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笔者课余挑选旧书时，偶然得到一本宣统三年（1911年）刊印的《赫氏骨科学讲义》，由北京协和医学堂托马斯·科龄校长翻译。笔者作为协和人，尤其感慨这种特殊的缘分。此书作为一百年前的读物，内容严谨详细生动，一点都不亚于当今大部头教材。在不少西方文献中，科龄先生常被描述为北京协和医学院（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的缔造者。赫德爵士在协和医学堂开业仪式上曾表示：“（科龄）他也成为今天的‘鼻祖’之一，后人对他的尊敬绝不会少于我们在场的人对雒魏林（William Lockhart，京城第一所西医院的创办者，英国皇家外科医学院院士。）的敬仰。”
托马斯·科龄
科龄博士创建了北京协和医学堂，但是在中国知网等中文学术网站上鲜有关于这位西医科学巨匠的研究资料。因此，笔者试以协和医学院馆藏档案、英语文献及个人收藏为基础，简要回顾科龄先生与协和医学院的历史渊源。
《赫氏骨科学讲义》解剖学彩页
一、 科龄先生的早年生活
1866年11月12日，科龄出生于苏格兰格瑞诺克镇（Greenock）威灵顿街的一个工人家庭。科龄13岁丧父，很小就在码头工作来赡养家庭，同时坚持参加夜校学习。1882年，听过福音派传教士德怀特·穆迪（Dwight L. Moody）的布道后，他受到启发，成为一名基督教传教士。他曾在格拉斯哥大学接受医学及外科学，1893年获得医学学士及外科学硕士学位，成为一名带有浓厚基督教信仰的医生。
科龄先生在格拉斯哥大学的毕业证
1897年，科龄与伦敦教会一起前往中国辽宁朝阳。朝阳地广人稀，生活条件非常艰苦，方圆1000英里以内只有他一个西医医生。他的两个孩子分别于1897年和1899年在朝阳和北戴河出生。科龄在朝阳的医疗工作主要是给居住分散的蒙古族牧民及汉族居民看病。在此期间，他不断向伦敦方面写信，指出医疗场所缺少，很多病人远道而来，没有钱财和食物，表示“常常有天花和其他传染病例”出现。不过，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打破了中国的与世隔绝，用武力支撑其外交、贸易，将赔款割地的屈辱与苦难强加给中国，基督教传播的同时也遭遇复杂的境况。不管从事何种工作，传教士与他自己母国的形象紧密关联，因此，人们不可避免地将传教士与其母国的战争行径联系起来，抱有憎恨的情绪。比如，科龄曾碰到一位贵妇向他的手掌心吐痰，此事令他印象深刻。1900年2月初，义和团波及朝阳，科龄及里德尔两家人逃出了义和团的追捕，辗转回到英国。
二、科龄先生创办协和医学堂
1901年，在义和团运动平息之后，伦敦教会派科龄到北京恢复被毁坏的北京施医院。这家医院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咸丰辛酉年（1861），是由第一位在北京传播西方医学的伦敦会医学传教士雒魏林开办的一个药局（英文为“Peking Hospital”）。科龄发现当地人基本没有病菌、污染、清洁、卫生的概念，没有任何公共卫生法规，没有人来领导对抗疫情。科龄忧伤地写到：“总是有疾病的威胁，伤寒、疟疾、天花等传染病使得传教士的死亡率和生病率很高。”此时，西方医学在北京的影响力逐渐扩大，科龄在北京施医院时期，就曾医治过慈禧的侄女德妃、太监总管李连英、肃亲王等来自清朝的上层社会的患者。
《清实录》关于慈禧太后对医学堂赏银的记载
