脓毒症是感染引起宿主反应失调，导致危及生命的器官功能损害的症候群。如果未及早发现并及时处理，可能导致感染性休克、多器官衰竭和死亡。因此，早期识别脓毒症至关重要。近日，“2024年第十七届首都急危重症医学学术年会”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召开。会议期间，医脉通特别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王军宇教授，就脓毒症危重症相关标志物研究探索等相关话题分享真知灼见。王教授详细介绍了脓毒症危重症常用的标志物及其作用和局限性，分享了理想的生物标志物该具有的要素和脓毒症危重症标志物的最新进展。
医脉通：目前临床中脓毒症危重症常用的标志物有哪些？这些标志物是否存在一些局限性或不足？该如何应对？
王军宇教授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
脓毒症导致的危重病症患者非常多，包括脓毒性休克、重症感染和多器官损害等，患者预后较差。
目前，临床上评估脓毒症危重程度的常用指标包括APACHE II评分和SOFA评分；评估脓毒症炎症情况的指标主要包括降钙素原（PCT）和C反应蛋白等。值得注意的是，脓毒症炎症情况与危重程度的评估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实际上，任何一个生物标志物，在给医生提供很好指导方向的同时，也有其缺陷。因此，在临床上，不能仅用一种生物标志物或一个指标来判断患者的病理生理状态，而是需要通过炎症指标和微循环指标等不同指标的组合，进行综合评估。目前我们团队正在人工智能基础上对评估指标进行研究，以寻找能更好地反映患者危重程度的评估指标组合。
医脉通：您认为，理想的生物标志物应该满足哪些需求？
王军宇教授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
我认为，理想的生物标志物最少应满足四个要求：
（1）早期发现患者炎症情况：感染后立刻有明显反应；
（2）对危重程度具有提示作用；
（3）预测患者预后：如预测患者28天死亡风险，为患者后期治疗策略提供信息（如，出院、住院或ICU）；
（4）指导后续治疗：如反映患者严重程度、是否需要给予抗生素治疗，以及是否需要调整抗生素或停药。
医脉通：脓毒症危重症方面，近年来有哪些新的潜在的标志物和新的研究进展？未来有哪些探索方向？
王军宇教授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
目前，白细胞、c反蛋白、PCT、血清淀粉样蛋白A（SAA）和脂肪酸结合蛋白等常规生物标志物在临床中应用较多。当然，大家也在探索一些新的潜在的标志物，但目前仍处于探索阶段，且缺乏大规模临床研究，因此尚未应用于临床。
我们团队也在进行炎症标志物研究，如巨噬细胞的趋化因子和可溶性CD40L和单核细胞趋化蛋白-1（MCP-1）等炎症指标，都可以对患者的危重程度和预后进行评估：
•回顾性研究1：旨在探讨mip-3 α和严重程度评分在判断老年脓毒症患者预后中的有效性。研究结果显示，mip-3 α、SOFA评分、APACHE II评分和收缩压是老年脓毒症患者28天死亡率的独立危险因素。mip-3 α联合SOFA评分可进一步提高对老年脓毒症患者28天死亡率的预测价值，为老年脓毒症的评估和治疗提供参考。
•回顾性研究2：旨在探究可溶性CD40L联合APACHE II评分对急诊老年脓毒症患者死亡率的预测价值。研究结果显示，可溶性CD40L联合APACHE II对28天死亡率的预测价值优于单用可溶性CD40L。提示可溶性CD40L联合APACHE II评分对预测老年脓毒症患者28天死亡率具有一定价值。
•回顾性研究3：旨在探索老年脓毒症患者血浆MCP-1水平与28天死亡率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SOFA评分、APACHE II评分、血浆MCP-1水平和收缩压均为28天死亡率的独立危险因素。MCP-1+SOFA评分较单独SOFA评分具有更高的敏感性，且血浆MCP-1联合SOFA的评估价值优于APACHE II或血浆MCP-1。提示血浆MCP-1水平升高与败血症患者28天死亡率显著相关。
虽然临床专家和科学家对脓毒症进行了诸多探索，也取得了很多进展，但脓毒症的死亡率仍然较高，在危重症患者中，死亡率可达50%。我认为，未来在脓毒症治疗方面，除了应用抗生素外，还需加强器官评估和器官支持治疗。在脓毒症危险程度预警方面，由于不同研究样本量和样本组成的不同，对于生物标志物的评价结果有所不同，未来希望可以将数据或数据库进行整合，通过人工智能或大数据加持扩大样本量，进而得出更接近真实世界水平的研究结果。
王军宇 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