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记忆】妻子心中的刘志丹||王元慎

王元慎

1999年5月4日，刘志丹夫人同桂荣与世长辞，享年94岁。新华社发出讣告，江泽民、李鹏、朱镕基、李瑞环、胡锦涛等领导同志送来花圈。陕西省委书记李建国、省长程安东等参加了同桂荣遗体告别仪式。

1986年，我利用回西安探亲之便，由胞弟王元惠陪同拜访过同桂荣。在此，我将与同桂荣交谈时所了解的一切记录下来，以飨读者。

同桂荣晚年手持丈夫刘志丹照片

1905年12月23日，同桂荣出生于陕西保安县金鼎镇的一个村庄(今属吴旗县)。父亲是位勤劳质朴的农民，他虽不识字，却深明大义，富于同情心，经常周济穷人。每遇路过庄子的乞丐，他就会让他们留宿，管吃管住，走时还送些米面。母亲宋氏是勤俭持家的能手。作为长媳，她要操持一家人的生活，烧火做饭，喂猪养鸡，推磨推碾，抚育儿女，一年到头忙个不停。

陕北的农村历来有长辈为年幼的儿女定下终身大事的习俗。刘志丹的祖父与同桂荣的祖父是很要好的朋友。刘志丹10岁时，他祖父便到九嘴坡为他相亲。同桂荣的祖父将他几个孙女叫到跟前。同桂荣和她的两个姐姐齐刷刷地站在炕前。刘志丹的祖父指着同桂荣说：“这个最小的壮实，机灵，属相与我孙子相合。”常言道：“若想富，蛇盘兔。”于是两位老人为属兔的刘志丹和属蛇的同桂荣敲定了这门婚事。

刘志丹15岁在县立高等小学堂读书时，特意到未来岳父家送礼，见到了同桂荣。二人虽未交谈，但彼此都很满意。

1921年5月，家里为刘志丹和同桂荣完婚。婚后的同桂荣喜忧参半，喜的是她嫁了个有学问、知书达理的丈夫，忧的是怕丈夫嫌她不识字。然而刘志丹却说：“文化是学来的，只要你肯学，我教你。”旧社会女人一般没有大名，刘志丹给刚过门的妻子起了个大名。因他自己生于农历八月十四日，取名刘景桂，于是给妻子取名同桂荣。他教妻子写刘景桂、同桂荣几个字。夫妻俩的名字便是同桂荣最先会念会写的五个字。

同桂荣过门不久，刘志丹母亲就因病去世了。乡里有人说闲话，说是新媳妇方死了婆婆。刘志丹向他人解释说：“明明是病死的，与新媳妇何干？这完全是迷信。”同桂荣很感谢丈夫的仗义执言。

同桂荣在娘家当姑娘时主要是到地里干活，很少有机会做针钱活。刘志丹要到榆林中学念书，她想为他做双鞋，但发愁不会剪鞋样。刘志丹说，这有何难？他拿出纸，照脚比划了一下，很快就剪出鞋底和鞋帮的样子。同桂荣笑着说：“没想到，你们读书人这个活也会干。”

对于刘志丹，在人民群众中有许多传说，有的把他传为“草莽英雄”，美国记者斯诺则在《西行漫记》中称之为“现代侠盗罗宾汉”(注：罗宾汉为英国一杀富济贫英雄)。其实，刘志丹是作为一个书香之家的子弟参加革命的。他的祖父刘士杰是清朝贡生，教过私塾。父亲刘培基是清朝秀才，也是教书先生。刘志丹6岁时，刘士杰亲自教他念书识字，还常常给他讲述陕北历史及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的故事。长辈的不断熏陶逐渐使刘志丹同情受苦民众，仇恨压迫百姓的贪官污吏。刘志丹在榆林中学念书时，从老师杜斌丞、魏野畴、李子渊那里读到了《向导》《新青年》《共产党宣言》等革命书刊，产生了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并于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秋，党组织派刘志丹去黄埔军校第四期就读。在校期间，刘志丹得到了周恩来、恽代英、萧楚女等老党员的热情教育，并经常与唐澍、陈赓等一起切磋学问，彼此关系融洽，亲密无间。

