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摸底印度08:大数据看不出来的印就业质量好坏,有研究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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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重点

01《印度就业报告2024》指出,印度劳动力市场依然属于高度“无组织/非正规”性质,2022年90.3%的人员属于非正规就业。

02报告发现,印度特色经济增长-就业结构转变导致就业质量整体恶化,其中非正式就业主导,正规领域“非正规化”趋势明显。

03由于数字平台经济兴起,印度预计将持续困于高度非正规劳动力市场,但预计无法针对质方面的严峻挑战提供结构性解方。

04报告提出提升就业质量的具体政策建议,包括重点投资儿童和老人护理、发展基础设施较好的中小城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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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郑潜‍‍‍‍
编辑 | 贾丽豪 范家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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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言


兼听则明,看看国际劳工组织和印度本土智库合作关于印度劳动力市场的调研报告如何看待莫迪政府治理下印度就业质量和就业待遇的真实情况。南亚研究通讯特转载此文,供各位读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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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印度劳动力市场


第八节:就业质量和就业待遇


一、概念和定义


《India Employment Report 2024:Youth Employment, Education and Skills/2024年印度就业报告:青年就业、教育和技能》(以下简称《2024年报告》)综合采用国际劳工组织和印度官方【注1】的规范、并进行一定的调整后再用以定义和衡量:

Organized/有组织和Unorganized/无组织部门/领域【注2】;

Formal/正规和Informal/非正规就业。


(一)

有组织和无组织部门/领域


《2024年报告》使用的有组织领域定义涵盖:


政府或地方机构、公共部门企业、公共和私人有限公司、自治机构、合作社和信 托、以及其他非营利机构;② 雇佣十名以上人员的男性(或女性)自营企业、与同一家庭成员组织的合伙企业、以及与来自不同家庭的成员组织的合伙企业;③ 如果某企业类型的人员人数未知,但该企业的雇佣人员享有社会保障福利,则这 些人员也被视为有组织领域的一部分。


《2024年报告》使用的无组织领域定义涵盖:


 被归类为自营性质的男性(或女性)、与同一家庭成员合伙、或与不同家庭成员 合伙且雇佣十名以下人员;② 家庭部门,例如在私人家庭中受雇从事女佣、保姆、保安、厨师等;③ 如果某企业类型的人员人数未知,但该企业的雇佣人员不享有社会保障福利,则这些人员也被归纳为非组织领域的一部分。


(二)

正规和非正规就业


《2024年报告》使用的正规就业定义涵盖:


① 一般而言,在有组织领域内就业——除了虽被有组织领域雇佣但不享有社会 保障福利的正式受薪工人和临时工;② 正规领域个体户兼自雇人士;③ 享有社会保障福利的正式受薪人员和临时工。


《2024年报告》使用的非正规就业定义涵盖:


一般而言,在无组织领域内就业;家庭部门内的所有个体户兼自雇人士、自雇无薪人员、和劳工。非正规领域个体户兼自雇人士;④ 不享有社会保障福利的正式受薪人员和临时工。


(三)

就业类型


综上所述,三大就业类型与有组织/正规”“无组织/非正规”领域和就业的概念相互交叉重叠,没有一对一的泾渭分明关系:


Self-employment/自雇就业(或个体户)涵盖所有自营/自雇人士、在职雇主、家庭部门无薪人员和劳工;


Regular employment/正式就业涵盖所有劳动期限相对较长且通常每周或每月支付工资或薪水的工薪人员。由于正式就业具有规律性和提供相关社会保障福利,一般上被认为是提供更高质量的就业岗位——然而非正规就业定义显示一部分正式受薪人并不享有社会保障福利,显然正式就业属于概括式类型,包括就业岗位质量偏低的亚类型;


Casual employment/临时就业涵盖所有没有任何劳动期限且大多按日薪受雇的人员【注3】。临时就业由于其不规律的性质和较低的日收入,所提供的就业岗位质量相对较差。


