同的议程。其次,以色列对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持续占领使选举不可能在未经以色列批准的情况下举行,而无论如何,目前这种可能性很小。第三,巴权力机构领导人马哈茂德·阿巴斯(Mahmoud Abbas)缺乏向他人让权的承诺。 


在约旦河西岸,由于巴权力机构无力制止以色列军队和定居者日益加剧的暴力行为,巴权力机构的声誉一落千丈。2024年上半年,以色列国防军与巴勒斯坦人之间共发生了6277起对抗事件,定居者暴力事件1334起。以色列军队和定居者杀害了158名儿童,以色列国防军对西岸几个城市的巴勒斯坦派别进行了突袭。尽管如此,巴权力机构仍然是战后治理方案中最方便、最合法的渠道,也是阿拉伯国家和西方国家唯一愿意投资的工具。


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加沙战事结束后哈马斯的地位和能力,以及辛瓦尔本人能否幸存(译者注:哈马斯于10月18日发表声明,证实哈马斯领导人叶海亚·辛瓦尔已身亡)。即使哈马斯仅仅作为一个叛乱组织而存在,它也将保留政治支持,并有能力塑造或至少阻碍巴勒斯坦政治。


哈马斯仍然是约旦河西岸和加沙最受欢迎的派别。根据巴勒斯坦政策和调查研究中心的数据,截至2024年9月,36.0%的巴勒斯坦人支持哈马斯,21.0%的人支持法塔赫,7.0%的人支持其他派别(35.0%的巴勒斯坦人不支持任何党派或不知道自己支持谁)。哈马斯在加沙的受欢迎程度远低于西岸;只有36.0% 的加沙人表示他们更希望哈马斯重新统治加沙,而西岸的这一比例为73.0%。同一民调显示,84.0%的巴勒斯坦人要求阿巴斯辞职。如果举行总统选举,法塔赫的马尔万·巴尔古提(Marwan Barghouti,目前被关押在以色列监狱)将获得32.0%的选票,辛瓦尔以31.0%紧随其后,只有6.0%的巴勒斯坦人支持阿巴斯。 


然而,由于经济资源匮乏、供应线被切断、无法启动任何重建或恢复计划,哈马斯在战斗结束后将难以满足加沙民众的巨大需求,并可能变得更容易受到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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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巴斯在民众中的人气暴跌(图源:路透社)



以色列不断增加的战争成本



Fenella McGerty



以色列目前的战争是其自1948年成立以来持续时间最长、最为复杂的战争。以色列为此付出了巨大的经济代价。


随着时间的推移,以色列在加沙的行动成本在逐渐增加,以色列银行对 2023-25年期间战争直接成本的估计从2023年11月的540亿美元修订为2024年5月的690亿美元。今年1月,以色列银行行长阿米尔·亚龙(Amir Yaron)将这些成本估算为GDP的10.0%,另有2.0%的GDP收入损失。据他估计,随着时间的推移,国防开支的增加加上债务成本的增加以及南部的“振兴”,将使国内生产总值再增加1.0%。以色列的战争成本包括国防开支的大幅增加、直接和间接损失的赔偿、民用开支(包括国家支持的支持家庭、企业和预备役人员的贷款计划)、债务利息和政府收入损失。


为了减轻一些长期成本,以色列在2024年1月调整预算时采取了财政巩固措施,其中包括增加190亿美元的公共支出。这一增长主要用于国防预算,部分通过对所有其他政府部门节省开支和通过对银行利润征税来增加国家收入来抵消。修订后的国防预算达到340亿美元,比之前的192亿美元有所增加,这还不包括每年来自美国的33亿美元外国军事融资援助。财政部预计,由于预算调整,赤字将跳升至GDP的6.6%,相比之下,以色列银行在2024年初预计的赤字为5.7%。2024年国防和安全资金的进一步上调可能会使赤字进一步加剧。实际上,惠誉评级在8月预测以色列的赤字会更高,接近7.8%。


在编制2025年预算时,以色列财政部长贝扎莱尔·斯莫特里奇在2024年9月初表示,将采取其他财政收敛措施,包括工资冻结、税率调整以及在政府部门和公共部门的一系列节省和效率措施,从而节省95亿美元。作为这些措施的结果,财政部现在的目标是2025年的赤字低于GDP的4.0%。