1904年7月8日，科龄凭借在施医院的诊疗经验，针对“中国有病之人，每有非必死之症，而往往致死者，或由医治之不精，或由调治之已晚，死于非命”的医疗状况，上书清廷，申请在北京建立一所高等西医学院，以专门教授中国人研究西方医学。科龄憧憬协和医学堂学生将来“追学医者果有成就，于以散诸四方，不惟通都大邑广设医馆，即僻壤穷乡到处林立。则抱病者，既不受庸医之害，又不至有耽误之虞”。北京协和医学堂的创建顺应了时代的需要，也一定程度上符合晚清权贵的意愿，因此，科龄的倡议一经提出，当即得到清政府的明确支持。慈禧太后得知此消息后，特别下旨“赏给英国医士科龄所建医学堂一万两”，一些王公大臣纷纷解囊,募集22478两白银，此外，伦敦会捐赠38180两白银，总共募集到社会各界捐款62660两白银。科龄用所筹款项在北京东单牌楼北石牌坊右侧建造了一座引人注目的西式教学大楼，即今日协和医学院的主体建筑。
科龄作为医学堂第一任监督（校长）。1906年，慈禧亲自接见科龄，询问医学堂一事，他也是当时唯一获此殊荣的外国传教士。1906年2月3日，科龄上书学部，申请学部授予医学堂学生同中国官立学堂同等的文凭。这一申请得到批准，从此，医学堂成为清朝唯一享此殊荣的由外国人开办的学堂。
科龄校长签署的北京协和医学堂的毕业证书
笔者收藏的民国时期协和医学院明信片
协和医学院成立后，科龄亲自为不同年级学生授课，并坚持使用中文，对低年级学生开设骨学、关节、韧带课程；对于高年级学生，则在骨学、关节和韧带知识的基础上加上了初阶程度的解剖实习。他挑选了适合翻译成中文并便于华人学生理解的医学课本，同时，他用一具法国人体解剖模型讲解了腿部的解剖实践课。1907年，科龄在居住地附近兴建了隶属于伦敦教会的妇婴医院。他还在北京周边为穷苦百姓开办了三个平价药局。1910年，在中国教员谢恩增的帮助下，他完成了《赫氏解剖学讲义》一书的翻译工作，印刷出版后供广大师生使用。
三、 科龄联合多方设立北京协和医学院
很多西方基督教文献都把科龄先生作为北京协和医学院的缔造者。赫德爵士在协和医学堂开业仪式上说：“特别归功于一个人的付出，促成了协和（即英文union）的精神——很多方面源于他的指引，并身体力行。他就是协和医学堂的监督科龄博士，对他的每一份致谢都源于这份联合。这不管是为联合会工作，为监管这栋大楼的准备，还是为谋求本土与外国人的联谊与援助。他也成为今天的‘鼻祖’之一，后人对他的尊敬绝不会少于我们在场的人对雒魏林的敬仰”。
其实，早在医学堂开办之初，资金缺乏一直是令科龄最焦虑的问题。在筹办医学堂及其运行中，他都承担了极大的资金压力。在1911年第一届毕业典礼上，科龄说：“英国的朋友为我们提供了六万银元修建新的医院，如果能更高效地工作，学堂每年需要更多的建设和维持费用。我们需要公共卫生与细菌实验室，还需要增加医院各专门科室。此外，我们还有非常多未尽之事，故最诚挚地渴望能够得到更多捐赠。”
医院面临资金短缺，工资很低，连添置设备和建筑都是靠募集资金而来，更不用说开展研究了。慈禧去世后，科龄预感到医学堂的前景不乐观。医学堂的医疗、办学等规模不断扩大，但清政府对协和医学堂的捐助仍旧停留在每年两万元，医学堂再度陷入经费拮据的困难处境。
1914年，罗氏驻华医社（CMB）派了第一个医学考察团到中国调查医学教育状况，纵观全中国所有医学院，特别对医学堂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协和医学堂尽管其组织不尽人意，但其基础工作看起来颇为牢固，比中国其他教会医院得到的资助也更多。该校有最大的教师队伍，培养了比其他学校更多的毕业生。考察团认为应该在北京保留一个实力强劲的医学校，如果可能，从教会学校开始，可以利用其经验而不是新办一所学校。
罗氏驻华医社首任主任鲍垂克 （Wallace Buttrick）商议科龄代表伦敦教会去纽约讨论移交医学堂的事宜。经过伦敦和纽约方面多次磋商，最终达成协议。罗氏驻华医社购得伦敦会在协和医学堂的地产，总计十五万元八千一百七十元三角七分。
1914年，北京协和医学堂门前的两根二十米长的旗杆被大风吹倒，在中国的传统观念中，似乎预示着要“改朝换代”了。科龄将自己倾注了大量心血一手缔造的医学堂出卖给洛克菲勒基金会，除了财务拮据的原因外，还有其他的考量。科龄的理想是要把医学堂建成为中国的“皇家医学院”，成为全中国最好的医疗培训学院，建立一个其他人可以仿效的榜样，这也与洛克菲勒基金会开办最好的医学院之愿景相吻合。