二、数据分析:就业质量


本篇第五节已经介绍了《2024年报告》以印度官方数据作为研究原始依据【注4、注5、注6】。本篇第六节和第七节分别以具体数据变化趋势论述了印度特色经济增长-就业结构转变(即所谓无就业性经济增长)和就业指标数据变化趋势。


《2024年报告》强调:“像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就业增长或失业率下降【即就业指标变化】都不意味着广大劳工就业条件的改善。”因此,本节主要从就业质量角度继续探讨印度特色经济增长-就业结构转变。下节则从就业待遇角度进一步探讨。


(一)

非正规就业主导和正规领域“非正规化”趋势


虽然2000年至2022年间正规领域就业的比例略微上升,整体而言印度的劳动力市场依然属于高度“无组织/非正规”性质,2022年90.3%的人员属于非正规就业,与2000年的91.5%比例比较并无重大改进(图1.8.1)。


尤其值得注意的一个趋势是正规领域中非正规人员的比例有所增加——即所谓正规领域的“非正规化”—— 正式正规就业比例从7.5%(2012年)上升至10.2%(2019年)后逆转下降至9.4%(2022年)。


此外,没有书面雇佣合约的正式员工比例则从64.5%(2012年)增加至69.8%(2019年)后虽逆转为 61.9%(2022年);然而2022年拥有3年或更长期限雇佣合约的正式员工比例仅为26.4%,虽比2019年(21.5%)有所改善,却尚未追上2012年(29.1%)的水平。根据2022年约5.45亿年龄15岁及以上就业人口换算,正式员工规模约5.3千万、拥有3年或更长期限雇佣合约的规模约1.4千万(换言之,仅占15岁及以上就业人口2.6%比例),印度劳动力市场就业待遇之亟需提升改进不言而喻;下节将从劳动收入角度进一步阐述就业待遇趋势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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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1:2000年至2022年间印度劳动力市场的正规和非正规性质变化趋势。图源:印度人类发展研究所。


(二)

个体户持续主导


具体数据变化趋势显示(图 1.8.2):


2000年至2022年间,个体户始终占主要就业类型的一半以上比例;印度劳动力市场个体户之高比例,在全球范围上也属于最高比例之一。该比例在2019年至 2022年间呈现上升趋势,这一趋势可以结合本篇第六章已经介绍过的农业就业大幅增 长一并解读——其中大部分属于女性劳动力从事自雇就业类型的无偿家务劳动活动(即勉强维生活动)的增加——从就业质量角度来看属于恶化趋势;


2000年至2019年间,正式就业类型比例持续大幅增加,从14.2%(2000年)升至23.8%(2019年)、增幅近10%。然而,2019年至2022年间增长趋势逆转、跌至21.5%(2022年)。这一趋势与本篇第六章已经介绍过的制造业和服务业就业的增长变化一致,因此两者应一并解读——制造业和服务业(严格上应该只限于现代服务业部分)的增长与正式就业的增长之间有直接关系;


2000年至2022年间,临时就业的比例持续下降,从33.3%(2000年)降到22.7%(2022年)。换言之,除了一部分临时就业转变为个体户——这一部分大约可以解读为莫迪“油条经济学”的效应——绝大部分的转变是临时就业转为正式就业。乍看之下这是具有积极意义的改善,然而结合本篇第六章已经介绍过的建筑业就业岗位性质一并解读,实际改善意义有限:建筑业创造的大多数就业属于非正规就业,即便属于正式就业但工资低、无或低就业福利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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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2:2000年至2022年间印度劳动力市场的就业类型变化趋势显示个体户始终占主导地位。图源:印度人类发展研究所。