在2024年7月的预测中,以色列银行的研究部门下调了以色列的经济前景。当时,央行预计2024年的实际GDP增长仅为1.5%,2025年为4.2%,低于其在2024年4月预测的2.0%和5.0%。随着战争的进展和加剧,以色列银行不得不调整基本假设,主要是增加更严重安全情景的可能性,尤其是在以色列北部前线。


以色列银行行长亚伦一直希望指出,以色列经济在以往的军事行动后已经恢复了强劲的经济增长,而斯莫特里奇则通过强调谢克尔的强度、以色列股市的稳定性、税收收入、强大的借贷和债务获取能力以及“高科技的快速复苏”来安抚市场和投资者。


以色列的以上措施和预测甚至发生在近期黎巴嫩的事态升级之前。如果以色列和真主党之间的敌对行动进一步加剧,或者冲突蔓延到中东其他地区,带来的成本肯定会增加,二队以色列经济的基本假设将需要再次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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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莫特里奇(左)与内塔尼亚胡(右)在内阁会议上交谈。随着战争成本推高2024年赤字,以色列领导人启动了2025年预算谈判,无论结果如何,以色列预计将遭受长期的经济损失(图源:路透社)



真主党的溃败让黎巴嫩前途未卜



Emile Hokayem



真主党没有参与10月7日的袭击。真主党加入战斗是出于对哈马斯的声援,希望通过与巴勒斯坦人站在一起,赢得一场短暂的战争和政治上的成功。真主党将其火箭发射与一个明确的目标联系起来,即迫使以色列同意在加沙地带停火,然后再在黎巴嫩实施停火。真主党的已故领导人哈桑·纳斯鲁拉(Hassan Nasrallah)的这一做法,严重误判了以色列在10月7日后的情绪和风险偏好。纳斯鲁拉实际上将自己逼入了绝境,因为他在黎巴嫩冲突与加沙地带停火之间建立了联系。然而,这一期望未能实现,因为他发现伊朗并不愿意坚持到底或加大赌注,因为伊朗不能冒险滑向与美国进行直接对抗。


这不是纳斯鲁拉想要的战争,也不是真主党想要打的战争。真主党本应成为威慑以色列的战略力量,并为该地区其他伊朗支持的民兵提供指导。真主党在黎巴嫩和以色列的作战理念假定了一场快速而激烈的冲突,以大量导弹、火箭和无人机的交换开始,目的是压倒以色列的防空系统,随后进行激烈的地面作战。包括无人机飞越海法港和其他关键设施等展示技术实力的行为,让人感受到了这些行动希望实现的目标。纳斯鲁拉形容以色列社会比蜘蛛网还脆弱,其目标是震慑以色列社会,迫使其屈服,而震撼以色列社会必然会被解读为一次成功。


然而,在长达 11 个月的时间里,以色列凭借高超的情报和空中力量发动了一场消耗战,困住了真主党,并使其领导层和武器储备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这是以色列自2006年以来一直准备的一场战争,而真主党对以色列的军事优势毫无还手之力。


纳斯鲁拉的死将黎巴嫩推向了未知的境地。西方国家和一些黎巴嫩公民希望他们的政府和军队能够介入并稳定这个四分五裂的国家,这种希望值得称赞,但两者都处于有史以来最糟糕的状态。黎巴嫩没有总统,经济自2019年金融崩溃以来一直处于混乱状态,军队的战备状态和凝聚力也因士气低落、待遇不佳和漂泊感而受到侵蚀。倘若国际社会不请自来、粗糙地推动黎巴嫩政府控制其领土和命运,很可能会被黎巴嫩大部分民众和真主党的支持者解读为背信弃义。


从近期来看,真主党可能会被削弱,但不会消亡。纳斯鲁拉可能的继任者哈希姆·萨菲·丁(Hashem Safi al-Dine)是一位强硬派神职人员,他将努力巩固其运动的残余势力。如果说纳斯鲁拉的地位是因为他的胜利而提高的话,那么萨菲·丁则将以大败之后如何重振来衡量。他将努力重振穆卡瓦马(抵抗运动)的精神,召唤纳斯鲁拉的“幽灵”来动员他的支持者,并在伊拉克、叙利亚和也门寻求支持。伊朗,因为在未能保护和有意义地支持其盟友方面在真主党内部受到批评,将被要求提供除直接干预之外的任何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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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故的纳斯鲁拉肖像在真主党集会的屏幕上出现(图源:Getty Images)



