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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的一个根本目标就是要促进充分就业。无论是从失业率数据还是从现实经济的微观现象来看，当前的经济增长不足以带来充分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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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的另一个维度，就是宏观经济的供给和需求的平衡。我们面临物价下行压力，三季度GDP平减指数累计同比增速为-0.7%，说明经济的总需求低于经济总体的供给能力，也就是说经济其实可以增长得更快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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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判断什么是合适的增长率时，不仅要立足于当下；哪怕从长期来看，我们可持续的潜在增长率是5%，由于疫情期间累积的产出缺口，我们需要补偿性增长，那么经济增长目标也应超过5%。
2024年，观察者网重磅推出季度性经济观察栏目——中国经济季度观察·圆桌纵横谈，邀请经济界和金融界重量级专家学者，围绕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季度经济数据，解读中国经济形势和政策，回应当下公众最为关心的热点话题，展望未来发展。
10月19日，2024年第三期中国经济季度观察·圆桌纵横谈在上海举行。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盛松成，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张燕生，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厦门大学教授、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副理事长赵燕菁等嘉宾齐聚一堂，聚焦三季度经济数据和近期出台的一揽子增量政策，共议中国经济破局之道。
以下为彭文生在主旨发言阶段的讲话，观察者网整理发布全文，经演讲者本人审阅。
彭文生：
我想分享三个方面。
首先，三季度GDP同比增长4.6%，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一数字？
主持人一开始就提到了全年5%左右的增速目标能否实现、还有多少距离，这是一个看问题的角度，但我认为更重要的是要思考什么是理想的、合适的经济增长。
我个人认为，增速目标是个政策导向，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总有一些我们不可控制的因素。现在已经进入今年最后一个季度，其实少一点、多一点，都不是事儿，关键要回到经济增长的根本目标上来看问题。
从宏观上来说，经济增长的一个根本目标就是要促进充分就业。无论是从失业率数据还是从现实经济的微观现象来看，当前的经济增长不足以带来充分就业。
经济增长的另一个维度，就是宏观经济的供给和需求的平衡。我们面临物价下行压力，三季度GDP平减指数累计同比增速为-0.7%，说明经济的总需求低于经济总体的供给能力，也就是说经济其实可以增长得更快一点。
基于以上两个维度，2025年理想的经济增速应该是多少？应该高于5%。这里涉及几个方面：
第一，疫情过后，中国经济处在一个非常特殊的冲击-恢复的过程中，其间有很多因素还需要仔细观察。比如疫情期间需求低于供给，由于我们疫情控制得比较好，供给侧未受太大影响，主要是需求侧受到影响，这就形成了经济学中的一个概念——产出缺口。
产出缺口有积累效应，比如企业生产的东西卖不出去，产生了库存，就会导致企业紧缩当下的生产，于是可能会降低雇佣人数。
因此，我们在判断什么是合适的增长率时，不仅要立足于当下；哪怕从长期来看，我们可持续的潜在增长率是5%，由于疫情期间累积的产出缺口，我们需要补偿性增长，那么经济增长目标也应超过5%。
第二，盛松成老师刚刚提到了供给，我国经济的供给能力很强，在绿色产业尤为突出。中国之所以在绿色产业方面领先全球，是因为有以下几点优势：一，规模经济，制造业体量越大单位成本越低；二，竞争激烈，制造业是个充分竞争的行业，它和化石能源、煤炭、石油等带有垄断属性的行业是不一样的。因此，我国经济的供给潜力增长很快。从这个意义上说，可能也意味着我们的需求增长可以更快一点。
所以，我觉得明年超过5%的经济增速，有利于促进充分就业，而当下面临的主要挑战就是需求不足。这是我想分享的第一点。