1926年刘志丹从黄埔军校毕业后，被党派到冯玉祥的部队去，在国民军联军第四路军任党代表、少将政治处主任，参加了北伐。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规模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中国革命形势急剧恶化，刘志丹被赶出冯部。家里人听说他被抓起来了，都为他的安全担心。刘志丹的父亲常常焦躁不安，骂蒋介石不是东西，国共合作好好的，怎么一翻脸就不认人了？同桂荣则每天站在院墙里不住地向外张望，企盼丈夫归来。

突然有一天，刘志丹回来了，衣衫褴褛，疲惫而消瘦，只有一双深陷的眼睛依然炯炯有神。他向父亲深深地鞠了一躬。父亲心疼地说：“你还站着干啥，快坐下说说你是咋回来的？”刘志丹就向父亲讲述了渭华暴动的情况。原来，根据中共“八·七”会议精神，1928年5月，志丹与唐澍、谢子长等一起领导了渭华起义，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野蛮屠杀。但起义很快失败，刘志丹回到陕北，任中共陕北特委军委书记。父亲虽然知道儿子干的是正义的事，但是说太危险。

刘志丹在外面生了一身的疥疮，同桂荣白天上山采草药，晚上煎热后给刘志丹熏洗。父亲则吩咐家人杀鸡宰羊，为儿子补养身子。经过半个月的精心治疗，疥疮好了，刘志丹又急着去榆林参加陕北特委会议。临走时，他对同桂荣说，过几天要来个李先生，你要好好招待。刘志丹走后不久，果然来了位个子不高又黑瘦的李先生，也生了一身疥疮。不用说家里人都知道这位“李先生”肯定是与志丹一起干事的。刘志丹的父亲像对待儿子一样杀鸡宰羊款待他，同桂荣也上山采药为他治病。“李先生”治好病要走时，刘志丹的父亲还送给他几块大洋作路费。后来，同桂荣才知道这位“李先生”原来就是谢子长。同桂荣对刘志丹说：“你们这些人，像孙猴子一样变来变去，连个真名实姓都没有。”刘志丹笑了笑，然后郑重地说：“干革命要随时提防敌人捉捕，改名换姓是常有的事。”

同桂荣回忆说：“每次他回到家中，我都要为他们开会站岗放哨。还有一次，志丹问我：‘敌人抓走你怎么办？我说：‘愿杀就杀吧，问啥我就说不知道。志丹赞许地点了点头。”

1928年秋，刘志丹在家乡保安整顿地方党团组织，成立了中共永宁山支部，任支部书记，致力于兵运工作。他把保安县民团和陇东民团一个营掌握在了党的手中。1929年，他到了陕甘宁边界“三不管的地方”南梁，见这里一些土匪搞几枝枪就能割据一座山头，便动员同志们说：“连土匪都可以在这些地方称山大王，弄得军阀无可奈何，为什么我们共产党人不可以在这里闹革命呢？”翌年夏天，他在这里拉起一支200人的革命队伍上了永宁山。当地民歌唱道：“志丹练兵石峁湾，要把世事颠倒颠。”

1934年1月，31岁的刘志丹担任红四十二师师长，同年5月任陕甘边军委主席，1935年2月，当选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同年5月，统一指挥红二十六、红二十七军。1934年2月至1935年7月，刘志丹与跗子长等领导根据地军民先后粉碎了国民党反动军队的第一、第二次“围剿”，解放了陕甘边和陕北广大地区，建立了工农民主政权。至1935年秋，陕甘根据地和游击区扩大到北起长城、南至淳耀、西接环县，东临黄河的30余个县，陕甘红军发展到5000余人，地方游击队4000余人。此时，南方苏区各主力红军被迫长征，陕甘苏区虽然人口不多且十分贫瘠，却成为全国硕果仅存的革命根据地。