以色列主宰空中领域



Fabian Hinz



以色列对其地区对手一直保持着近乎全面的空中优势,无论是在全面空中战役还是更有限的升级行动中,都利用了这一优势。在加沙和黎巴嫩,以色列大规模使用空中力量,不断削弱哈马斯、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和真主党的军事能力,同时将以色列地面部队的暴露程度降至最低。再加上先进的情报收集手段,以色列证明了其有能力利用精确打击来摧毁高价值目标,包括对手的高级指挥官和关键能力。尽管如此,以色列在加沙的空袭行动还是造成了广泛的附带损害,导致大量平民伤亡,引发了法律专家和国际非政府组织对其目标程序的批评。


针对伊朗和胡塞武装,以色列放弃了大规模行动,转而采取象征性的精确打击。以色列针锋相对、步步紧逼的战略表明,它有能力也有意愿在不挑起全面冲突的情况下进行反击。


对于伊朗和与以色列作战的各种非国家行为体来说,火箭、导弹和无人机一直是其不对称战略的核心。理论上,这些能力使所谓的“抵抗之弧”能够瞄准以色列的利益,并深入以色列境内进行打击,尽管他们缺乏有能力的空军。通过积累大量导弹和无人驾驶飞行器,这些行为体试图建立对以色列常规优势的威慑,并在更有限的冲突中获得升级均势。


然而,在实践中,这一战略的效果好坏参半。事实证明,对付脆弱和规避风险的行为体,无人机和导弹非常有效,胡塞武装在红海和亚丁湾的行动(导致了重大地缘经济中断)就证明了这一点。然而,当导弹和无人机能力用于对付以色列等装备精良、风险承受能力较高的对手时,其效果就大打折扣了。真主党和伊朗对以色列的攻击未能起到威慑作用,也不足以打破或削弱以色列的升级优势。尤其是真主党,由于以色列在情报收集方面的成功,再加上空中优势,使以色列在发射导弹和无人驾驶飞行器资产之前就能使其失效,因此真主党面临着更多的挑战。虽然真主党在击落飞行缓慢的无人机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却无法挑战以色列的空中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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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5月11日,以色列的铁穹导弹防御系统在阿什凯隆拦截从加沙地带发射的火箭弹(图源:美联社)



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美国和以色列目标相左



Dana H. Allin



以色列经常与美国设定的时间“赛跑”。以色列领导人都心照不宣——总有一天美国会迫使他们停止战争。


2023年10月7日袭击发生后没几天,拜登就飞抵特拉维夫,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紧紧拥抱,象征性地拥抱了以色列人民。但他同时也警告以色列不要屈服于复仇,不要重蹈他所说的美国在911事件后所犯的错误。在随后的一年里,以中央情报局局长比尔·伯恩斯为代表的美国一直在不懈地努力,希望通过谈判达成停火协议,人质能够获释,美国人也希望长期结束这场战争。拜登政府一再声称谈判即将成功。但现在非常清楚的是,以色列政府根本不在乎美国人的设定的时间限制。


内塔尼亚胡多次拒绝或背弃美国外交官谈判达成的协议,而美国外交官有时不得不假装他赞同这些协议。当美国宣布暂停一种武器的销售时,内塔尼亚胡斥之为“荒谬的”。随后,他于七月飞往华盛顿,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并会见了特朗普。美国否决了几项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并抗议国际法院和国际刑事法院审理针对以色列的案件。在美国努力争取国际社会对乌克兰的支持之际,美国外交信誉的净损失是巨大的。


以色列会拒绝美国的原因有很多。首先是一个合理的假设,即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实际上是无条件的。我们并不清楚美国总统究竟是何时开始对以色列表示奢侈的支持的。尼克松时代的总统们并非如此。两国盟友各自的目标和世界观从未像现在这样相去甚远,因此这种忠心也颇具讽刺意味。内塔尼亚胡和他的极右翼联盟伙伴们根本不打算做任何事情来满足美国的希望,即加沙灾难将带来道义上的清算,导致巴勒斯坦在加沙的非哈马斯治理,然后在加沙和约旦河西岸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恰恰相反,他们尽一切所能使巴勒斯坦独立建国成为了不可能。确保这种不可能的计划早在本次战争之前就已开始,并通过在西岸扩建定居点和吞并的有形基础设施而继续迅速进行。