其次，我想分享的第二点就是怎么理解需求不足的原因？
当然有多方面原因，包括外部地缘政治因素等等。但刚才张燕生老师也提到，我们的外贸其实还是可以的。最根本原因是内部需求不足，我称之为金融周期的下行阶段。
金融周期是指地产作为信贷的抵押品，两者相辅相成，在繁荣的时候不容易控制，在下行调整时也不容易托住，具有顺周期属性。
现在房地产价格转向以后，不仅仅是房地产投资、资产价格、地方债务带来的对总需求的紧缩的影响，尤其是债务偿还对消费、对投资都是紧缩影响。
这里还存在一个特殊的因素——卖地收入。过去政府性基金预算中有一项卖地收入，有了这笔收入以后，可以用于土地开发、基础设施建设等等，它几乎是内生的，有了卖地收入，支出就增加了，现在卖地收入少了，支出也减少了。表面上看，这个账是平衡的，但从宏观上看，公共预算和政府性基金预算这两本账的总支出对GDP的比例，最近两年下降比较明显。这是金融周期下行对总需求的影响。
金融周期和一般经济周期的差别在于它的顺周期性。顺周期性很容易放大经济本身的动能，当初好的时候想控制它不容易，现在往下调整的时候想托住它也非易事。顺周期性对于我们思考房地产及房地产相关政策在稳定市场、稳定经济中扮演的角色，是很有意义的。
保交楼、稳定金融、稳定市场，本身肯定是对的，但是从稳定经济的角度来说，顺周期性的一个重要含义是，虽然房地产与宏观经济之间是相互影响的，但房地产更多体现的是一个结果而不是原因。房地产的改善需要经济的增长、就业的增长、收入的增长，人们的需求才会有所提升。
再次，我想分享的第三点是，基于上述逻辑，如何看宏观政策的调控及其力度？
宏观政策无非就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两者是协同的，财政政策没有货币政策的支持很难扩张，同时二者也是相对独立的，货币政策可以支持财政扩张，也可以支持信贷扩张。
所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存在差异的，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在一定程度上是顺周期性的，具有内生性，从而影响货币政策逆周期调节的效果。比如货币放松降低利率，从融资成本角度有利于信贷需求，但信贷需求还取决于经济活动量的增长，当经济增长动能弱的时候，即使把利率降下来也不一定带来信贷的增长。
这里还需要我们重视的一个问题是，央行在执行货币政策时，不是直接和家庭、企业等经济主体直接发生交易行为，货币政策是通过中间渠道，如银行体系、金融市场来传导的，那么这个传导可能不是那么直接、有效。
这也是为什么当初美国次贷危机以后、欧债危机以后利率立刻大幅下降，甚至降到零附近的原因，最后还是靠财政扩张。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一个重要差别，是财政政策是可以直接和个人、企业发生交易行为的；它通过税收、转移支付等方式，理论上说可以和每个家庭直接发生交易。所以，财政政策绕过了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可能存在的顺周期性、内生性。
第二，货币政策主要是通过信贷，信贷则是通过增加债务，假设我从银行拿到一笔贷款，表面上看我的现金流变多了，可以增加我的消费投资，但明天的现金流就少了，因为明天可能就要开始偿还债务，所以货币政策对促进需求的动能和持续性没那么强。
而财政政策不一样，它是免费给我们的，比如财政减税、财政转移支付等等，这些都是免费提供给家庭部门和企业部门的，可以直接增加家庭部门和企业部门的净资产。财政对消费和投资，尤其对消费的促进效率非常高。
我们可以看到其他国家在金融周期下行的经验，基本可以总结为“紧信用、松货币、宽财政”。这是我在2017年出版的《渐行渐近的金融周期》这本书里面提出的观点，虽然当时还没有进入金融周期下行，我在书里提出一个问题，我们到了金融周期的下行阶段，宏观政策应该怎么应对？就是紧信用、松货币、宽财政。因为某种意义上信用是内生的，这时候需要宽松货币，宽松货币通过什么渠道最有效实现逆周期调节的目标？财政扩张。
最后，财政扩张的载体是什么？我非常同意盛松成老师说的“直达消费”，直达消费有多种方式，除了盛老师提到的在税收端减税，我觉得还有两点。
第一，社会保障体系，我们的农村老年人的社保和城市老年人的社保差距很大，无论是从促进消费、促进总需求的角度，还是从社会公平、促进共同富裕来说，提高农村老年人的养老保障很有必要。
第二，在税收端，除了盛老师说的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之外，降低社保缴费也是一项值得做的事，社保缴费实际上是具有累退属性的税收，累退是指针对低收入人群的实际税率比高收入人群高。降低社保缴费的费率降，有利于促进消费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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