1935年9月初，徐海东、程子华率领红二十五军从鄂豫皖苏区艰苦转战来到陕甘苏区。刘志丹写了欢迎红二十五军的动员令，派习仲勋、刘景范前往迎接。中旬，红二十五、红二十六、红二十七军在延川永坪镇会师。三军会师后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治委员，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下辖3个师。红二十五、红二十六、红二十七军依次改编为第七十五、第七十八、第八十一师，全军团共7000余人。刘志丹怀着无限喜悦的心情，盼望着党中央、中央红军和毛泽东的到来。

1935年9月18日，由红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改编的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到达甘肃省的哈达铺(今属甘肃省宕昌县)。毛泽东从国民党政府发出的一份“围剿”刘志丹的布告和一张“红军占领中心城市瓦窑堡”的传单以及近期《大公报》《民国时报》和《西京日报》等报纸的相关消息中，判断陕北有红军、有根据地，并且就在瓦窑堡附近。他立即找来贾拓夫了解刘志丹和陕北红军的情况，并任命贾拓夫为白区工作部部长。9月19日下午，红军在哈达铺村口关帝庙内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报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北上抗日到陕北去，同陕北红军会合”的决策。毛泽东号召大家：“同志们，胜利前进吧！到陕北只有七八百里了，那就是我们的目的地，就是我们抗日的前进阵地！”

此时，陕甘苏区人民和红十五军团正在进行第三次反“围剿”作战。1935年10月，红十五军团南下作战，取得了劳山、榆林战斗的胜利。但是，就在这紧要关头，“左”倾冒险主义在陕北恶性发展，西北根据地内发生了后果十分严重的“肃反”事件。由于刘志丹长期在军阀部队中开展兵运，在民团和土匪夹缝中创建根据地又需要利用矛盾，难免要经常同各色人物打交道，某些极“左”的人便一再攻击他“右倾”，甚至听信诬告，认为他“同国民党部队有秘密勾结”。主管肃反的后方军事委员会主席兼陕甘边区保卫局局长戴季英下令将原红二十六军营以上干部、西北军委和陕甘边县团以上的干部全部逮捕。这时，刘志丹还在前线。10月6日，他碰见从瓦窑堡后方领导机关来的一位通讯员。通信员认识刘志丹，说有一封给红十五军团司令部的急件，交给了刘志丹。刘志丹打开一看，原来是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派驻西北代表团以指挥北线作战为由密令前线保卫机关逮捕刘志丹及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和原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大部分领导人的名单，他被列在第一名。对这种阴谋诡计，刘志丹感到十分惊讶和愤慨，但是他为了不使党分裂，不使红军自相残杀，不给敌人以可乘之机，决定把个人的安危置之度外。他把信交还通讯员后说：“你把信送去，告诉他们，我自己去瓦窑堡了。”他本想向中共中央驻西北代表团提出申诉，但他来到瓦窑堡后，戴季英竟称他“反而不跑，是狡猾地以使党对其信任”，不容分辩地把他投入监狱，连他的马也被押进监狱。随后，又把他的妻子同桂荣和女儿刘力贞也编入劳改队。

10月20日，即中央红军到达吴起镇的第二天，毛泽东、张闻天就找来吴起镇地区游击队负责人张明科和红十五军团第七十八师骑兵团政委龚逢春，听取他们的汇报。在了解到西北根据地正在进行错误的肃反，刘志丹等大批领导干部已被关押、一部分已被残酷杀害等情况后，立即下令“刀下留人”“停止捕人，”并派王首道、刘向三、贾拓夫等迅速奔赴瓦窑堡，接管“左”倾错误领导者控制的陕甘晋保卫局。随后，又决定成立以董必武为主任的审查错误肃反的五人“党务委员会”，前往瓦窑堡调查并纠正错误肃反。直罗镇战役结束后，毛泽东来到瓦窑堡，董必武、王首道等立即将刘志丹案件审查情况向党中央作了汇报。毛泽东指出，逮捕刘志丹同志是完全错误的，是莫须有的诬陷，是机会主义“疯狂病”，对刘志丹等应予立即释放。