2019年至2022年间印度劳动力市场逐年的就业类型变化趋势(图1.8.3)和产业分布变化趋势(图1.8.4)均呈现因新冠疫情冲击以及后疫情复苏时期就业增量整体疲软,意味就业质量整体恶化。所谓就业质量整体恶化,可以概括为正式就业(图1.8.3),以及制造业和服务业(图1.8.4)两大方面,均面临就业增量有限(或下降)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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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3:2019年至 2022 年间印度劳动力市场的就业类型变化趋势显示正式就业增量下降,意味就业质量整体恶化。图源:印度人类发展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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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4:2019年至2022年间印度劳动力市场的产业分布变化趋势显示制造业和服务业就业增量有限(或下降),意味就业质量整体恶化。图源:印度人类发展研究所。


三、数据分析:就业待遇


在就业待遇的变化趋势,除了上节已经介绍过的书面雇佣合约比例变化分析(图1.8.1),《2024年报告》也从劳动收入角度分析入手。


(一)

劳动收入水平


每月平均劳动收入(按2012年价格水平测算)变化趋势显示(图1.8.5):

正式受薪人士的劳动收入水平最高、个体户次之、临时工最低。三者比例分别约为1.0:0.6:0.3(2012年【注7】)、1.0:0.6:0.4(2019年)、1.0:0.6:0.4(2022年);

2012年至2022年间正式受薪人士的劳动收入水平呈下降趋势,虽然2019年至2022年间下降幅度有些放缓;

2019年至2022年间个体户的劳动收入水平略有下降【注8】;

2012年至2022年间临时工的劳动收入水平呈持续但缓慢的上升趋势。《2024年报告》明确指出临时工劳动收入涵盖从事由“Mahatma Gandhi National Rural Employment Guarantee,MGNREGA/圣雄甘地国家农村就业保障计划”拨款所资助的所谓“公务”,实际性质大约等于失业补贴【注9】,因此所体现的临时工劳动收入水平上升不能赋予太大的积极意义(图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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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5:2012年至2022年间印度劳动力市场三大就业类型的每月平均劳动收入(按2012年价格水平测算)变化趋势。图源:印度人类发展研究所,《2011-12年全国抽样就业与失业调查报告》,郑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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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6:2014-15至2023-24财政年圣 雄甘地国家农村就业保障计划拨款趋 势。图源:Mint/铸币报(2023年2月2日)。


(二)

劳动收入分布:正式受薪人士‍‍‍‍


图 1.8.7 显示:


2012年正式受薪人士每月平均劳动收入最大区间在2,001-5,000 卢比(29.4%);

2019年和2022年最大区间上升到5,001-10,000卢比(分别为35.8%和 38.9%), 然而高于20,000卢比区间的比例皆低于2012年;

2019年10,000-20,000卢比区间的比例上升到22.3%高位后2022年回跌到与 2012年持平(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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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7:2012年至 2022 年间正式受薪人士每月平均劳动收入(按 2012年价格水平测算)分布变化趋势。图源:印度人类发展研究所。


图 1.8.8 显示按照五分位数区间(Q1 至 Q5)进行分析:


第1(Q1)至第3(Q3)五分位数区间(即底层60%)的正式受薪人士每月平均劳动收入水平从2012年至2019年间有所增加,但在2022年持平或有所减少(仍然高于2012年水平)。

第4(Q4)和第5(Q5)五分位数区间(即顶层40%)的正式受薪人士每月平均劳动收入水平从2012年至2022年间持续减少。

以第1(Q1)和第5(Q5)五分位数区间(即分别为底层20%和顶层20%)的每月平均劳动收入水平测算所谓正式受薪人士群体中的收入不均指数,该指数从2012年至2022年间有所改善(分别为8.2%、11.2%、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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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8:2012年至2022年间正式受薪人士每月平均劳动收入(按2012年价格水平测算)五分位数区间平均水平变化趋势。图源:印度人类发展研究所。


(三)

劳动收入分布:临时工‍‍‍‍‍


图 1.8.9 显示:


2012年和2019年临时工每月平均劳动收入最大区间在2,001-5,000卢比(分别为68.1%和 50.2%);

