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每个人身边，曾遭遇过骚扰或强奸的女性或许都比想象中多得多。
从职场中的过界言行、公共场所的“咸猪手”到令人发指的强迫侵犯，女性明明是受害者，却经常受到压力而被迫沉默，耻于将事情公开，更遑论诉诸法律——在#Metoo运动兴起之前尤其如此。
然而，当女性下定决心报警和起诉，事情仍不会像理想中那么简单，她们将会面对：难以采集的证据、对“是否强迫”的质疑、隐蔽的性别歧视与对“完美受害人”的刻板要求……
对此，很少有人比前法官助理、女作家布里·李（Bri Lee）体验得更深刻。
作为法律从业者，布里见证了法庭上众多女性原告重温受害经历的痛苦、在审判中遇到的不公。很多时候，当布里坐在法官身侧，从性侵案审判的现场记录工作中抬头望去，她发现，自己成了除原告以外法庭里的唯一一位女性。
而当她为受害者的苦痛和司法的失能心碎时，被自己压抑的创伤也逐渐浮现——性侵受害者，也是她的诸多身份之一。
于是，她迈出了那一步，从法庭理性、安稳的这一边走向了危险、充满着痛苦的那一边。也正是因为这艰难的一步，她参与改写了澳大利亚昆士兰州123年以来的定法历史，使性侵犯者不再能以“事实认识错误”为借口逃避法律制裁。
在她冲破耻感与沉默的现象级自传《蛋壳头骨》中，我们将见证布里对整个世界讲述那个脆弱如蛋壳、坚硬如头骨的故事。这本书出版后获奖无数，被13000+ Goodreads读者打出4.4分的高分，更引发了骨牌效应风潮，澳大利亚上千位读者写信给作者，决定勇敢面对侵害。布里也入选澳大利亚《金融评论》"年度影响力女性"。
这是布里的故事，也是无数个“她”共同的故事——
“永远别去寻求什么公平正义”
布里·李生活在澳大利亚昆士兰州首府布里斯班的一个小中产家庭，有着爱她的母亲、父亲和哥哥。
她怀有英雄式的理想主义，渴望让世界变得更好。尽管当警察的父亲曾许多次对她说：“永远别去寻求什么公平正义。”布里却并没有听他的话。
于是，在从法学院毕业的那个1月，布里与其他年轻的精英们一起来到布里斯班法院大楼，开始了法官助理的工作。
但是，从工作中的第一件案子开始，布里就逐渐陷入了对公平正义的怀疑——
在这起案件中，被告被控曾性侵、强奸其女友年幼的女儿。案发时，这名女孩还在上小学，如今已有十几岁了。在警方的笔录中，女孩列举被告曾多次在侵犯前将她绑起来，且捆绑与插入式性行为的程度越来越严重，直到她将一切告诉妈妈。文件中提及的关键事件，是被告据说在强奸前将女孩绑在了后院的旋转晾衣架上。
很难不在这样的恶行之前感到义愤填膺。布里感到，案件的影子逐渐侵入了她的日常生活：城市中每一处微不足道的地点，都可以成为强奸和暴力的实施地，叠加在她本人不愿触碰的回忆之上……
随着参与的一场又一场庭审，她看到了人类更多的阴暗面：
那些被告——“母亲的新男友”、又一个“继父”、“男友带回家的客人”、“趁人之危的陌生人”——对女孩和女人们怀有的恶意威胁。
她看到了庭审过程中表现出的性别歧视、刻板印象和荡妇羞辱：
当一个女人控诉自己遭到了男人的虐待时，她常会被人称作“疯狂的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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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会告诉陪审员：如果被告说谎，不一定意味着他有罪；但是如果一个女人遭人强奸后哭着报警，那她有可能就是在演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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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护律师的常见做法是质疑女性原告的记忆，质疑原告并不“贞洁”，或居心不良、有所图谋——而这些做法往往是有效的。
“她穿了短裙。她喝了酒。她长得不漂亮。她身材不性感。她不是我的‘型’。她定期服用避孕药。她跟我回家，现在却说她没有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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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得是个处女，祖上世代生长在这个小镇，近乎虔诚地把衣服洗干净，这样人们才会相信她。
她开始思考，如果法律制度本身就不公平，该怎么办？
“在法学院，你学到的第一条也是最神圣的一条原则，是布莱克斯通的名言：‘宁可十个有罪之人逍遥法外，也不让一个无辜之人锒铛入狱。’本杰明·富兰克林说，前者的数量应该是一百个。我怀疑富兰克林不曾面对过一百个遭人强奸的女孩，但我的统计数字正在上升。我也开始更加清楚地看到，男人是如何在法庭之外因罪证不足而被相信是清白的。”