同桂荣记得，刘志丹是在一天夜里回到沙窝巷家中。以往英姿勃发的刘志丹现在却是一脸憔悴，满身伤痕，脚脖子又被重镣磨烂，伤了筋，两只袜子也被磨成四节，手铐把手腕磨烂，审讯时用细绳把两个大姆指勒得露出骨头……同桂荣哭着骂“左”倾分子太残酷无情。刘志丹劝她不要伤心，夜里哭外面有人听见影响不好。他说这是党内矛盾，内部问题，不是敌我矛盾。同桂荣说：“不是敌我矛盾还把好人朝死里整哩，已经活埋和枪杀了200多个革命同志！你有军队，有刀有枪，为什么不和他们斗争？”刘志丹一下按住她的嘴，严肃起来：“怎能这样说！这是党内问题。我们红军不能自相残杀。我在劳山战斗中，从俘虏兵手中缴获了一张敌人的报纸，上面披露中央红军到达了甘肃境地。如果内部干起来，陕北这块革命根据地就完了，中央来了，我咋给领导交代，能说清楚我是革命还是反革命吗？”“那你为甚不跑开，偏要来瓦窑堡。你坐牢不说，连你的马也被关在牢院马棚里，我和贞娃夜里溜出管制房，偷偷蹲在牢外墙下。听见你在里面受折磨，受了那么大的罪。”同桂荣流着泪水说。“坐牢是暂时的，痛苦已经过去了。你看党中央不是把我救出来了嘛！咱们的红军不是还在嘛！当时情况复杂，如果我带大队兵马离开，风声一走露，军心会大乱。如果在军团部逮捕我，警卫人员会动武。所以我一人骑马离开部队到瓦窑堡与他们进行说理斗争，这就避免了党和军队的分裂，没给敌人以可乘之机。”

陕北的阴历十一月，天气非常寒冷。瓦窑堡房子上的冰溜子有几尺长。红军战士棉衣很不充足，更谈不上棉鞋了。毛泽东也未穿棉鞋。刘志丹知道后，叮嘱妻子马上给毛泽东做一双棉鞋，并对她说：“你要快点做，毛泽东现场初到北方，不耐寒。”同桂荣听后，就连夜赶做。她按毛泽东的脚剪了鞋样子，找来黑布，裁好，两夜之间就做成了，随即交给贺子珍，请她赶快给毛泽东穿上。毛泽东穿上这双既舒适又暖和的棉鞋非常高兴，见到同桂荣后表示感谢。他说：“陕北地方好，人更好。你的手工巧得很，这双棉鞋穿上好暖和。你要关心志丹的身体，养好伤再工作。”他对站在同桂荣身边的刘力贞笑着说：“和志丹像极了，真漂亮，也是一表人才。来来来，让伯伯抱抱。”毛泽东又对同桂荣说：“你回去给志丹说一下，我与德怀、林老(林伯渠)、罗迈(李维汉)、首道好几位同志说了，他们会去看他的。”

不久，中共中央任命刘志丹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后方办事处副主任(注：主任为周恩来)、红军北路军总指挥、党中央驻地瓦窑堡警备司令、红二十八军军长。

1936年2月20日，红一方面军主力发起东征战役。同桂荣记得，在出征前几天，刘志丹与她夜夜长谈，好像要把他的心思全部讲出。他说：“我爱父母和乡亲，我爱祖国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我憎恨卖国贼，憎恨堕落的政府，我痛惜中国人民深受苦难。我因此才走上革命道路的。”他还说：“我从历史上知道，有学问的人，要干正义的事业，一定会碰上不少钉子，受磨难，受挫折，受诬陷，甚至送命。但逆境也是一种锻炼。人的一生中一定会碰到有人耍手段、搞诡计，但我对同志总是以诚对待的，不管别人怎么说，我是不会计较的。我相信正直也会感动有良心的人，正直一定会战胜邪恶。我要生而益民，死而谢民。”他特别郑重地对同桂荣说：“我这次上前线，是再次去为我的信念而奋斗，又一次表白我对国家、对人民、对党的忠诚。为救国救民，我可以贡献一切。这一去时间可能很长，战斗也一定很残酷。过去我对你和孩子关心得不够，你要谅解。”