2022年临时工最大区间上升到5,001-7,500卢比(44.9%);

2012年和2019年高于7,500卢比区间的比例低于10%,然而2022年高于 7,500卢比区间的比例猛增并达到超过20%比例。

图 1.8.10 显示按照五分位数区间(Q1至Q5)进行分析:

临时工每月平均劳动收入水平从2012年至2019年间普遍减少——第3(Q3)和第4(Q4)五分位数区(即中层40%-80%)例外——但在2022年全面逆转增加,第5(Q5)五分位数区(即顶层 20%)更直逼10,000 卢比水平;

以第1(Q1)和第5(Q5)五分位数区间(即分别为底层 20%和顶层 20%)的每月平均劳动收入水平测算所谓临时工群体中的收入不均指数,该指数从2012年至2019年间有所恶化(分别为26.7%、22.8%),但从2019年至2022年间则有所改善(分别为 22.8%、29.9%)。

如上节所介绍,临时工群体出现这一连串待遇“改进”与圣雄甘地国家农村就业保障计划拨款的资助(失业补贴)有关,因此不能赋予太大的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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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9:2012年至2022年间临时工每月平均劳动收入(按2012年价格水平测算)分布变化趋势。图源:印度人类发展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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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10:2012年至2022年间临时工每月平均劳动收入(按2012年价格水平测算)五分位数区间平均水平变化趋势。来源:印度人类发展研究所。


结合临时工和正式受薪人士构成基数更大的劳动力群体,根据前者最底层(Q1临)和后者最顶层(Q5正)五分位数区间的每月平均劳动收入水平测算,应该能更具代表性地展现印度劳动力群体中的收入不均问题(图 1.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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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11:2012年至2022年间印度劳动力群体中的收入不均问题。图源:印度人类发展研究所。


(四)

最低工资


印度劳动力群体中的收入不均问题根源之一可以追溯到最低工资水平规范未获得落实,而且如图1.8.12所示问题极为严峻,是综合评价印度劳动力市场就业待遇时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困局:


在农业领域内,高达73.9%的正式受薪人士实际工资未达到规范适用于农业非技术工人的最低工资水平。从事农业领域的临时工群体中,该比例高达76.2%;


建筑业领域内,39.3%的正式受薪人士实际工资未达到规范适用于建筑业非技术工 人的最低工资水平。从事建筑业领域内的临时工群体中,该比例更是高达69.5%;


如果以规范适用于农业非技术工人的最低工资水平衡量整体劳工群体,实际工资水平未符合规范的正式受薪人士群体比例是40.8%,未符合规范的临时工群体比例是51.9%,分别为接近或超过一半比例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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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12:2022年正式受薪人士和临时工群体中实际工资未达到规范的产业最低工资水平的比例。图源:印度人类发展研究所。


四、数字平台经济:新形式非正规经济?


新冠疫情期间,美国大量印钞撒币应对疫情所产生的流动性效应外溢到印度并引发一波初创高潮。莫迪政权不失时宜地把握这一时机,大肆宣扬其经济治理下促进初创政策收效显著、带动了创造就业(“初创企业经济学”)。随着以“unicorn/独角兽”标签这一创投界宣传手段普遍流行,莫迪政权又紧扣时事突出其经济治理下促进独角兽企业创建的政绩,“初创企业经济学”一举蜕变成为“独角兽经济学”。然而美国打造的钱潮退潮后,初创企业经济学和独角兽经济学光鲜亮丽的包装被剥光,充其量不过是升级版的“油条经济学”【注10】。然而,莫迪政权显然从热钱潮时期的初创企业经济学和独角兽经济学尝到甜头,寄希望于继续汲汲经营‘Digital India/数字印度’倡议【注 11】,其中就包括继续推动数字平台经济、发展所谓“gigeconomy/零工经济”。


