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庸之恶”真的存在吗？| 你身边的政治学Siri

“平庸之恶”的提出

“当我说到平庸的恶，仅仅是站在严格的事实层面，我指的是直接反映在法庭上某个人脸上的一种现象。艾希曼不是伊阿古，也不是麦克白；在他的内心深处，也从来不曾像理查三世那样‘一心想做个恶人’。他为获得个人提升而特别勤奋地工作，除此之外，根本没有任何动机。这种勤奋本身算不上是犯罪，他当然绝不可能谋杀上司以谋其位。他只不过，直白地说，从未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他并不愚蠢，他只不过不思考罢了——但这绝不等于愚蠢。是不思考，注定让他成为那个时代罪大恶极的人之一。假使你费尽全力也无法从艾希曼身上找到任何残忍的、恶魔般的深度，纵然如此，也远远不能把他的情形叫做常态。”

——汉娜·阿伦特《艾希曼在耶路撒冷》

     上世纪60年代，阿伦特在旁听耶路撒冷审判后，基于她个人观察到的艾希曼的形象，提出了“平庸之恶”的概念，这给她招致了许多“为纳粹开脱”的骂名。但真正给予这一概念以巨大打击的，是大量一手资料的发掘、研究——德国哲学家施汤内特（著《耶路撒冷之前的艾希曼：平庸面具下的大屠杀侩子手》）在分析大量艾希曼本人的笔记、录音带和各国情报机构档案后发现，艾希曼并非盲目服从的普通纳粹官员，而是一个老练世故的操控者、不思悔改的谋杀犯，他清楚意识到自己的所作所为，却不知疲倦地伪装自己，逃亡期间还与其他纳粹余孽狂热地计划未来目标。但他善于“表演“，甚至得以在耶路撒冷审判中误导阿伦特和其他旁听者，让人误以为他只是个毫无主见的执行“工具人”、纳粹统治下的一个小齿轮。

艾希曼的简历（1937年）｜图源网络

      但事实并非他所表现出的那样。

      艾希曼在他人生的各个阶段，都认真扮演着应有的角色，从下属到上司，从刽子手到流亡者。纳粹掌权时期的他深谙官场之道、权力之术，把自己打造成一个通晓意第绪语（注：一种犹太人使用的语言）的犹太事务专家，并以此博得领导的信任和重视。后有资料证明，艾希曼对犹太人的语言或其他事务并不熟悉，他伪装成这样很有可能是为了在纳粹敌视犹太人的背景下获得重用。后来他的职位也确实如他所愿，层层升迁，一步步接近纳粹权力的核心。

      1942年，艾希曼出席了万湖会议，会议的主题是“犹太人问题最终解决方案”。会议任命他负责屠杀犹太人的最终方案，该最终方案的产物为“死亡营”（也称“灭绝营")，区别于一般的劳动集中营，死亡营是系统性杀戮的温床、真正的屠杀流水线。移送集中营的运输与屠杀作业大部分都是艾希曼本人负责。纳粹德国战败后，艾希曼声称自己“只不过是阿道夫·希特勒的毁灭机器上的一颗小齿轮”，然而事实是他帮助纳粹建立起了这个巨大的毁灭机器。

      此外，根据艾希曼在阿根廷流亡时期的日记和信件，研究者还发现，白天，他扮演着热爱乡村生活的田园牧人，夜晚却继续他伟大的帝国事业，与其他流亡阿根廷的纳粹党人一起，雄心勃勃地钻研各种推翻政府的计划。

      这些一手资料显示，艾希曼并非他在庭审上所表现得那么“无辜”，相反，他不但对纳粹大屠杀从萌发到实践的过程有着充分的了解，还运用诡计为自己谋求权力，参与了最终屠杀方案的出台。他是集中营的“专家”、负责人，有着自主的意识与思考能力。如果将纳粹官僚体系划分为决策者与执行者，明显可以找到艾希曼在决策者的位置上发挥过的不可忽视的作用。

     史学家克里斯托弗·R·布朗宁（Christopher R. Browning）评论道：“阿伦特说的那类人（平庸之恶）的确存在，但他（艾希曼）不是那类人。”也许，那种巨型国家机器下一个小小的齿轮的确存在，也正是因为这世间有千千万万“平庸的恶人”，艾希曼的“平庸面具”才能奏效。

      思想界流行着两种对于如何理解纳粹大屠杀的理论：一是“变态论”，德国出现了一群丧心病狂的疯子，犯下了骇人听闻的暴行，这把灾难例外化，看成是一场意外的事故；二是“仇恨论”，认为大屠杀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德国人与犹太人之间有一种特殊而深重的仇恨。

——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而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认为，两种解释都是把大屠杀看成现代文明的反常例外，逃避了最需要反思的深刻问题，其实是一种自我安慰。

      鲍曼提出了一个颠覆性的观点：大屠杀是现代性本身固有的一种潜在可能，正是现代性的一些本质要素（编者注：理性和理性化等）才使得大屠杀成为现实。

鲍曼《现代性与大屠杀》

      在鲍曼看来，要防范大屠杀这样的灾难，关键在于坚守一种不可让步的、无条件的道德感，保持对他人的道德感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