东征临走那天，刘志丹还问同桂荣：“我给你说的记下了没有？”同桂荣赶紧回答：“全记下了，你放心！”刘志丹抱起孩子亲了又亲，动情地说：“你是爸爸的好女儿！”

4月13日，东征军司令员彭德怀、政治委员毛泽东致电红二十八军军长刘志丹、政委宋任穷，命令红二十八军歼灭山西中阳县三交镇、辛关一带之敌。4月14日，刘志丹率部队向三交镇进攻，当进攻受阻时，他请宋任穷在指挥所指挥，自己则亲自到距敌几百米的前沿阵地观察敌情。警卫员谢文祥几次提醒他站在那里太危险，但他置个人安危于不顾，全神贯注地观察战局进展。忽然，敌人射来的子弹击中了他的左胸。他顿时倒在地上，鲜血染红了一片土地。在红军战士的啜泣声中，刘志丹苏醒过来，断断续续地对谢文祥说：“不要管我……赶快请宋政委来指挥部队，消灭敌人……”说完就停止了呼吸。

宋任穷赶来后，一面继续指挥部队战斗，一面命令谢文祥带领一个排把刘志丹的遗体当夜运过黄河，迅速护送到瓦窑堡。几天后，宋任穷等向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汇报了刘志丹牺牲的经过。周恩来悲痛地流下了眼泪，一时说不出话来。停了一会儿才说：“刘志丹同志牺牲的电报早已接到了。志丹同志是一个很好的同志，他的牺牲是红军的重大损失，我们要永远纪念他！”接着又指示：“刘嫂子病重住院，等几天她病好一些再开追悼会。”

刘志丹牺牲时，同桂荣正患伤寒住院。党中央担心她的身体，未告诉她刘志丹牺牲的情况。1936年4月23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延安举行近万人参加的公祭大会，周恩来专门到医院向同桂荣讲了这个不幸的消息，同桂荣悲痛欲绝：志丹是怎么牺牲的？子弹打在哪里？是怎样装殓的？穿了些什么？她真想去打开棺材看一下，可是处于重病中的她身不由己，未能参加追悼大会。

追悼会后，灵柩被运到瓦窑堡南门外桃树坪安葬，同桂荣坚持要去看看。中央领导同志安排用担架把她从医院抬到墓地。这时棺盖已钉住了。她抓住棺木痛哭失声，再三要求开棺看丈夫最后一眼。周恩来扶起她劝道：“刘嫂子，棺盖钉住了，你有病就别看了，见了会难受的！”

英年早逝的刘志丹一生中曾有两儿一女3个孩子。长子生于1923年，因母子二人躲避敌人，藏在深山沟里，孩子无奶吃，加之患病后又得不到及时医治，不到半岁就夭折了。次子生于1935年，才几个月时因着凉发高烧，请来二十五军俘虏的国民党军医诊治，结果吃了药后口吐白沫，翻了白眼，不到两个时辰便断了气。同桂荣抱着儿子的遗体痛哭，大家赶快找那个医生，才知道那个医生逃跑了。当时刘志丹正在前线指挥作战，同桂荣不愿让他分心，便未告诉他儿子去世的事。

刘志丹对留下的唯一的一个女儿刘力贞倍加疼爱。1929年11月17日女儿出生时，刘志丹恰好在家中。他兴奋地对妻子说：“咱们又有孩子了。”同桂荣故意说：“高兴啥？不过是个女娃！”刘志丹反驳道：“男娃女娃是一样的。别看是个女娃，将来照样可以当英雄！”他立刻为女儿起名叫力贞，并告诉妻子：“贞”是真诚、质朴的意思，还教妻子女儿的名字怎么写。刘志丹十分喜爱刚刚降生到人世的女儿，不停地掀开被头看她。

1934年，国民党派大军“围剿”红军根据地，同时派民团查抄红军家属，还到处张贴告示重金悬赏刘志丹一家老小，并扬言对藏匿刘志丹家属的人格杀勿论。在“围剿”期间，一些红军家属和群众被敌人残酷杀害。刘志丹本家的一个8岁男孩以及刘力贞的二姑父等均惨遭敌手。刘志丹看到来到南梁寻找他的妻子和女儿非常高兴，他说：“别看敌人现在嚣张，他们没有人民的支持，总有一天会失败的。”