《2024 年报告》指出:“数字平台上的工作条件很大程度上受服务协议条款的约束,这些条款通常将平台业主和工人之间的合同关系描述为就业以外的其它关系,这使得平台工人难以获得工作场所的保护和权利。”《2024年报告》继而引述印度官方信源指出【注12】:“工作保障欠缺、工资不固定和就业状况不确定等因素对零工或平台工作构成了重大挑战。”因此,《2024年报告》总结:“【数字平台经济/零工经济的兴起】实际上等于非正规经济以新形式再现或产生,并可能造成工作条件的进一步恶化。”这无疑加剧了上节已经介绍过出现在正规领域的“非正规化”趋势/问题。(梵华:这里的“零工经济”我觉得是当前互联网经济模式下新的就业形态,在我国称为“灵活就业/用工”模式,上面提到的零工经济的弊端其实在我国也是一样存在,例如外卖送货员被压榨却无太多保障也被社会所关注和批判。以传统的视角看可能觉得这是一种“非正规经济”,但是以发展的眼光来看,数字经济引领者全球产业的变革,很多传统行业都在萎缩,将“零工经济”视为“非正规经济”可能略显观念保守了。)


换言之,印度预计将持续困于高度非正规劳动力市场,数字平台经济或许能单纯从量的角度缓解无就业性经济增长困局的压力,但预计无法针对质方面的严峻挑战(就业质量和就业待遇均偏低,连带创造的收入不均等问题)提供结构性解方。


2024 年选举莫迪政权饱受反对党以失业问题攻击使得印度人民党选情受到冲击,印度劳工和就业部代表印度政府/莫迪政权出面就《2024年报告》向国际劳工组织提出抗议,抗议理由之一是指责该报告忽略了所谓“构成印度就业劳动力很大一部分的零工和平台工人群体激增,并且反映在青年就业人数增加方面。”综上所述,合理推论印度劳工和就业部的抗议纯属莫迪政权利用印度政府官方名义挽救印度人民党选情而编制的胡说八道,但却也符合莫迪政权典型的莫须有泛政治化操作模式。(梵华:同上,莫迪政府这么反驳并非无理取闹,数字经济下电商平台灵活用工人员增加的确是增加就业的一方面,但是我个人感觉这部分就业的增加的规模不会太大,主要受限于印度城镇化发展还远落后于中国,中产阶级的规模也远落后于中国(参见本系列关于印度中产阶级规模<3000万-8000万人之间>的多次论述)。印度的问题还是在于劳动力密集型的制造业就业人口太少。)


五、政策建议


《2024年报告》聚焦呼吁就业质量和就业待遇亟需提升,在“提升就业质量”的框架之下提出了若干具体政策建议,以下简单点评:


重点投资可能成为年轻人重要就业来源的领域——如儿童和老人护理、数字 经济等——并加强监管力度。然而对于就业质量的担忧仍然存在故亟需解决……当务之急是在创造就业机会的同时,必须致力于促进体面的工作条件,并在基础设施和其它领域进行必要的投资。”上节已经介绍了《2024年报告》提出数字平台/零工经济虽有创造新工作机会的潜能,但工作质量堪忧(临时、非正式、非标准性质的工作)。《2024年报告》提出重点投资儿童和老人护理以应对“人口结构转变”,相当具有前瞻性但也同时点出了印度在经营护理领域方面亟需改进;


促使城市化和移民政策具有包容性……如今,移民占印度城市扩张的五分之一强,但大量移民(主要是年轻人)属于【往返与农村和城市】的‘循环移民’……官方调查并没有充分反映印度的移民规模和【真实情况】……随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寻求体面的工作,印度未来的城市化和【农村流向城市的】移民速度可能会更高……”就此,《2024 年报告》提出“发展基础设施较好的中小城镇……以防止青年人迁移到大城市工作”的政策建议相当具有看点,值得进一步关注;