如果这会造成长期的美国问题,那么内塔尼亚胡的短期解决方案就是特朗普的回归。虽然尚不清楚哈里斯政府是否愿意或能够更有效地迫使以色列屈从于美国的意愿,但很清楚的是,特朗普政府甚至不会尝试。更准确地说,特朗普政府对巴勒斯坦人的看法很容易与内塔尼亚胡及其两个大以色列联盟伙伴贝扎莱尔·斯莫特里奇(Bezalel Smotrich)和伊塔马尔·本·格维尔(Itamar Ben-Gvir)的看法相一致。


在10月7日一周年纪念日来临之际,以色列袭击了黎巴嫩真主党,开启了美国担心并试图避免的全面战争。伊朗已经对以色列发动了第二次大规模导弹袭击;以色列不可避免的报复行动可能会将美国卷入与伊朗的战争,而历届美国政府一直致力于通过外交手段阻止这场战争。然而,这与加沙战争不同,因为以色列的最终目的更符合拜登政府也希望看到的结果——“抵抗之弧”的实力大幅下降,伊朗的实力也随之削弱。美国在这些战争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是:尽管美国拥有强大的军事能力、与以色列的关系和外交精力,但对于接下来的战争,他们实际上只是旁观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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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10月18日,拜登访问了正与哈马斯持续冲突中的以色列,并拥抱了内塔尼亚胡(图源:路透社)



俄罗斯的机会主义和巧妙外交



Nigel Gould-Davies



俄罗斯利用了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对以色列的袭击以及这些袭击引发的地区冲突,来传播一系列反西方的叙述。


大规模遇难的平民,以及西方未能实现停火或批评以色列,为在“全球南方”放大反西方叙述提供了一个机会。俄罗斯将这些事件描绘为美国在中东政策的彻底失败,和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的衰落。


在2023年11月的G20特别峰会上,普京批评了西方对乌克兰平民苦难的谴责却对加沙的苦难却不加指责的双重标准。其他俄罗斯声音将西方对以色列的支持描绘成一种殖民主义形式。相比之下,俄罗斯将自己描绘成一个建设性的调解者,能够接触该地区的所有各方,包括在二月主办巴勒斯坦派系会议。俄罗斯还试图利用这些信息来“分裂”西方,从而削弱西方对乌克兰的直接支持。


尽管俄罗斯声称自己在中东扮演着独特的建设性角色,但是以哈战争却使俄罗斯的外交变得复杂。俄罗斯与以色列的关系急剧恶化,而阿拉伯海湾国家则对一场更大规模战争的前景感到担忧,因为这场战争会将伊朗卷入其中——伊朗与俄罗斯的关系因后者在乌克兰的战争需求而加深。俄罗斯在巴勒斯坦派系之间的调解未能使他们团结起来,显示出俄罗斯的影响力有限。俄罗斯也不得不担心叙利亚。叙利亚保持着军事存在并保护巴沙尔·阿萨德(Bashar al-Assad)政府:叙利亚没有试图阻碍或使以色列在那里的空中行动复杂化,而且还悄悄地帮助阿萨德避开危险。在说服全球舆论相信其提供了一种诱人的国际秩序替代方案方面,俄罗斯也几乎没有取得进展。


尽管以色列有大量俄罗斯裔人口,但俄罗斯与以色列的关系正在恶化,部分原因是俄罗斯与伊朗的防务合作。如果俄罗斯帮助伊朗获得敏感技术或为其核计划或其他活动提供政治掩护,以色列将不得不决定是否将俄罗斯视为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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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约旦河西岸最大的巴勒斯坦城市希伯伦,人们挥舞着俄罗斯国旗,手持普京的肖像,以示对加沙的声援(图源:Getty Images)





原文作者

Sascha Bruchmann:IISS国防和军事分析访问研究员,NATO政治顾问。

Sir Tom Beckett:IISS高级顾问兼IISS美洲办事处通讯总监。

Laith Alajlouni:IISS中东办事处研究助理。

Emile Hokayem:IISS区域安全主任兼中东安全高级研究员。

Fenella McGerty:IISS国防经济学高级研究员。

Fabian Hinz:IISS国防和军事分析研究员。

Dana H. Allin:Survival: Global Politics and Strategy杂志编辑,IISS高级研究员。

Nigel Gould-Davies:IISS俄罗斯与欧亚大陆高级研究员。


本期译者

覃筱靖: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全球研究博士生。

周宇笛: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国际事务研究院IIA学术编译组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