根据刘志丹的安排，同桂荣组织附近老百姓给部队做鞋及被服，并缝补军衣。同桂荣是个极要强的女人，她整日忙着干活，顾不上照顾孩子，于是刘力贞就在山坡的黄蒿林里捉蚂蚱捕蝴蝶玩。刘志丹见后批评同桂荣说：“山林里狼多，要操心孩子，别让狼叼走了。”一次，刘力贞病了，发高烧，昏迷不醒，同桂荣焦急万分。刘志丹得知后马上请来懂得一些医道的供给部长杨在泉。杨在泉看后说是伤寒病。他说幸好马号里有些给马抓的药，他去捡几味来，吃吃看怎么样。如果不行，那就难办了，因这里根本就抓不到药。同桂荣将杨在泉送来的中药煎好，喂了女儿几次，果然见效。刘力贞睁开眼睛要吃凉粉，附近的婶子们知道后，立刻做了凉粉给她吃。女儿病刚好，刘志丹又出征了。

由于部队随时转移，年幼的刘力贞便随母亲跟着部队转。起初，同桂荣牵一头驴，将女儿绑在驴后背鞍子上。山林很深，走几天，衣服全被树枝挂烂，腿上也被挂得血糊糊的，露水浸上去后火辣辣地疼。后来有了马，同桂荣骑马，小力贞便骑在母亲身后，搂着她的腰。再后来，刘力贞胆子大了，自个儿学会了骑马，甚至还能站在马背上。1935年初秋，同桂荣与刘力贞转移到了永坪。一次，刘力贞单独骑马，不知怎么搞的，马惊了，奔跑到西瓜地，年仅6岁的刘力贞冷静地紧握着马鞍。大人们都惊慌了。刘志丹见状，飞身下马跑到西瓜地抓住马缰绳，制服了惊马。刘志丹惊奇地说：“这女子真厉害，这么小的年纪遇事不惊，不哭叫。到底是我的女儿，真胆大！”在场的红军官兵说：“还不是刘嫂子调教得好？”刘力贞在父亲和叔叔们的赞扬声中也颇感自豪。她决心像父亲那样英武、勇敢，无所畏惧。

刘志丹对女儿既疼爱，又通过一些生活小事告诉她做人的道理。一次，有位红军战士捉了只鸽子给她玩。她抱久了，就拔鸽子毛玩。刘志丹发现后非常生气，第一次大声斥责女儿：“你小小的女孩怎么这么残忍？”说着打了她一巴掌，并抱过鸽子交给通讯员精心喂养（后来这只鸽子成了他们的信鸽）。战友们劝止刘志丹。刘志丹说：“我们干革命，打反动派，但决不干残忍的事。要让小孩子从小懂得爱。没有爱心的人，和豺狼有什么区别？”刘力贞第一次挨父亲打骂，心里挺难受。母亲安慰她说：“你爸爸在外是忠臣，在家是孝子，也是好丈夫、好爸爸。他今天打了你，也是教你做善良的人呀！”听了母亲的话，刘力贞的委屈全消了，对父亲更加敬爱了。

新中国成立后，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总理还念念不忘刘志丹，曾多次称赞刘志丹的高尚品质，号召大家学习刘志丹的革命精神。1970年3月26日，在北京接见延安地区插队青年工作座谈会代表时，他称赞“刘志丹像赣东北的方志敏、海陆丰的澎湃、广西的韦拔群一样”，在当地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声望和威信，并深情回忆道：“我和他东征到清涧时，群众听说刘志丹来了，都来看望他。其中，有个双目失明的老太太流着泪水上下摸他，说志丹是清官，好人冤枉不了，他出了狱，百姓就放心了。他在群众中有那么高的威信，我看到这种情形，也流了泪。这一点，我现在印象还很深刻。”1973年6月，周恩来在陪同越南领导人参观延安时，还反复叮嘱延安革命纪念馆的同志：“刘志丹是位很好的同志，陕北必须宣传刘志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