此外,《2024年报告》也提出所谓“支持印度继续向海外移民”的政策建议——该报告引述数据显示2010年至2021 年共有约350万印度劳动力流向/移民海外寻求就业机会——除了从单纯的印度本土就业角度分析,外界还应从更宏大的地缘政治和国际经济博弈的角度加以关切;


“发挥劳动政策和劳动法规的支持作用……劳工政策和劳动条例应确保维持最低限度的就业质量,并尊重所有领域劳工的基本权利。”言外之意坐实了目前的所谓“产业最低工资水平”(图1.8.12)和其它规范只是光说不练、法律上没有实质监管实施效力。《2024年报告》的政策建议并未明确包括许多评论人士在舆论界热衷于议论的所谓“劳动法改革”,其背后原因值得深入研究;


此外,《2024年报告》也提出“需要采取综合办法提高经济正规化程度……需要激励非正规领域企业发展壮大并使之正规化。”本章已经量化展示了印度持续面临高度非正规经济/劳动力市场的严峻挑战,而且还面临新形式的经济非正规的冲击,因此该报告针对这一方面相对空洞的政策建议可行性高度存疑。


注释:

【注1】National Commission for Enterprises in the Unorganised Sector/印度全国无组织部门企业委员会。

【注2】一般使用惯例而言,“有组织”和“正规”两个词汇互为通用、“无组织”和“非正规”两个词汇亦然, 不做过多区分。因此,“无组织领域”也被称为“非正规领域”,如此类推。本章也采用这一惯例。

【注3】此外,从劳动收入倒推,临时就业类型也包括从事由“Mahatma Gandhi National Rural Employment Guarantee,MGNREGA/圣雄甘地国家农村就业保障计划”拨款所资助的所谓‘公务’,实际性质大约等于失业补贴。

【注4】《2024年报告》数据年份定义如下:由于定期劳动力调查和全国抽样调查局的数据调查覆盖时间为上一年7月至本年度6月期间,因此就业和其他因素数据定义为年末(例如2021-22年定义为2022 年)。所有其它数据则与财政年度(上一年4月至本年度3月)相对应,并使用简称(例如2021-22财政年简称为2022 年)。

【注5】《2024年报告》劳动力数据年份采用Usual Status,us 或UPSS/正常就业状态,即涵盖调查日前365天(含),Principal Status,ps/主要就业状态(指符合‘major time criterion/主要时间标准’定义下调查样本在调查日前365天内花费相对较长时间进行的经济活动状态)和 Subsidiary Status,ss/附属就业状态(指符合‘主要时间标准’定义下调查样本在调查日前365天内花费相对较长时间进行的经济活动之外,同时额外进行30天或更长时间的经济活动状态)累积相加而得。

【注6】《2024年报告》并未设章节专门介绍数据具体分析方法,但依然可以根据分散在个别章节(以及个别图表)的说明和数据来源)获得大方向的认知。

【注7】《2024年报告》因《2011-12年全国抽样就业与失业调查报告》没有调查个体户劳动收入而刻意放空数据。为了弥补这一空缺,笔者抛砖引玉,使用《2011-12年全国抽样就业与失业调查报告》中消费水平数据粗略倒 推2012年个体户的劳动收入。

【注8】同注7。

【注9】参见《中印梵华》《莫迪经济学鉴赏》《九、揭秘印度选举年预算》,2023年10月16日。

【注10】参见《中印梵华》《莫迪经济学鉴赏》《六、油条经济学就业论》,2023年8月1日。

【注11】参见《中印梵华》《莫迪经济学鉴赏》《七、数字印度虚虚实实》,2023年9月2日。

【注12】NITI Aayog/印度国家转型研究所《India's Booming Gig and Platform  Economy:Perspectives and Recommendations on the Future of Work/印度蓬勃发展的零工和平台经济:关于未来工作的观点与建议》,2022年6月。


作者简介:郑潜,东南亚华裔,应用经济学学历,研究兴趣方向包括印度。