从法庭的这边，走向另一边
看着法庭原告席上挺身站出来的女性，布里常常在心底想着要对她们说的话：
“我要说她比我勇敢。我为她感到骄傲，甚至心存敬意。但我也必须告诉她，这些记忆将永远陪在她左右，也许会像别人都看不到的巨型蜘蛛一样，默默走在她的身旁。”
布里身边也有一只“巨型蜘蛛”——她叫它“蹦床上的那件事”。有时，她会感到自己回到了小时候的蹦床上，被哥哥的好友塞缪尔推倒在地，动弹不得。
站在旁观的、法律从业者的视角，布里看到原被告双方站在起点，公平正义是理想中的终点，而最大的问题，则是中间的程序。人们想要施害者得到惩治，但必须排除诬告和冤枉，于是DNA、伤痕、证人等表明【存在性关系而无性同意】的“实际证据”成了能否胜诉的关键因素，而这些证据恰恰是此类案件中极难留下的。
于是，布里任由她过去受到的侵害继续伤害着她，直到她遇到男性受害者乔治的案子：
除了自己的回忆，乔治无凭无据，却将施暴者告上了法庭，并赢得了正义。三十年来，他一直负重前行。而那个星期一，他用仅仅一天的时间便将此事彻底了结。一切都结束了。他可以走出法庭，步入余生。
同样没有DNA证据，同是陈年旧案，布里渴望着他得到的正义，和他在那一刻的感受：她也想要“轻松一些”，想要释怀，想要继续前进。
女性受害者的痛苦与勇敢同样给了布里向前的力量，在布里心中，一年来在法庭上见过的所有女孩与女人的面孔幻化成了“她”的形象：
也许如果我足够坚强，她们就会知道，在重温创伤的过程中幸存下来是有可能的；如果我能在司法记录上留下些什么，也许当她们也决定站出来时，人们就会相信她们的话。
于是，经手过堆积如山的性侵案卷宗后，法官助理布里·李决定脱下法袍，作为曾被猥亵的女孩站在法庭的另一边，对整个世界讲述自己的故事——不仅是为了她自己，也是为了无数不得不保持沉默的女孩。
这一次，绝不退缩的她，
赢得胜利！
起诉的过程并不像一篇复仇爽文，布里的每一步都走得很难。
她拨打了警察局的电话，向家人、男友诉说了自己的遭遇和计划，又在警员的要求下勇敢地拨打了托词电话——让塞缪尔在没有防备的情况下亲口承认当年所做的事情，为起诉收集到了最重要的证据。
尽管这些都完成了——有了被认可的笔录、亲友的支持、可信的证据——布里的诉讼之路依然充满了意想不到的挑战。一遍遍重温受害经历的情绪崩溃，警方、检方、辩方各个环节的拖延带来的折磨，对塞缪尔拒绝为罪行负责的愤怒，在困境中仍要每天上班、工作、做个正常人的疲惫，确认具体犯罪时间的困难，案子随时可能被撤销的无力感，“我是不是毁了所有人的生活”的内疚与自我厌恶……
但布里没有放弃。快坚持不住的时候，布里经常回想起塞缪尔在电话里提到的一句话，他说布里“不是唯一一个”，于是她咬紧牙关，不愿退缩。她尝试逐步治愈自己，寻求心理咨询，容许爱她的人提供支持：
我意识到，没有一个单独的、被赋予力量的时刻。我已经变坚强了。我知道我不会退缩，余生也不会再害怕他。
写下第一次案件陈述的两年多以后，庭审的日子终于到来，布里坚持亲自做出庭陈述。
当辩方律师发出“她为什么以前没把事情说出口？为什么现在才站出来？”的经典质疑，暗示布里杜撰了这一切的时候，布里忍住眼泪，她压抑着内心的汹涌，表现得沉着冷静，以争取陪审团信任。
布里·李小姐是一个诚实、可靠且令人信服的证人。在过去两年的诉讼过程中，她对事情的描述从未出现过任何改动。你们没有理由质疑她的可信度及可靠性。
最终，陪审团相信了她，塞缪尔被判"虐待儿童罪"和"猥亵儿童罪"两项罪名有罪。
当法官宣判布里的胜利，她人生的第二篇章也终于开启。
案件审判前，布里曾经思考，自己身边有同样遭遇却无法站出来的女性是否都在注视着她：“她们在看着我吗？看我爱的人会不会离开我，或者我会不会开始酗酒？……但要是我赢了会怎样？我能告诉多少女性？我能用多大的声音宣告我的胜利？在澳大利亚，遭到性侵的女性中只有不到三分之一会去报警。要是我们全都站出来呢？”
也许，这正是布里写出《蛋壳头骨》的动因。
“蛋壳头骨”是这样一条法律原则：
如果受害者的头骨脆弱如蛋壳，被告原本只想打一拳，却击中受害者头部致其死亡，那么被告应为自己造成的伤害负责。你必须接受受害者本来的样子。
但是，如果受害者本来的样子是：强大，坚定，对法律制度熟稔于心，在正义得到伸张之前决不退缩——那又会怎么样？
这是一个女孩从法庭一边走向另一边的故事，也是一个脆弱者为自己赋权、追求公平正义的故事。“我必须开口，因为我不是唯一一个。”
当赢得的一场战役只让你看清战争的广度，你会做些什么？
你哭了又哭，哭完之后，擦擦眼睛，拍拍脸颊，你生气了，你要行动起来。
那团火不再只是一个希望。它已经被点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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