1923年4月30日，伦敦会的外事秘书郝金斯（F．H Hawkins）给顾临的信里提及设立与协和医学堂相关的“科龄奖学金”（The Cochrane Scholarship），并很高兴顾临同意“以此方式纪念协和的缔造者”，称现在就可以提供6000墨西哥银元作为部分基金，此项基金在中国投资，每年都会有400银元的收入。科龄写信说“我发现学校年度公告中提到，每学年的花费（不包括衣服和旅行）要200到250银元，建议这部分收入设立两个奖学金，并在年度公告中写明”。
四、科龄回英后的事业及生活
1915年他回到英国后，依然投入于医学慈善在全世界的推广活动。他在位于伦敦伊斯灵顿的创立了米尔德梅（Mild-may）世界慈善运动。1924年，他与志同道合的受托人西德尼·克拉克（Sidney J. W. Clark） 和罗纳德·艾伦（Roland Allen）共同成立了调查申请信托基金，这是一个通过出版物促进传教的慈善公益组织。同时，科龄担任出版物《环球大观》（World Dominion）的编辑。1949年，科龄创立了出版物《世界基督徒手册》。他通过出版物和在米尔德梅中心举行的宣教会议参与竞选活动，激励当时许多人资助和参与基督教慈善活动。四年后，他在伦敦市郊的米德赛斯镇（Middlesex）去世，享年87岁。
科龄医生结过两次婚。他与第一任妻子生养了三个儿子。1930年妻子去世后，他再婚，得到了六个继女。第一任妻子（Grace Hamilton Greenhill） 在中国东北朝阳所生的儿子Edgar Greenhill Cochrane和在中国北戴河生的儿子Robert Greenhill Cochrane最终都成了著名的医生及慈善家。他们远离了富裕的家乡，服务于全世界最贫困、最需要帮助的国家。
长子埃德加（Edgar Greenhill Cochrane）生于1897年，于1924年本科毕业于格拉斯哥大学，并于1927年获得医学博士，成为一名受人尊敬的结核病学家。他在婆罗洲（缅甸）、也门、亚丁和巴巴多斯从事医疗支援服务。他早年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并于1915年入选伦敦市步枪队学员。在法国服役，他索姆河和维米岭两次负伤。他于1917年10月获得中尉军衔。军人生涯结束后，他回到格拉斯哥大学，攻读并获得了医学博士学位。他热衷于在热带地区治疗和预防结核病，并成为了随队首席医疗官。同年，他还因其对热带医学的贡献而获得波斯远征军奖章。在亚丁担任医疗服务主要负责人期间，埃德加能够通过他的医疗专业知识弥合宗教和政治鸿沟。他组织了4万名以色列人从也门过境到巴勒斯坦，他的名字曾两次记录在以色列的金书中。与此同时，他与阿拉伯人也保持了良好的关系。埃德加之后在亚丁的私人诊所继续工作六年，也门政府为表彰他的功绩，为他建造了一所住宅和一条以他家族命名的“科龄路”。他于1964年担任巴巴多斯卫生部高级医疗官，因此，巴巴多斯的埃德加·科龄综合医院也以他的名字命名。
次子罗伯特（Robert Greenhill Cochrane）生于1899年，1924年本科毕业于格拉斯哥大学，1928年获得医学博士，后成为一名知名麻风病学家。他的整个职业生涯都用于研究和控制麻风病。他的大部分工作在印度和东非完成。罗伯特主要开展了学界知名的麻风病的流行病学调查，并且将该病的治疗方案加入氨苯砜等药物，为该疾病患者的治疗效果作出突出贡献。1929年至1935年，他是大英帝国麻风救济协会的主要负责人，在非洲和西印度群岛广泛开展病情调查和治疗工作。他于1931年成为国际麻风病协会的首任秘书长，于1968年成为名誉主席。作为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他坚信为他人树立榜样是他一生的原动力。据他的朋友及同事透露，他也是个很具有幽默感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